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ading... 80年代：理想主义 1987年5月6日， 一场特大火灾席卷大兴安岭。浓烟在森林上空盘旋近一个月，5万人流离失所，193人葬身火海。 团中央机关报《中国青年报》时任记者叶研与三名同事奔赴火场，用加盖空军作战部章的团中央介绍信，乘军用飞机到齐齐哈尔，转乘军方直升机到塔河。 出发前的准备会上，编辑、记者一致定调：要摈弃过去的“灾难即凯歌”式报道，灾难就是灾难，绝不歌功颂德。一个月后，三篇整版全景式报道《红色的警告》、《黑色的咏叹》和《绿色的悲哀》陆续刊出， 一时洛阳纸贵。 这样的报道像业界投来的一颗霹雳弹，在高校新闻院系的半空中炸响。此前一年，邓小平登上了美国《时代》周刊封面，崔健在北京的演唱会上高亢而真诚地吼出《一无所有》，时代的浪潮漫卷过每一个人的心头。每逢媒体生动热烈的业务讨论传回新闻院系，便成为师生们争相探讨的话题。从1979年“渤海2号沉船”事故，到1988年人大代表黄顺兴公开发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以来的第一个反对意见，政治改革、社会变化、家国命运……年轻人的激辩、探索和反思持久不散。 后来的新闻学界研究者感叹，当时的新闻人是把自己当作准知识分子，从事媒体报道工作就是推动国家改革。 这样的风气自然影响到高校新闻院系。纸质媒体占据绝对的主流地位，全国性党报就是学子们心中的神圣殿堂。极少有新闻院系的学生心存其他职业规划，读了四年的新闻，毕业去媒体乃天经地义；在好媒体写出好文章，是实现个人价值的终极途径。 “我们那时候的理念，用一个最简单的词概括，就是四个字：社会责任。”复旦新闻86级学生洪兵回忆。此后三十年，洪兵留校任教，邱兵、秦朔和大批全国高校新闻院系的同龄人则义无反顾投身新闻界，一步步成为媒体行业的中流砥柱。 90年代：舆论监督 1994年，《焦点访谈》播出，一夜风靡全国。两年后，央视新闻评论部创办《新闻调查》，凭《唐山大地震》获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的钱钢，出任总策划。在当时的新闻工作者认知中，党的新闻工作必须“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这不仅包括正面宣传，也包括旨在促进社会治理的舆论监督。无论在业界还是学界，“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都成为一代人的座右铭。 1998年，胡舒立创办《财经》杂志，将美国学习的成果带入行业；展江主持翻译了普利策新闻奖作品集，在前言阐释美国新闻界的理念。已被国家批准为一级学科的新闻学，开始汲取“专业主义”的理念，影响廿载。 同时，媒体市场化改革推进，《南方都市报》《华商报》等都市报、地方晚报崭露头角。在调查新闻领域，党媒、市场化媒体都十分踊跃。钱钢从《新闻调查》出来，成为《南方周末》操盘手。新闻界一时众生喧腾，气象繁荣。 那年，尤刚（化名）报考家乡的大学，成为该校新闻从中文院划出、独立建系后的首届本科生。他见证了全国高校扩招潮，新闻院系录取人数指数级增长。 尤刚记得，新生见面会时七位老师出席，他们对学生提出的期许很明确，就是要做记者。记者是什么？是有良知的文化人，是弱势群体的代言者，年轻的尤刚这样想。大一起他就四处找媒体实习，大二后开始“单打独斗”，顶着炎炎烈日骑个自行车满街跑，找新闻、做采访，晚上回来熬夜“爬格子”，第二天一大早去报社门口，把写好的新闻稿郑重放进“投稿箱”。 比他年长一届的Allen在2001年考了广院新闻硕士，复试题是江泽民“三个代表”思想和新闻理念。广院传统就是为央视、中广等央媒输送人才，前景光明，考硕士者众多。有人从县城广播站来，坚持考了五年，才得以改变命运。 研究生的新闻实务课不多，如今能回忆起来的也不过是“倒金字塔”、“新华体”等基本知识。但高校风气开放，讲座、论坛很多，Allen 常坐着公交车晃晃悠悠一两小时，去人大、北大听报告。北大西门有个印刷社，图书馆的书交去两周，就能拿回复印版。他十本十本拿去印，包括台湾、美国的文献。 据Allen回忆，2003年，“调查报道研修班”在广院举办，记者闻讯从全国各地赶来，他见到了“首届中国风云记者”王克勤、后来赫赫有名的邓飞等人。 