“最近这里可喧闹了，你也知道的，这个特别的时候。首先是本地媒体蜂拥而至，再来是海外媒体，紧接又来了许多悼念昆德拉的游客，其中有许多说法语的人。”图书馆管理员一边添置架上的昆德拉纪念卡片，一边说道。 捷克裔作家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的出生地，捷克第二大城市布尔诺（Brno）在今年四月，以昆德拉九十四岁生日礼物的名义，落成了米兰昆德拉图书馆（Knihovna Milana Kundery）。谁料数月后，图书馆就因昆德拉的去世，成为了的书香灵堂——图书馆的射灯打在昆德拉的遗照上，一旁摆放了红白鲜花，让读者吊唁。七月中旬，昆德拉因久病缠绕，在法国巴黎公寓去世，终年九十四岁。消息尤如闷热天气中的响雷，撼动世界，打开社交媒体软体，尽是友人转发昆德拉名言的悼念发文，及新闻组织整理昆德拉生前恩恩怨怨、引发社会议论等帖文，图书馆在这个时势多了访客也是理所当然。 米兰昆德拉图书馆位于摩拉维亚图家图书馆一楼，馆藏有昆德拉及其妻子Věra捐出的约3,500本著作，包括昆德拉的名作《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轻》、《玩笑》、《可笑的爱》等中文、英文、日语、韩语、法语、捷克语等译本，皆从昆德拉的巴黎公寓运抵布尔诺，未来仍会不断增加。虽然昆德拉出生捷克，但他作品的捷克语译本，并不见得比其他版本齐全，此话下文再谈。此外，图书馆珍贵之处，是其蕴藏的档案录，包括尚未在面世的昆德拉修改备忘，这些案卷均需电子化后才会供公众参阅。 一手策划昆德拉图书馆的文学史家Tomáš Kubíček 指，这个图书馆有趣的地方是，每周至少会有一至两本书上新，因为昆德拉生前跟出版社签署了备忘录，书本尚未在出版商所属国出版前，其他机构不能率先公布；外界亦会有机会一探昆德拉的书架，其中包括政治家、作家、哲学家的丛书，包括意大利国宝级导演费里尼（Federico Fellini）、捷克哲学家卡莱尔·科西克（Karel Kosík）的著作，及昆德拉在布拉格之春时期、流亡法国时期的相集。“我现在也活到昆德拉当初流亡法国的年纪了，人到中年只买自己需要的东西，选择会更加鲜明，所以这个时间的昆德拉书架就更有代表性。”Kubíček解释道。加上昆德拉流亡生活飘荡，居无定所，能在奔波间经筛选留下的书本，对他必定深具影响力。不过这些书本尚在昆德拉巴黎的公寓，搬运时日未定，“可能等Věra（昆德拉妻子）处理好昆德拉身后事再说吧。” 昆德拉的流亡与“家” 捷克老一辈人有个玩笑：“哈维尔坐牢，然后当了总统；昆德拉去了法国，然后当了作家。”可见在捷克某部分人心目中，还是有着某种褒贬；加上昆德拉流亡法国后改以法文写作，拒绝以捷克“异见作家”身份自居，流亡十年后索性拒绝受访，各种关于昆德拉身份认同的问题，也就更多被揣测所定义——他就是个法国人。Tomáš 却斩钉截铁说：“他当然是捷克人。”昆德拉图书馆的成立就是个铁证，因为正是昆德拉拜托Tomáš 的，“昆德拉在巴黎的家堆满了书，公寓是寸步难行的程度，有天他说Věra作了一个梦，说要把家中的书都带回‘家’，于是成就了一桩美事。”Tomáš 指，捷克驻法国大使四年前将昆德拉被褫夺的捷克（前捷克斯洛伐克）国藉亲手奉上，早在几十年前，苏联铁幕倒台，昆德拉一有机会就有时不时回“家”，要切断与“家” 的连结，又岂是几句流言蜚语可以遮蔽的东西。 昆德拉的作品被译成多国语言，唯独母语捷克语的译本，他要求一定要由他本人翻译，事源他一段“创伤”。昆德拉在流亡初期，尚无法以法文创作，《玩笑》首以捷克语现世，由翻译家译成法语，有一天昆德拉被朋友问道：“嘿我不知原来你的写作风格是巴洛克式的呢！”昆德拉大吃一惊，辩说：“怎么会，我明明是批判性的写法！”