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2019年反修例运动及《港区国安法》生效，香港掀起新一波移民潮。今年初，英国内政部公布，推出英国国民（海外）签证（BNO Visa）计划两年间，已有144,500港人移民英国生活。 民以食为天，移民到英国的港人内心最记挂的莫过于香港的饮食。点心、烧味、常餐、鱼蛋等等在英国难于日常品尝，有人移英后开设茶餐厅，在异地尽可能为港人社群带来原本的香港味道；一代又一代的香港移民，即使对香港印象不尽相同，饮食却最能连结彼此。 不约而同地，一些移民的后代在异地土生土长，但回忆中父母辈所开设的餐饮场所、家族故事，却成为了她们创作里面的主题。 移英港人后代Angela Hui：写书回忆父母的Takeaway餐厅 港人移民第二代、传媒人Angela Hui去年出版一本回忆录《Takeaway：Stories from a childhood behind the counter》，她写自己在父母经营的外卖餐厅成长的童年，也纪录了80年代那一波的香港移民在英国发展出融合中英两地饮食风格的尝试。 “因为你来到了英国，要吸引英国人光顾，就要研究怎样把中菜调整到符合他们的口味。我仍然记得当时客人最爱点的是一种拼盘，没有源流，父母自创的，有炒饭、炒面、春卷、咖喱鸡、薯条。” Angela说。以今天目光来看，这款拼盘简直是碳水化合物炸弹，非常高热量，但是对当年移民到英国开办外卖餐厅的夫妇来说，这道菜不仅仅是面对困境的急才，也有为了养活一家人的辛酸在其中。 在南威尔士的一家外卖餐厅“幸运星”成长，32岁的Angela专门报道饮食文化，现居伦敦，两个哥哥一个在美国，一个在曼城。昔日一家五口同住，现在是子女有成，分居各地发展。2018年，Angela的父母结束30多年经营，把餐厅店铺卖给别人退休后，她觉得像“幸运星”那种风格的餐厅曾经很重要，但现在已经日渐式微。 环顾今天的唐人街，川菜、上海菜、京菜等餐厅泾渭分明，由中国大陆到来的移民使英国的中菜更具系统，主导新的文化风貌。提起旧时的“英国中菜”，多数人又只记得“烹调方式古怪”、“卫生环境恶劣”等针对华人饮食的刻板印象。她不想大众遗忘外卖餐厅的过去，于是动了念头，往自己前半生的记忆中探索。 1985年，Angela的父母移民英国，先后在伦敦、雷丁（Reading）打工，边工作边储钱，最后落脚南威尔士，买下一个店面，其后1991年，Angela出生。 她在书中如此回忆那间已经结业的餐厅：柜台／等候区非常简单而且很小。红砖墙、白色长凳、花砖、玉树、狮福狗和招财猫在架子上。厨房里非常狭窄，地板上铺着红色采石场防滑瓷砖，一两块瓷砖有奇怪的裂纹，有磨损的迹象。我们有两个不锈钢表面，一个用于包装订单的中央岛，一排重型炒锅燃烧器，一个深油炸锅站，一个家用炊具，炉灶上总是有冒泡的酱汁锅，还有一个巨大的冰箱，对于房间来说显然太大了。 “Takeaway是一种很混种的餐厅，你可能会以为像香港的大牌档、茶餐厅，但是我们卖的食物中会有薯条与咖喱汁，也有柠檬鸡与咕噜肉。Takeaway为了维生，其实不知不觉中创造出一种只有在英国才会尝到的中式餐饮。我大约7、8岁时就要帮忙工作，跟两个哥哥一起，顾店、收钱、帮父母翻译，因为父母在英国30几年，英文都不太灵光，相反我们在英国出生，从小就已经很西化。仍记得在学校里，我除了肤色与午餐盒跟白人同学不一样外，其他都没什么分别，同学爱吃炸鱼薯条，妈妈却说那些食物‘热气’，每日清早亲自准备午餐给我。” “南威尔士在我印象中是个很落后的城市，相比起伦敦，那时南威尔士经济不景气，虽然那里有绿油油的山与很多羊。我们清晨5时左右开店，记得有一个婆婆和中年男人总会提早在店外等候，然后只点白饭与咖喱，每逢大雪天，父母就会着他们先进来坐坐。” 味道里忆苦思甜 一间“前铺后居”的餐厅，那里的人吃着两种食物。 