这个研修班，成为所谓“调查报道黄金年代”的一个注脚。也是在那一年，致力于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领域调查的《每周质量报告》栏目创办；《南方周末》发表了具有标志性意义的《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新京报》和《东方早报》正式创刊；一场“非典”则让国人记住了一个“全副武装”走进病房的瘦小身影——柴静。年底，中央电视台推出“2003年中国记者风云榜” 。一代行业标杆立起，吸引了一批批新闻系学生向着“名记”的理想光环一路奔腾。 市场化的大变革也悄然拉开帷幕。但Allen说，毕业就要面对现实。央视进不去，同学多选了党媒、部委宣传。“可以解决（北京）户口。”《新京报》再好，市场化媒体没有留京指标，不如去有指标的新浪。 他进了一家党报经济部门，写些企业的负面和批评，但他拒绝称之为“调查新闻”：“当时我们定义的调查新闻可是很严肃的，社会公共问题，那阻力多大呀。不是调查一个小企业就能叫调查报道……” 2000年代：专业主义 林飞（化名）正是2003年进的复旦。新闻学院从“系”升格到“院”已15载，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牢牢树立，2001年上海市委宣传部与复旦共建新闻学院后，这一“部校共建”模式被作为范例在全国推行。 教林飞采访写作的是老一辈先生，范文多出自《解放日报》和《文汇报》。纪录片老师教过的技巧早就忘光了，但至今印象深刻的是一个镜头，对着痛哭流泪的受害者慢慢拉近、放大特写——这是个反例，老师特别强调“我们新闻学院出去的学生不能做这样的事。” 林飞实习时跑过娱乐，副主编提过留下他。林飞没有接受。这个常翘课打游戏的年轻人，面临职业选择时意识到，自己喜欢更深刻的东西。 毕业进入《南方周末》之后，他突然拥有了远比在学校时更多的驱动力和鞭策力。同事都曾在优秀的报道前署名，最令大家兴奋的就是谁出了好稿子。“真的心无旁骛，每天就讨论新闻业务。” 那是《南方周末》的鼎盛时期。2008年考入某政法类院校法制新闻专业的乔中，本科读的是法学，本不关注新闻，但有个舍友每周必买一份《南方周末》，这份报纸就成了宿舍轮流传阅的读物。 乔中两次听到南周99年献词《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一次是高三语文课，一次是在大学公共课，“现在回头看，就是给穷酸文人以精神上的鼓舞。”他笑言。但对当时他来说，这份报纸意味着“这样的东西我们写不出来，但觉得我们应该成为那样的人。” 他笃定要做记者，四处实习，发现老师上课讲的东西一点没用。带教记者说，你就忘了学校那一套吧。于是他写稿，记者改，他才发现“原来新闻稿是这么写的” 。 如今乔中觉得学校更像引路人，助他迈进新闻业。但他的学位甚至不是新闻，而是法学。这个特别的专业是高校扩招、开设新闻学热潮的结果，目标是向公检法部委输送宣传人才。乔中像一个被大环境浇灌出的果子，竟成为同学中屈指可数的，至今仍在媒体工作的人之一。 相比之下，身在广州的白宽成长的环境更为自由。他于2008年起在中山大学读新闻系本科。这个院系刚刚成立五年，老师普遍年轻，平易近人。讲理论的很多是从香港和国外回来，具备良好学术功底。新闻实务课老师很多都是记者，讲到做调查的经历会激动得敲桌子、扔粉笔：“很有公共关怀，也知道国家有很大的复杂性。……让你觉得新闻专业主义的精神很值得敬佩。” 本科四年里，他围观过“厦门PX事件”，“快闪撑粤语”；和同学讨论“公民社会”，新闻的“客观中立”与权力、市场间的平衡；在“记者驻校项目”中跟着知名记者一起去做“尘肺村”的调查。大三时，胡舒立从《财经》辞职，来做了他们的院长。 白宽博士毕业后在高校做研究，仍然关注公民行动和社会抗争。他太喜欢自己读书的那些年了：“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好幸运。那是你的底色。” 新闻学者展江这样总结世纪初那十年：“当时整个中国的政治气候宽松，专业主义大行其道。名师名记受尊敬、受模仿，新闻教育里你只要不反对四项基本原则，讲什么都行。……理想主义的人特别多，尤其是名校。” 然而各个学校的水平、定位和资源不同，理想照耀着每一个人，却未必拉出一样的身影。喜欢凤凰卫视，以“战地玫瑰”闾丘露薇为职业偶像的赵文雯一度非常困惑。