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齣可能在香港不能上映的纪录片《忧郁之岛》,早于2022年7月在日本率先上映,引来日媒纷纷报道。 日本记者以“珍宝海鲜舫”作为引子 — 香港就如一艘沉没的船,一去不返⋯⋯《忧郁之岛》这艘船先在日本着陆,再经英国,它更有可能摘下今届台湾金马奬最佳纪录片状项,但在《港区国安法》落实后的“新香港”,依然归航无期⋯⋯ 香港电影上演“漂流记”,有港人在网上批评《忧郁之岛》对1967年的历史避重就轻,质疑导演陈梓桓收了左派人士的资金拍摄。2017年计划拍摄的《忧郁之岛》,于2019年众筹,当中有約20%的资金是日圆。拍摄计划最大的推手是亚洲纪录片发行商太秦株式会社(Uzumasa),创办人小林三四郎2019年二话不说便答应协助。 在疫情的两年间,日本发起“拯救戏院行动”,在低迷的电影市道里,小林三四郎坚持发行香港纪录片。小林指,趁日本还有自由的空间,便在日本争取最多的院线放映《忧郁之岛》。 “电影就如一面镜子,在生长的地方不能创作,是一件很痛苦的事。今时不如往日,全球自由正在不断萎缩,日语有句谚语,用绵条缓缓勒颈,让你慢慢窒息气绝身亡。不重视自由的时代已降临,我们应该协助《忧郁之岛》。”小林三四郎说。 “我只顾着要快点上映,不清楚他们的痛苦和危险” 2017年,陈梓桓前作《乱世备忘》在日本山形国际纪录片影展夺得“小川绅介奬”,太秦得到日本发行权,让这齣讲述雨伞运动的纪录片成功着陆日本,擦亮日人的眼睛。小林三四郎那时开始认识香港的纪录片,而日人对香港电影的认知亦不再是商业电影。 2019年6月香港爆发前所未有的反修例运动,小林先生在秋冬之间的山形国际纪录片影展重遇《忧郁之岛》的监製任砚聪。任把小林拉到一角探问:“陈梓桓有一个拍摄计划,想你帮帮手,你可否帮一把?”小林忆述当时二话不说就答应,“当时只是收到拍摄计划是横跨三个时代— 1967、1989、2019年,究竟我要怎样帮,我全然不知晓。” 2019年年底是香港抗争最激烈的时刻,小林望着新闻直播,心里焦虑着,叫陈梓桓早点完成,“快点做后期然后上映,日本人很快遗忘的⋯⋯”踏入2020年,日本遇上新冠病毒,陈梓桓向太秦要求延长拍摄,小林心里纵不贊成,但尊重《忧郁之岛》製作团队的决定。在之后的数个月,《港区国安法》有泰山压顶之势,日媒以法律的“坦克车”比喻《港区国安法》,认为它将彻底摧毁香港;落实后的7月1日,《产经新闻》以“香港已死”做头版标题;政治人物大抓捕,六四集会的自由不復再,一一应验《忧郁之岛》受访者之言— “香港人不能决定自己的命运”。 《忧郁之岛》记录了历史性时刻,说到这里,流着长长白发的小林先生微微垂头,眼泛泪光,语带愧疚说:“我只顾着要快点上映,不清楚他们的痛苦和危险⋯⋯我们一起製作,我竟不知道,实在不好意思⋯⋯”。小林坦言,他对于香港的印象停留在《乱世备忘》,港日两地存在“温差”,“看《乱世备忘》,没有想像香港已变到如此不堪。” 七十年代末是日本火红年代的尾声,小林由故乡新潟前往东京读大学,踏着学生运动的足迹,追求理想的国度。他曾身处反抗的年代,认为在纷乱的时代保持“对话”是很困难的事,因此小林特别赞赏《忧郁之岛》安排1967年少年犯杨宇杰与被控暴动待审的青年在狱中对谈的一幕,“杨宇杰的爱国主义是一场运动,香港独立也是运动;双方跨世代对谈是很难的,今日的日本人很难明白,这是难得的对话。” 小林说起封尘半个世纪的日本纪录片《三岛由纪夫VS东大全共斗》,当中呈现的左翼与右翼的对话是极为罕见,以他的记忆认知,日本左翼与意识形态相异的组织甚少对话,《忧郁之岛》做到跨越政治光谱、世代对谈,在历史上实属难得。 在今天,太秦成为日本观众重新认识香港的“窗口” 陈梓桓曾向记者说,《乱世备忘》有关青春与抗争,容易牵动观众热情,他分析这是在日本火热起来的原因。诚然,发行老板小林三四郎也因为《乱世备忘》的“青春政治”而燃点起昔日的抗争情怀,更多的是勾起很多过往的香港回忆,可惜一切已变成追忆。 回归前的香港电影,曾经在日本社会留下过痕迹。 李小龙在1973年逝世,生前留下《龙争虎斗》,电影风靡东瀛。小林三四郎忆述在新潟小戏院首次看《猛龙过江》,已被李小龙的魅力深深吸引,一班十多岁小子一出戏院忍不住模仿李小龙擦擦鼻子发猴叫“我喳—”,双腿微微举起已蠢蠢欲动打中国功夫。