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 年，一名家里做槟榔生意的平凡女子邓如雯用铁锤与水果刀杀死了她的丈夫，这起新闻震惊了彼时的台湾社会。事实上，她的丈夫林阿棋也是以性侵后逼迫邓如雯结婚，甚至多次性侵她的母亲与妹妹们。但是当时的台湾社会深信“家丑不外扬”，多次报警未果。在她受押开庭以后，台湾妇女团体开始为此事奔走，二审中才获得减刑。 而后《婚姻暴力防治法》草案在社会的关切下重启讨论其法条内容，将“婚姻”改为“家庭”，拆除单一受暴关系的想像，六年以后，《家庭暴力防治法》终于在台湾实施，让家庭暴力的受害者保护网更加周全，此法适用于：家庭成员，或是现有或曾有亲密关系及同居伴侣。法不入家门的观念虽在法律上进行翻转。然而此法逐年在受害者的受暴经验中也在进行修正，比如 2015 年修法补上“恐怖情人”条款，将未同居交往伴侣列入法的保障。可见家庭暴力犯罪普罗以致难以根除、并且有许多长年忽视的社会结构事实。尤其近年许多家暴案例中多有要胁私密影片照片 po 网、对被害人施行精神与心理暴力，只能用个资法处理，《家庭暴力防治法》的修法诉求也在近期台湾立委受暴的风波中再次被台湾妇团提起。 2021 年，台湾立委高嘉瑜在饭店里遭受男友林秉枢施暴，并且被控制行动，以私密照要胁，这项事件摊上台面后引起许多政党纷争，但此刻，高嘉瑜不应是向选民负责的政治人物，而是向自己身体负责的受害者。 高嘉瑜立委在台湾是活跃于社群的政治人物，不仅擅长做媒体宣传，也懂得深入地方情谊，因非政治世家出身、也无派系背景，被称为“正义女神”，在选民心中常有“女汉子”形象，她也曾入选《日经亚洲评论》的影响力女性，其作风强悍、敢言发声的形象深植人心，因此这次高嘉瑜被施暴的消息传出，更引起社会关注——不仅市民常家庭的女性长期受到家庭暴力，高学历、拥有一定社会位阶的女性也可能遭受暴力。 事件中，高嘉瑜不但被施暴、也被录下逼供影片与自白书，她向大众说明过去林秉枢就以偷拍、侧录、网军等伎俩胁迫多位女性，并声称患有身心疾病，高嘉瑜表示，之所以让事件曝光，是因为希望自己是“最后一位受害者”。 不要为受害经验道歉 高嘉瑜对著无数的镁光灯与麦克风说：“我很抱歉，是我识人不明。” 在事件曝光之前，高嘉瑜坦言自己曾想过隐忍，由于公众身份，说出来担心丢脸，另一方面也不忍心让父母知道自己受暴，最后因深知女性于亲密关系里经常受暴的事实，决定坦承。 虽然背负著无数政治阴谋论与荡妇羞辱的骂名，但仍有许多人支持高嘉瑜以自己能接受的方式公布事实，让真正应该道歉的人道歉。 当性暴力的受害者提及自己的受害经验时，经常会被提醒反观自我在事件中的“能动性”，比如说：妳是不是不够积极求救？妳为什么进入饭店让自己陷入危险？谁叫妳要拍私密照。 这些都促成了检讨受害者的二次伤害，但被害性与自主的能动性本来并非能以二分法处理，我们不能因此不去处理结构的底下的困难，比方说，不能因为“是受害者自己选的”言论就轻忽“加害者犯下的暴行”，也不能因为“受伤的轻重多寡”事实而淡化“促成犯罪事实的结构性原因”，如生理性别的力气、促成不同性别的社会权力位置等。 像是高嘉瑜这样挺身摊开受暴经验的案例，不仅会让更多隐藏的受害者愿意打开柜子终止灾难，也是透过自己的公领域身份对大众进行再教育。事实上，今年 Deepfake AI 换脸 A 片事件里，高嘉瑜立委与黄捷立委也是受害者，她们于当时透过事件提倡修法加重刑责，在这样广大女性受害的刑事案件里，《刑法》增订案只能盼以两年以下有期徒刑。两位立委成立了受害者群组，上百位的受害者里仅有三十五位愿意加入群组，这个数字能看出受害者担心自己的身份曝光遭受社会谴责与报复。 