她本科系主任经常拿好的调查报道做案例，教育她们“新闻记者笔下有人命关天”；可转头又说《感动中国》多是“操作”，讲电视节目应该如何操作。这让她觉得矛盾。 赵文雯所在的湖南地市没什么很好的实践机会。她去了一家本地党报实习，发现“和想象中的新闻不一样”。学校也没有刻意在培养记者，更在乎考研率和就业率。她不想做新闻了，就去当了老师。如今工作的学校升成了一本，母校却已经撤销了当年她所就读的广电新闻系。 2010年代：大变革 纸媒的衰落似乎就在一夜间。 2013年“新年献词事件”之后，诸多记者相继离开了《南方周末》。林飞也离开了。那年底，同部门13位同事只剩下一位。 “新年献词事件”是导火索，但也并非是记者离职的单一因素。各种都市报自负盈亏，商业化不可避免，竞争日趋激烈。经济报道领域为了维持广告收入，“金主”企业调查越来越难。记者入行门槛越来越低，甚至出现了违反新闻伦理的敲诈。 而像林飞这样的专业记者，入职前三年赶上报业繁荣，最多一个月拿到过四万块，那时广州的房价还不到一万。而三四年后，他的收入只在一两万左右，房价却已翻了一倍。 至少在市场化媒体，“记者”逐渐不再意味着职业的荣耀、社会的承认、优厚的待遇。留下来的人用一个意味深长的词形容自己：坚守。早已转行做时尚媒体的 Allen 自嘲说，内心深处还有一点新闻理想，但眼见更有理想、资历、平台的人都做不下去了，“你觉得你能做吗？时代已经变了，过分的理想在这个时代是很难活下去的。” 林飞离职时，新浪微博注册用户数已超5亿。不久，微信推出了公众号功能，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来临。纸媒开始找寻后路，2014年，《东方早报》新媒体项目“澎湃新闻”上线，三年后全员转型。反应不够快的报纸则在纷纷休刊。 澎湃上线时，CEO 邱兵写了一篇发刊词《我心澎湃如昨》，献给他恋恋不舍的1980年代。某二本院校新闻系的武文看完突然觉得，“一些理想主义的光芒照到了小镇青年身上”，发刊词“对个体的关注”吸引了他。如今在做记者的他仍然觉得，对人性复杂性的探究，才是这一行最引人入胜之处。 回想读书时，学校的专业课以灌输为主，老师也不怎么谈理想。后来武文去了澎湃实习三个月，觉得比学校四年收获还多。虽然总翘课，毕业时也凭借多份实习经历加入了央媒地方分社，同事中大多是名校毕业生。 同年从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毕业的杨方则进入了北京总部。杨方看来，在北大，学不学新闻不太重要，批判精神才是精髓。研究生课不重实务，一大堆理论著作却真的很开眼界。做好的新闻所需要的人文积淀，那几年得到了恶补。 但他同学毕业后真正进入新闻界的不过四分之一。媒体市场化改革之后，央媒都分了“企聘”和“台聘”，待遇相差甚远。首都名校毕业生进媒体不如进国企或考公务员保险。 另一方面，早在杨方入学的2015年，全国已经有600多所高校开设了媒体类专业，在校本科生约 23 万人。一面是传统新闻媒体的衰落，一面是井喷式的毕业生数量，结构化问题早已出现。 在杨方心里，做媒体必须是央媒，记者的本职是记录，记录不了起码也要见证，只有在大平台上，才有可能见证重大的历史瞬间。“比如那年‘习马会’，如果我能去报道，够吹一辈子了。” 这与白宽的感受相吻合。2013年他出国读博士，已明显感受到国内的氛围变化，高校的意识形态管理越来越严格，很多老师主动离开，或者因为言论被迫下课。现在白宽也教课，感觉学生和自己那一代很不一样：“他们好像对主流充满渴望，要去大的通讯社，大的党报机构，大的电视台。我们那时候肯定选南方报系，财新，三联……” 杨方并非看不上这些媒体，也不是不看重调查新闻，他甚至明确偏爱普利策风格。“但我们不能做成那个样子，我们有中国特色。” 他认为做调查报道需要一个好的舆论环境：“现在（的环境）你要调查，还调查啥？”刚入行时他什么都想写，可什么都不能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写。后来慢慢也改了：“年轻人嘛，先学习，不要那么锋芒毕露。” 毕业后，杨方偶尔还回北大，听曹林讲新闻评论。尤其欣赏他的分寸感：“知道新闻评论讲到哪一步就可以收住了，读者又爱看，又不会被封杀。” 如今他已从央媒离职，进入一家企业，考虑以后重回媒体，想做财经新闻，因为“财经记者才真的挣钱”。 年轻一代 不太在乎钱的人也有。 2018年毕业的小汤是典型的兴趣驱动。