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1月19日是第59届金马奖颁奖典礼，其中台湾恐怖电影《咒》（ Incantation）刷新了台湾恐怖片得奖纪录，入围包括最佳剧情片、最佳导演、最佳女主角、最佳新演员等多达13个奖项，仅次于本届入围14项的香港电影《智齿》（Limbo）。此外，从2022年3 月上映至今，票房亦已超过1.6亿台币，也是仅次于《返校》（Detention）的台湾国产恐怖片亚军。《咒》于netflix上映后，也曾跃上日本、香港、新加坡等冠军。 由柯孟融执导、张喆崴编剧的《咒》，改编自高雄的邪教社会案件。故事讲述单亲妈妈李若男，6年前与男友回乡拜访亲人，期间发现自己怀孕。随后因一些事件，若男等人受村内敬拜的邪神“大黑佛母”诅咒，男友与家人都陆续意外死亡。 幸存的若男虽然顺利产下女儿朵朵，却因一连串失去挚爱的打击而精神衰弱，丧失监护权。为取回朵朵的抚养权，若男开始接受心理治疗，却也逐渐发现邪神“大黑佛母”过了多年后，仍不愿意放过自己，更逐渐缠上年仅四岁的朵朵，希望将她“献祭”给邪神...... 《咒》全片大量使用伪纪录片（Pseudo-documentary）方式拍摄，由饰演李若男的演员蔡亘晏，亲自手持镜头拍摄大量画面、搭配第一人称叙事、并打破第四面墙对观众说话、要求一起念咒祝福，让整体观影经验更为立体。 “你相信祝福吗？”故事初始由护女心切的女主角做出的自我提问，最后也成了令观众挥之不去的诅咒阴影。身为母亲，为了保护年幼的女儿，你愿意做出多少牺牲？而饰演“李若男”一角的演员蔡亘晏，自己也是一名母亲，同时兼具母职与演员的身分，她与我们谈了谈自己如何揣摩片中的母职、母爱，以及交织而生的“诅咒”与“祝福”。 （以下内容涉及剧透，请小心阅读） “无私的母爱”与“够好的母亲” 上映后，《咒》的电影结局引发不少观众的两极讨论——在影片全程，主角李若男手持镜头拍摄影片，要求观众跟着她一起念咒祝祷：“一起将祝福传递出去，保护我的女儿”。然而在电影最后才真相大白，原来观众所念并非祝福，而是诅咒，女主角希望透过传递诅咒，稀释“大黑佛母”在朵朵身上的强度，由世人共同承受业障。 “六年前的李若男还是另一种状态，她比较有自信、声音清亮，比较像我现在说话的样子。但六年后，当发生了这么多诅咒，她因此变得萎靡，好像整个人被缩得很小很小。”蔡亘晏说。 “我刚接到这个角色的时候，其实很不认同李若男。因为我会去批评，觉得这个角色怎么这么不坚强？怎么就这么懦弱？”心疼女儿生病挨饿，不顾施法的庙公奉劝，依然喂食女儿凤梨；更在电影最后不惜将诅咒传给所有观众——既是母亲，也是演员，蔡亘晏说，到后来她反而可以理解女主角的复杂与绝望心境。 “一开始帮导演读本，还没确定要参演时，我就告诉他，这个（角色）一定会被观众骂。你确定不要改？可是当我接了角色后，我才发现原本我对主角的讨厌，可能是‘蔡亘晏不喜欢这个角色这样生活着’。那李若男自己呢？她会不会在乎自己被讨厌呢。” “有些观众会想说，怎么她一点愧疚的感觉都没有？但如果我是李若男，我一定也会选择先救自己的小孩。所以有些观众觉得主角很自私；有些观众觉得看个电影也要受诅咒很晦气，那我也只能以演员的身分来说‘sorry’。” “身为母亲，没有人是全能的，你也透过这个角色知道，没有人是完美的，谁都有很脆弱很迷茫的时候。但主角在做了这么多事情之后，她已经孤立无援、只剩一条路走了。到那个时候，我才慢慢觉得我跟她越来越靠近，”蔡亘晏说。“你会知道，身为母亲，她已经尽力了。” “我可以这样背着你跑一百次” 蔡亘晏自己也是个年轻母亲，和同为演员的丈夫黄健玮育有一个10岁的女儿。在《咒》片中，她与饰演“朵朵”的7岁小演员黄歆庭有大量对戏场面，她坦言，自己虽然已经是个母亲了，但也依然从戏内戏外与黄歆庭的互动，一次次重新体验演员与母亲的角色成长。 “有一段戏，是我要抱着她在海边放风筝，其实她已经不轻了，因为她一直都是个食欲很好的孩子。那场戏的安排是我要背着她放风筝，在沙滩上跑步。沙地本来就很难奔跑，那天风又大，要背着小孩，还要拿着一个娃娃，娃娃里面藏着针孔摄影机，镜头一定要拍到自己。当天我来来回回跑得喘不过气，都快要吐了。后来我们两个坐在堤防上休息，那时候我已经累到快要死亡。” “但在那个时候，她突然在旁边告诉我说：‘若男妈妈，你好像我真的妈妈。’我的眼泪就开始在眼眶打转。我心里就想，我可以再这样背着你跑一百次，因为你知道那是一颗小小的心，愿意相信你。” 