无论任何性别，“无法为自己站出来”这个行为表态出人们在性方面无论是虚拟或实际状况受创产生“性羞辱”的自我谴责。 保加利亚出生的小说家、剧作家和社会学家卡内蒂曾在自传《解放的舌头》写过： 我们对面一道门打开了，一个人面带微笑走出来，他和气地走到我跟前停下，说：“让我看看你的舌头。”我伸出舌头，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把折迭小刀，打开后把刀片一直朝著我的舌头逼近。他说：“现在我们要把你的舌头割掉。”我不敢把舌头缩回来，他的刀越来越近，马上就要碰到我的舌头了。但他在最后一刻把刀收了回去，说道：“今天不割，明天割吧。”然后他把小刀喀嚓一声折迭起来，放回口袋。 受害者被加害者要求“只能说出我所允许的话”，被威胁的舌头不但说明“上对下”的阶级序列，其操纵的恐怖手法也能看向性别暴力中受害者遭受胁迫的心理状态，伤害不仅是一刀割下才叫伤害，感觉到身体时刻受到风险，亦是更根植于受害者心中的恐惧。无论是社运、评论、或是法案修正等社会参与，都是为了解放性别暴力受害者的舌头，建造一个让他们能够发声、诉说事实的安全环境。 政治场域的阴性贱斥 在谈自我审查前，不免先看向外在环境的影响，邓如雯案近三十年过去，大众的反应与指教也并不少，乡民讨论起：“立委拍私密照不检点与私生活有问题”的受害者检讨、“立委的私事有比国家的公事重要吗”的家父长制发言。前者点出人们对“女性政治人物”私领域的品头论足显示出对于“情欲与私德”的片面想像，在父系思维里，女性被列队为圣女与妓女，也因此当女性政治人物的私领域搬上台面后，会遭受到更多的荡妇羞辱（slut shaming）。后者反应社会对“家庭暴力”严重性的贬低，从“私（阴性）／公（阳刚）”此二元标准分化国事与家事，更以阳刚权力的思维认为数女性承担的家（私）事为较低等的。 从这点来看，我们也不难想像，台湾女性政治人物在阳刚场域的举步维艰。由于政治领域被视为男性特权的专属领域，当女性进入，就会受到更严格的检视与反扑，比方说女性政治人物表现阴柔特质会被调侃与讥讽，若表现中性又会受到“男人婆”的指教。对女性的外貌或身体进行指教，或是对女性的婚育、人际交往进行批判，本身展现了“政治场域”的父权逻辑。台湾女性参政数据增加同时，反挫的力量也在持续进行，这奠基于“男性是经济巩固者，女性是情感提供与劳动者的”互动模式，期盼女性在社会参与上继承被支配者的位置，一面有女性在政治上赋权自己，一面遭受体制固化的教条限制。 因此于政治讨论里看见“高嘉瑜行为不当、私得有问题”的评价，不但是在巩固这套旧有的政治权力体系，也同是巩固亲密关系里的受害者自我谴责。然而这并非所有评价者都是“男性”，我们也会看见许多女性站在类似的位置，认为高嘉瑜不应该袒露私事，这样的思维即是该女性继承了体系的运作逻辑，并起透过这样的逻辑生存下来。因此当有逆女反叛、荡妇遣逃出这套“良家妇女”的典型规范，就显得与这套养育该人达到此社会位阶的体系有所冲突，需要被惩处与反对。 然而用这套逻辑检视特定大众族群也是成立的，记得在 2018 年，该年台湾发生多起异性恋情杀案，当时有一位台湾诗人将女性被杀害的原因归咎于“现在很多女生向往当妓女”，亦有综艺节目主持人大肆谈论当代年轻女性不检点，难逃杀害，各大论坛也出现了许多这样的匿名留言，例如以“识人不清”为死去的女子哀悼发言，或是以“会去网路交友自己也有问题”谴责死去的受害者。 当“性解放运动”与“亲密关系暴力”混为一谈，使得受害者承担更多社会责难。不难想像，三年后的高嘉瑜为什么会“为自己识人不清”而道歉了。