当年报志愿时，受柴静的《看见》深刻影响，他填了新闻系。印象中，大部分老师还是会讲新闻的客观性——信源选用要平衡，采访要全面，采写要克制，尽可能贴近事实。 他喜欢洪兵的“公共事务报道”课，会细读报道文本，作业是让学生找所选报道的记者交流，很有收获。在他看来，洪兵是有情怀的老师。 “洪兵老师天天鼓吹我们做记者。”小汤说。他也做了记者，也在工作中发现教育的不足：缺少学术视角，搭不起框架；采访伦理问题，职业困难、落差等。 这不过是冰山一角。传统新闻媒体式微，新媒体却在迅速发展，从业者“凭一支笔走天下”的机会越来越少，短视频、PS、公众号，怎么创出“十万加”……媒体要复合人才，教育只能跟在后面小跑。 对小汤来说，记者不会是一辈子的工作，做多久取决于能否写出满意的作品，和编辑的关系怎么样，以及和领导的审美差异能不能解决。新闻审查近年来越收越紧，他的耐心也在遭遇挑战。 一位不愿具名的新闻院系教师说：“十年前的记者还有很多是小镇青年，现在大部分好学校里学新闻的都是城市中产家庭的孩子。他们对自我实现要求更高，对活在当下更为看重，对媒体背后所谓要承载的厚重的使命感没有那么在意。” 在洪兵看来，这种对“媒体英雄主义的祛魅”是好事，不仅合理，而且进步。但他已经好几年没有明确提倡学生做记者了。五六年前他是很真诚地觉得做记者对能力是极好的训练，毕业后先做几年不亏。现在他审慎了很多。有学生来咨询，一要问实习后是否确定对行业有兴趣，能不能获得部分职业满足，写出自己若干年后还愿意回顾的报道；二要问家里有没有在北上广买房的压力。然后才敢说，那你试试吧。 无论做不做这行，读新闻倒是不亏的。至少在媒介素养的提升上，小汤觉得受益匪浅：信息的印证，来源的选取，看到新闻首先进行事实判断的意识和习惯……在网络时代真假难辨的信息铺天盖地袭来时，这让他保持冷静。 在外语院校读书的陈晨则更倾向于“多翻墙看看”。她所在的国际新闻专业成立于1980年代，初衷是培养外宣人才。陈晨觉得好笑，现在保留这个专业的意义在哪里呢？学长学姐没几个从事新闻行业的。 在2018年教育部和宣传部联合下发的一份文件中，提出要“建设一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宣传教育基地”，培养造就“能够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的优秀新闻传播后备人才”。其中，国际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是重点之一。 陈晨是在实习后对“做外宣”有了点兴趣，因为觉得现在的对外媒体“天天在写假新闻，（对外媒）断章取义，帮政府搞事情”。她觉得如果能进去，以自己的方式哪怕改变一点点，也是有意义的。 在陈晨看来，媒体该服务公共利益。门户网站她实习过，每天摘抄娱乐化新闻，流量多，但令人难受。她也几乎不关注新华社、《人民日报》：“年轻人，除了我们学这行的，研究的时候会去关注一下，其他谁会看？”自媒体关注得多，但也就部分质量高。 外语院校让她养成读外媒的习惯，反倒看得通透：国内媒体受政治限制，外媒也受财团影响，也分左右，没什么绝对“客观中立”。课上讲的，她都听，但未必都接受。 在老师们看来，这代学生生在网络世界，信息整合力、数字技术能力与生俱来。他们学新事物极快，大一就为找工作焦虑，也知道自己追求什么，如何靠主动学习、人脉资源实现目标，去好平台。 今已是新闻传播学院教师的尤刚，还会每年给新生看“第一届中国记者风云榜”视频和普利策作品集，告诉他们，做新闻，公共利益是根本立场，对人的关怀是价值取向。但他意识到，新闻学院不再只培养记者，还包括所有传播相关人才。那才是市场缺口。 他判断：“这个社会一定需要专业的新闻报道。顶尖的记者会越来越少，但价值越来越大。另一方面，如果所有公民的媒介素养提高，所有公共传播的事会更顺畅。” 洪兵则沉吟着，想起不久前一个名叫“青年大院”的公众号发布了一篇题为《没有澳洲这场大火，我都不知道中国 33 年前这么牛逼！》的文章。1987年的大兴安岭火灾再一次被提起，获得了十万加的阅读量。两代“青年”隔着三十多年的时光，为“新闻”附上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注脚。 （本文被采访者皆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