Angela说父母很喜欢下厨，从每天清早到晚上，都在张罗小孩子的三餐、上菜给客人。双亲打理餐厅年中无休，只有圣诞节才有时间休息。开店之前，他们在各地打工的经历中，渐渐掌握英国人对“唐餐”的印象与口味，咕噜肉、咖喱鸡、柠檬鸡等菜，经过煎炸又佐以酱汁，最受客人欢迎。还有一种她特别深印象的叫“Chicken Maryland”，是他们其中一款受欢迎的西菜。寻常人家多吃火腿、猪肉，在Takeaway尝到甜酸汁、豉油，吃得津津有味，味蕾多了新尝试，也渐渐适应在地化的平民英式中菜。 “不过我们自己吃的菜式，就跟香港人吃的家常饭一样，煲汤很重要，母亲每天都会煲汤要我们喝，但我跟哥哥都不喜欢喝，然后吃蒸排骨、蒸鱼、炒菜和白饭，他们最常挂在口边一句话：煎炸食物对小孩子无益，会热气。” Angela说，在学校打开饭盒吃炒饭，看别的同学吃薯条、汉堡、三文治，这是她察觉到身份的时刻。 “小时候曾经很不理解父母，他们英文不好，要靠我帮忙处理大小事，我只想好好念书，和同学下课后去玩，觉得他们对我是予取予携，他们需要我就一定要帮忙似的。现在想来，我妈妈60年代在大陆出生，帮家人耕田，然后偷渡来香港。我爸爸13岁就打工，在香港摆车仔面档，走鬼档，要随时提防清场。他们一起来到英国，为的无非是子女有更好的生活，他们也为此牺牲了许多。” 虽然生于英国，但家人每年都会带Angela回香港一趟，而身为华人在英国，也无可避免要面对许多困境。当时南威尔士经济差，除了歧视华人，有些当地人还曾经企图打劫他们，又有些四处闹事的年青男女，在餐厅后巷点火烧垃圾筒。在学校，Angela身边不少女同学，未到16岁就因为婚前怀孕而退学。而她则在学校与前铺后居的Takeaway餐厅往来之间，被逼急速成长，成长到可以保护家人，可以替家人分担，上菜、收钱、听电话接单、送外卖。 以书写饮食定义自己 数十年来，世界各地的华人移民开枝散叶，衍生第二代、第三代，四代同堂也大有人在，社会不乏回顾移民社群的作品。Angela觉得，Takeaway餐厅是英国在地华人饮食的尝试，曾一度主导英国人对唐餐的印象，但现今已日渐式微。今时今日，英国有更多中国餐馆选择，其他亚洲菜式如越南菜、印度菜也历久不衰，唯独那批在地化的英式唐餐Takeaway餐厅，随店主纷纷退休、物价高企而退出舞台。 “我想大家可以记住这段历史。” Angela说，写回忆录的第一道难题是说服家人。双亲都觉得写书讲家事，无异于揭露私事于人前，又自觉那些故事不值得大书特书，几番劝说终获双亲首肯。出版前夕，Angela有些担心其他亲戚会有意见，母亲却反过来安慰她：只要你用心去写，我相信他们都会看得见。 “我会讲半调子的广东话，以前在南威尔士就被同学歧视我不是英国人。写书那段时间正值疫情，很多华人餐厅都挺不过来，华人有人身安全风险之余，餐厅也被人视为有毒而不敢光顾。我写这本书，既想大家可以记住Takeaway是英国饮食文化的一员，我更想以此拥抱我的出身、我的家人、我父母的牺牲、我坐在收银机后的童年。” 独立音乐人“妹猪”（Mui Zyu）：音乐是我找回身份的方式 “Mui Zyu”是Eva为自己取的艺名，英国人可能第一时间不懂如何发音，但懂广东话的听众一见便心领神会——Mui Zyu即是“妹猪”，是家人对自己女儿的昵称，也是Eva作为英国出生的华人，最初从父母的母语处所获得的身份。 三十而立，她在疫情期间创作首张专辑《Rotten Bun for an Eggless Century》，绿色基调的专辑封面，一个女生拿着剑，剑身反映数张不同情绪的脸，女孩像在对抗什么。妹猪说，情绪像恐惧、焦虑、仰慕等都是她创作音乐的起点。 “主要是在英国封城期间，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很多，英国人将亚裔与病毒挂勾，怪责是我们带来疫情。