于是把译本拿来一看，果真看出不对劲，拿起笔来圈圈画画大改特改，其后甚至列出给翻译用的词汇对照表，“因为他用每一个字都是有原因的，他要翻译的，不只是文字，而且要翻译整个文化”，Tomáš 举例，“出生地”、“家乡”、“祖国”的法语是“patria”；德文是“vaterland”，法、德语的文化背景中，这两个字都是阳性的；但在捷克语，承载相若意思的“vlast”的词性是阴性的，阴性跟阳性的“家乡”的语境是十分不同的，前者会让人想起母亲的怀抱，后者让人想起父亲的肩膀，意思表达起上来自然是截然不同，“2019年的时候，我帮他在布拉格策展《Not Lost in Translation》，本来以为要他翻译一句做捷克语，他翌日就可以马上给我，但谁知他花了一个月！”也是因为翻译是个大工程，昆德拉到了九十岁也不得不停止翻译，无法以捷克语展示他所有作品的全貌。 铁幕倒下 Tomáš的昆德拉研究不再是禁忌 对于世界上的人来说，昆德拉是诺贝尔奖候选人、遥不可及的作家，但对于曾与昆德拉密切合作的Tomáš 来说，昆德拉在他心中的形象更为人性化，他思忖良久，道出总结：“他是一个很开明、很愿意聆听的人。”打小看昆德拉“禁书”的他也没想到有一天会与昆德拉本尊共事，“我在铁幕时代第一次看他的书，你只有在某个阅读圈内，才有机会可以看到被列为禁书的昆德拉作品，而且今天早上拿到书，翌日晚上就要传给下一个人看。跟其他人说‘我是昆德拉的书迷’也是绝对不可能的事。” 昆德拉的书本、学术文章，他都逐一咀嚼过；Tomáš 念大学，出于对昆德拉作品的钟爱，他对指导老师说：“我要写昆德拉。” 马上被老师一口拒绝，但世事难料，就在Tomáš 毕业前一年，苏联倒台，指导老师激动地找上Tomáš ，大叫：“是时候了！现在是时候了！”Tomáš 得偿以愿。专研捷克文学的Tomáš 毕业十年后，出的第一本书就是分析昆德拉的写作手法，出版商在没有告知他的情况下，私下把该书寄给了昆德拉。结果没多久后，竟然第一次收到昆德拉的电话，“我那时因为太过惊讶，足足五分钟没说话，昆德拉就在电话那头等，一直等到我回过神来，还说我写的书太过科学性，指我写学术文章可能会更好。”于是又十年后，Tomáš 出版了另一本书，这次他亲自把书寄给昆德拉，并获赞“这次好多了。”一来一往，于是就有了后来为昆德拉策展、开馆之事，也让他成为除妻子Věra以外，隐世昆德拉与外界的桥梁。 “终结即开始。”Tomáš 指，跟昆德拉聊天是一件很棒的事，又指他是思考的引撃，“ 每次我回答他的问题时，他都会叫我‘再想一次’，要我下结论后，试着重新再想，指‘没有问题会有终结的’这可能是昆德拉式的批判性思考吧？。”Tomáš 讲起亦师亦友的昆德拉，眼望远方，仿佛旧时光就在他眼前浮现，他也始终面带微笑。 从昆德拉离开捷克前的最后政治类文章，到他跟Tomáš 分享的“终结即开始”的思考方式，可以看得出他对事物的看法始终保持开放。布拉格之春宣告终结的同年，昆德拉在文学杂志发表“捷克的命运”（Český úděl），认为捷克人在民主运动中，并没输掉一切，反而埋下了希望的种子；哈维尔数月后，发表标题一样的反问文章“捷克的命运？”（Český úděl？），指国民若坐以待毙，拒绝反抗，绝对不能解开困局；昆德拉随之发表文章“激进主义与展示主义”（Radikalismus a exhibicionismus），分析政治形势，认为哈维尔既然否定有希望，还又又呼吁民众反抗，逻辑自相矛盾。随着政治清算开始，两人的笔战无疾而终，但仍然引出了后人一连串的思考。昆德拉也逐渐从公众视野隐身，专心写作，写的作品又或是文学，又或是哲学。 7月中旬，Tomáš 以摩拉维亚图家图书馆馆长身份，率先公布昆德拉的死讯，悼词中写道：“世界自此失去一名文学巨匠，但世人会以再读昆德拉的方式怀愐他。”在昆德拉的文学世界中，思考的空间不会中断，这也可体现在昆德拉图书馆正中央的标志性圆桌，建筑师希望到访者可以坐下来讨论，让图书馆成为思想的引擎，让讨论在这里开始，也可以在别处萌生，这也是昆德拉留下的一份国际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