在台湾性别运动蓬勃发展的这几年，从虚拟社群蔓长出强大的仇女文化，聚集了从 PTT 时代的母猪教到 D card 时代的厌女台男，对女性的贞操期待、处女情结、或是自身的求偶焦虑、与在经济配置下性别位阶也获得流动的当代，使得人们严格检视：受害者只要在“能动位置”就不是一个完整的受害者，将性自主权与受害经验混为一谈，这些评论将加深受害者诉说的困境与艰难。 另外，几起案件也能看出男性对于情感的挫败与失能，比如去年陈男因监护权问题弃尸前妻，与妻子感情不睦引气爆的案件等，这些都是有亲密关系暴力、后引发影响社会犯罪行为的案例，男性的情感教育不足，无法处理情感，只能以支配者的暴力手段作出控诉，也是在这套体系里值得检视的现象。当我们发现犯罪行为中的共通性，就有可能从教育与法案中改变其运作模式，不只是谴责多数加害者的男性，更是提供这个群体不一样思维性别的方法。 亲密关系暴力与约会暴力 上述我们谈及从邓如雯案的家暴事件到高嘉瑜立委所遇的亲密关系暴力，针对亲密关系暴力，卫福部保护司在今年公布国内第二次大规模“台湾妇女遭亲密关系暴力调查”，每五位妇女就有一人，一生中遭亲密伴侣暴力以对，其中以“精神暴力”最多，家暴问题严重。分析暴力的表现样态，以“精神暴力”居冠，盛行率约百分之十七，肢体暴力次之，盛行率约百分之八，两者与 106 年相比略为下降，但“经济暴力”和“性暴力”和“跟踪骚扰”终生盛行率都高于 106 年，上升约一个百分点；值得关注的是“性暴力”和“跟踪骚扰”，在过去一年的盛行率攀升。 谈及家庭暴力，在“行政院主计总处 108 年家庭暴力事件通报案件”的纪录中发现，每起家庭暴力与性暴力事件皆有复杂成因，也要避免以过度武断与政治正确的角度看待事件，事实上，在 108 年有通报的家暴事件统计中，男女比例分别为 67.7％ 与 32.3%，显示出家暴受害者不仅是女性，另通报数据较前年增加 7.5%，可能也表示出通报黑数渐渐明朗化。 台湾近年更极力倡导对“亲密关系暴力”的正视，比方说“跟踪骚扰防制法”的推动与立案，将在 2022 年正式生效，过去受跟踪只能以恐吓罪、强制罪、诽谤或公然侮辱罪或是社会秩序维护法来裁罚，加害者在“经劝阻不听”后才会处以三千以下罚锾或申诫，这真的能遏止犯罪吗？ 跟踪骚扰通常是性暴力的前身，更会加深受害者的心理创伤与恐惧，此时家暴法并无法保护没关系的其他行为人。“跟踪骚扰防制法”规定出八类行为，包括：跟踪、尾随、歧视、通讯干扰、追求、寄送物品、出示有害名誉信息、冒用个资购物等，范围尽可能扩张保护到各个面向，若是出现反复违背受害者意愿的上述行为，影响受害者的心理与社会活动，即适用此法。 这项法案立案也将会帮助“约会暴力”盛行时代防范更多在偶遇情况下的性别暴力，尤其在当代交往关系便利、只要使用应用程序即可随时遇见新的约会对象。《都是李雅莉》这本韩国漫画界定出了“约会暴力”的定义，约会暴力除了限制行动、情绪暴力、身体暴力和性暴力等常见暴力行为，也包括跟踪、干涉社群软体使用等，书籍中也深入受害者心境，看见加害者如何以精神控制让受害者认为自己不够好、应该被惩罚。比方说：加害者辱骂后哭著说对不起，透过贬低弱化受害者的行为能力且因此更依附加害者，透过查看手机书信、规定回家时间、规范穿著打扮等行为掌控受害者的意志等。 无论是家庭暴力、亲密关系暴力、约会暴力，我们要控诉的对象并非男性，而是操纵这套游戏规则的体制，理解体制背后是什么样的价值观与性为模式支撑起这项系统的运作，我们将能够选择，用新的角度，真正解放在这个固有角色模式里难以动身的男性与女性。 （歪脑的专栏、评论和分析文章均属文章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