我很害怕，却也同时让我更加意识到我的身份、我的起源——当时我的父母从饮食业退休，回流到香港，我成为唯一一个留在英国的人。可以说这张专辑是我创造的小世界，供我躲藏其中，因为艺术对我来说就是一种转移、逃避现实的方法。我爱奇幻故事、电玩游戏与异世界主题电影，那些喜好都与我的理念一致。” 妹猪创造了一个追寻自己家族渊源的奇异主题乐园。 专辑的Interlude（插奏）名叫〈Ho Bao Daan〉（荷包蛋），有一段音乐配合父亲亲自录制的、煎荷包蛋的口述教学。她笑说父亲本来不愿意献声，但同意之后，不时一连传来好几个版本录音，让她挑选。其中一首名叫〈Paw Paw〉（婆婆）的歌，歌名缘于当时灌录唱片期间，她的监制失去了祖母，而妹猪选择用二胡编曲，则致敬其中一幕儿时回忆。 “我爷爷是个沉默寡言的人，唯一一次让我稍微感受到他的情绪，是小时候他在我面前拉过二胡，他很少会用音乐这些具创造性的方法抒发胸臆。大约60年代末，爷爷一个人来到英国打工，数年后才把家人带来。爷爷一直定居英国，直到10年前逝世为止。他们在英国搬了好几次家，住过利物浦、伯明翰，最后来到爱尔兰，而我是在北爱尔兰的贝尔法斯特出生的，不过家人又搬到肯特郡，我便在那里长大。” 身处在两个世界之间 妹猪的父母在肯特郡与邻近的薩里郡开餐厅，一家住在餐厅上层，和Angela一样，妹猪的午餐盒由父母一手包办。小时候，当她渴望可以融入白人同学圈子，打开午餐盒吃饭时却被同学取笑，因为她吃的食物与白人家庭吃的完全不同。因此，她小时候也对中华文化有所避忌，不愿意接受自己的身份。 她说，现在想法不同了，其中一本她爱读的书是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却随即腼腆一笑，说她未学好中文，只能看英文译本。她觉得，专辑本身就代表她拥抱自己的身份。作为回应疫情期间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她加入了英国本地的ESEA（East & Southeast Asian）社区及艺术组织，并在那里得到与其他亚裔音乐人表演及交流的机会。 “我要说的是，多年来，我一直认为‘像我这样的人’是没有机会的，因为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不仅没有看到任何代表人物，而且也感受到身为亚裔从事艺术事业的阻力。我仍然有着冒名顶替症候群（冒充者综合症），但我正在努力克服它。” “在成为妹猪之前，我曾在另一支乐队Dama Scout表演了几年。我花了很长时间才开始感觉到也许我属于其中，尤其是我经常要与那种不受欢迎的感觉角力。我曾经认为我永远不能组建乐队，也不能在人前唱歌，但我现在觉得，至少在有限的时间内，我会努力尝试令自己属于其中，并按照我想要的方式创作音乐。如果做到，那已经是一个成就。” 对妹猪来说，身为英国出生的亚裔歌手，她常常困惑于外界并不视她为纯正“西方”的音乐人，但与此同时，她也不能完全归属于香港文化。尽管她从父母那里听过很多梅艳芳、邓丽君等八、九十年代的广东歌和华语歌曲。她自言犹如身处在两个世界之间，虽然世界并非二元对立，但她确实花了很长时间，同时在两个世界的音乐线索上探索。 她觉得，即使这张专辑主题上围绕不少她的移民家庭故事，但更多时候，她想以荒诞与幻想的风格转化，而非单纯视为一种与亚裔有关的议题。 “在现场演奏这些歌曲，并分享关于它们的故事是很好的，我对愿意倾听它们的人心存感激。对我来说，如果我能在某程度上，为某个人的音乐创作或诉说他们故事的方法上，带来一点启发，那已经很了不起。每个人的旅程都是独特的，我们都有一些可以分享的东西。对于任何听众来说，听我的歌，同时能够提醒他们自己本身的生命旅程也是有价值的，这是我想做到的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