尽管看来很擅长揣摩母亲心境、也在戏中与黄歆庭相处融洽，但她坦言，自己原本非常害怕小孩，是生了孩子后，在生活中日复一日的学习，才终于能够放下心中的成人，把孩子当成平辈相处：“我在生小孩之前，我自己也是很怕跟小孩相处的，我害怕跟小孩社交、怕自己不被小孩喜爱。我怕自己没有那个心脏，去承受小孩子们的不喜欢，就像是怕失败的感觉。但生了小孩之后，你不只要跟自己的小孩相处，她还会有很多幼稚园同学，他们会童言童语的跟你讲话。后来我只好试着把自己当成他们的朋友，我想呛他们就呛、想聊天就聊天、我累了不想聊天就说我现在累了，你们自己去玩。” “当你很明白跟小孩表达自己的想法的时候，他们其实也是可以理解的，并没有我之前想像的那么可怕。” 演员成为母亲之后，被定型的难题 在好莱坞电影业，过去便有许多女星提出抗议，认为一旦自己怀孕生子，角色就会被定型（typecasting），除了母亲之外难以再拿到其他角色的剧本。 而回顾蔡亘晏的演艺之路，过去亦多次接演母亲角色，例如2018年舞台剧《妈妈歌星》饰演流落日本歌舞伎町街头的单亲妈妈蝶子、2019年的台湾电视剧《镜子森林》则饰演车祸脑伤女童泱泱的母亲。对于角色定型的问题，她有自己的一番想法。 “我不会排斥当我真的生了小孩，就一定不演妈妈的角色。因为当我的生命经历就是这样，很多事情其实都（像是冥冥之中）已经安排好了。也许你当下不是最满意，但你还是可以在局限的框架里面，发现更多潜力。”她说。 “创意很多时候的来源都是这个样子。因为有时当一点规范都没有的时候，我们反而会像无头苍蝇一样不知从何开始；但当有人给你一个规定，说‘你今天只能演受苦受难的妈妈！’你就会突然开始想说，好，那其实受苦受难也有很多种，我今天要表现的是哪一种，从而让观众去理解，原来世界上有妈妈长这样，长那样。”她举例道，与传统对母亲形象单一的想像不同，妈妈的模样可以是各种各样的：有的妈妈很荒谬、无厘头；也有的妈妈是传统的、也有进而变成开始情绪勒索其他家人的。 “这些面向都非常珍贵，因为人性本来就有很多面，而且人的一生也会改变很多次。今年的我跟明年的我，也许因为经历了一件事情，想法就开始不同，如果以演员来说的话，当你的内在想法变了，你看世界的想法变了，你的表演也会开始不一样。”她说。 “母亲”与恐怖片中的阴性怪物 而在电影当中，引起讨论的还有邪神“大黑佛母”的意象——一个怀孕的母体形象，袒胸露乳，看不见面孔，拥有操持台语的女人嗓音，脚边围绕孩子并要求儿童“献祭”。 母亲与生育的角色，也在东西方恐怖片中时常出现：雷利·史考特（Ridley Scott）执导的《异形》（Alien，1979）系列的女性生殖器与生育意象、戴伦·艾洛诺夫斯基（Darren Aronofsky）执导的《母亲！》（mother!，2017）的大地母亲之怒；到程伟豪导演的国片《红衣小女孩》（The Tag-Along）的婴灵诅咒、乃至于《咒》的大黑佛母喜爱孩童献祭。 在大众文化研究中，将这些形象称为“怪物化的女性”（monstrous-feminine），其中，母亲的角色时常被描述阴性且未知力量的强大力量，却也有研究认为，这同时也无形中巩固了传统母职想像——一体两面地展现了阴性恐惧的能动与不能。 蔡亘晏分享，自己在拍摄期间做的一项功课，就是看遍各式各样的恐怖片。她举例，台湾“鬼后”王钏如的《鬼嫁》（1976），剧中里面的女鬼力量非常强大；而也有许多的台湾复仇电影翻转了过往的女性形象。 “过去我觉得那个对我来说是种手段，以长久要经营鬼片来说，是一种技巧。因为大家觉得女性容易情绪化、做错事、一些无法挽回的事、或者是常常被跟精神疾病做连结，这都是很好操作的。”她认为，外界对女性的这种印象被运用在恐怖片这类主题下，是一种看上去简单、容易操作的模式。 但她也认为，过去传统文学或影视中常见的“怪物化的女性”，在各种当代的叙事中，能够得到赋权（empowerment）的新翻转。 不仅女性形象，各类性别议题也在创作中突破传统。她以最近台湾将上映的另一部恐怖喜剧电影《关于我和鬼变成家人的那件事》（2022）为例：“里面的林柏宏跟许光汉，就是很好笑很翻转的同志喜剧。以前台湾习俗都是‘捡地上红包’是要跟死掉的女生冥婚，但这部片就是捡了红包，但跟男同志‘冥婚’。” 她认为，从这些作品中，也可以看到台湾恐怖片正在逐渐尝试不同角度，结合传统元素与平权价值，去重新诉说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