之后1986年周润发的《英雄本色》俘虏不少女影迷,今年4K版本在日本再度公映,依然座无虚席。小林的妻子是周润发的忠实影迷,90年代到香港旅游,就是为了去周润发的出生地南丫岛朝圣。 回归前《香港製造》呈现九七大限的苦涩青春,小林说当时为香港电影带来新气象,王家卫《阿飞正传》的遗美影像令影迷爱不惜手,金城武当时又是人气影星,香港电影风潮到《古惑仔》系列才终止,可惜回归后的香港电影不知为何突然断了线,失联了。 太秦于2021年发行何韵诗的纪录片《Denise Ho:Becoming the Song》时,完全感受到港日失联的“后遗症”,“何韵诗是香港很有名的歌星,以前香港明星代表亚洲明星,可惜日本观众是由2021年这齣纪录片才认识何韵诗。”太秦在疫情间发行了好几齣香港纪录片:2021年有《Denise Ho:Becoming the Song》,2022年有《忧郁之岛》和《时代革命》,太秦成为了日本观众认识香港的“窗口”,小林说他与很多观众一样,每次也流着泪走出戏院,因为这已不是他们认知的香港,情况变坏的速度比预期快,一时间难以接受。 回归前的香港,对小林三四郎来说,有别其他亚洲城市,“香港既不是任何国家的地方”,又是一个“不受任何人束缚”的城市,四处散发“烂挞挞”的自由。 他说当年每次去香港,是向“自由”朝圣。“在日本第一句学的广东话就是‘平啲啦!’,在香港逛街时真的听到有人讲:‘平啲啦!’,我好惊讶,香港人真的会这样说的,没有日本人购物时会这样说的。”最教小林难忘的,是80年代每次去香港,“带一条底裤便可以上机” ,“下飛机後去‘佐丹奴’买T-Shirt就可以,老板就是Jimmy Lai (黎智英),他今日都被捕了⋯⋯所有东西都改变了。” 事隔二十多年,他在《乱世备亡》里頭重新认识香港,当时还是和平抗争,警察还尝试制约武力,疫情的三年间,他没有再踏足香港,小林从他发行的香港纪录片里重新认识香港:“实在没有想像,两、三年间就失去自由。” 对日本人来说,这是一个“狼来了”的警世故事 “香港故事”对于很多日本人来说,是一个“狼来了”的警世故事, 小林以日文谚语“真绵で首を缔める (日本绵绳勒颈)”来形容全球自由的现况,自由是不知不觉间一点一点的消失。作为发行亚洲纪录片的负责人,小林三四郎深深感受到日本也在风云色变,自由正受到侵害。 2021年太秦发行《狼をさがして》惹起右翼组织不满,在这十多年间没有出动的右翼货车,突然驾驶在横滨戏院门外广播,要求戏院停止上映,日警回复太秦,右翼组织得到许可驾车巡游。神奈川厚木戏院负责人见状,遂向太秦表示为了观众安全起见,决定不上映这齣纪录片。 《狼をさがして》是讲述70年代日本无政府主义组织“东亚反日武装战线”对财阀日企作出一连串的恐袭事件,事隔半个世纪后再访问当年的参与者。小林三四郎两年前在记者招待会解释:“这齣纪录片是追溯他们当日的思想、目的和今日的变迁。”纪录片呈现事实,仅仅如此。纵使纪录片招惹右翼组织巡车抗议,小林强调“公司从没有收到任何来自官方直接或间接的恐吓,劝喻我停止放映。” 忠于历史是小林三四郎当初发行纪录片的初衷,小林认为在戏院放映电影本身就是民主国家体验自由的一种方式:“就算有人反对(电影内容),公开互相批评,这样才是自由。如果政府不让作品上映,这是很奇怪的事。” 环顾世界的自由情况,小林对未来的自由并不乐观,“自由这东西,在香港可以瞬间消失⋯⋯不重视自由的时代已来临了, 日本只会愈来愈难,但日本人亦没有警觉性。”趁日本还有自由的空间,小林说有责任传递香港的故事,“陈梓桓在《忧郁之岛》传达了2019年的一种痛,他做到了,而我这边也有责任,也应该传达这种香港之痛。” 发行无数他国的“禁片”,小林三四郎预言像《时代革命》、《忧郁之岛》这么直白的纪录片,应该难以復再。自由一去不返,日本在战前经历一段颇漫长的白色恐怖年代,小林三四郎对香港的情况感到悲观,他说回復自由之都,或要待百年之久。电影作为社会、时代的镜子,他认为香港创作人未来要学会“踩着红线”,用不同的表达方法创作下去,朝着这个方向去拍,也会有好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