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9年在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毕业后，影像创作人杨适榕游走于多种身份。与同学Candice Ng合导的毕业作品《ephwaipi》，宣泄作为女性面对的种种社会规范，任职著名外国媒体Nowness，致力制作影像，引介东南亚的独特影像艺术；2022年与一众艺术、摄影朋友在自己大南街的工作室策展“汝州街临时游乐场”，思考人在都市空间无时无刻面对的临时状态——土地问题，她的工作室本身亦随时有可能因业主加租而结束。 “在这个人人都可以生产影像的时代，我一直要求自己不要随波逐流，我不想生产一些有如废品的影像，包括怎样梳理不同的影像作品给适合的观众看，也希望我关注的议题上，可以不断找到新的可能去呈现，因为我性格很怕闷。”杨适榕说。 读完新闻后，她投身影像创作 近年香港青年影人皆倾向在作品中呈现社会议题，彰显人文关怀。新导演如黄进的《一念无明》关注精神健康怎样影响家庭伦理、陈小娟的《沦落人》拍出残疾人与外佣的处境、杨适榕的同系大师兄曾庆宏最近推出的首部长片《过时・过节》，反映香港家庭的困境。 杨适榕就读中大新传系时，副修社会学，当时占中發起人之一的陈健民仍然在系内任教。当时她反覆思考，将来要成为记者，还是在社会学上研究？当后她决定投身影像创作。“那时觉得新闻虽然可以呈现议题，但资料都要很直接地撰写，然而很多人对Hard Fact兴趣不大。当时很喜欢看香港电台制作的单元剧，像《女人多自在》等剧，用戏剧包装议题，更能够打动人心。” 她的毕业作品《ephwaipi》，透过戏中两位女演员即兴演出，投射现实中自己对性别、宗教及爱情关系上女性遇到的挫折，以复述、再现去治疗内心伤痕。杨适榕来自一个家教严厉的家庭，中学就读著名宗教女校，接触很多宗教上对女性的规限，如强调女性必须贞洁，穿着要得体。 “后来我在电视台实习，也当过婚礼摄影师，在片场工作，男同事见我是女生，就把工作抢过来做，着我是女生就不要搬搬抬抬，即使他们可能是善意，但性别定型非常恼人。除了性别，在职场也有很多不公义，当婚礼摄影师时，试过工作十二小时以上，酬劳只有八百元。所以在《ephwaipi》里，是一个比较实验性的作品，我们想用来表达以上种种情况，不满与愤怒。” 推出毕业作品后，不但有很多观众向她表达共鸣，更获辛丹斯电影节的“香港短片比赛”表扬。现在她在Nowness Asia工作，接触来自东南亚的录像作品，发现非英语地区的作品不但有其独特的文化景观及历史质感，愈找下去自身的视野也变得更开阔，她形容过程有如“寻宝”。 生于1997的临时城市 “愈接近2047年，我身体的蠕动会愈强，犹如一条被砍头的鱼。抵至身体的中段 ，亦即我 25岁 的 2022 年，腰部以上的躯体都是消失的。归因香港已死，抑或需于混沌中探索重生？” 去年，杨适榕分别推出一个作品及一场展览。 《My Body As Her Vessel》作为身体艺术（Body Art），生于1997年的她把身体化为一个载体，从1997年至今的历史大事，由脚至头逐步向上安置，就像胎记或伤口。而2022年，她正25岁，香港也来到“五十年不变”的中间，在《汝州街临时游乐场》展览，她这样写道： “这城市有些游乐场，规划不及正式公园设施完整，既没有实际的土地用途，也没有被拆卸，只是一直维持‘临时游乐场’之名，而这个临时的状态，可能一转眼便是五十年。那些曾在简陋游乐设施中捉迷藏的孩子，如今已经是知天命的年纪？ ” “我觉得自己并没有创作的母题（Motif），还是不希望自己被任何框架限制，主要都是从自己感兴趣的议题出发：性别、青春、社会，都会想把它们渗透到作品里。身份也一样，我并不是一个专业的策展人，但有见自己在深水埗租来的Studio很临时性，旁边的发廊老板提过他的店位已经加租到四万，所以想在业主未加租赶走我之前，开放这个空间给我的朋友一起创作，展出作品。” 杨适榕形容，这一切都很有机、自然、由下而上，八至十位朋友各自有创作，也没有申请官方资助，更没有学术词汇赋予“高大上”意义。享受当下仍有的时间，大家一起来玩，她这样总结。 生于1997，在充满社会动荡的2019年毕业，25岁后杨适榕如何整理自己目前为止的创作？她答得清脆：继续找自己的路，不想在人人都可以随手生产影像的时代，生产废品般的作品。 “我一定不会甘于现状，想继续接不同的创作计划，下一步我想离开香港，去外国继续学习，但是现在未肯定细节。可能我想在外国找一些新灵感，探索一些新的创作方式，因为在一个跨文化环境里，可能我会找到一些新线索，深化我的创作，或者找到另一个有兴趣的题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