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2019年反修例运动及《港区国安法》生效,香港掀起新一波移民潮。今年初,英国内政部公布,推出英国国民(海外)签证(BNO Visa)计划两年间,已有144,500港人移民英国生活。 民以食为天,移民到英国的港人内心最记挂的莫过于香港的饮食。点心、烧味、常餐、鱼蛋等等在英国难于日常品尝,有人移英后开设茶餐厅,在异地尽可能为港人社群带来原本的香港味道;一代又一代的香港移民,即使对香港印象不尽相同,饮食却最能连结彼此。 不约而同地,一些移民的后代在异地土生土长,但回忆中父母辈所开设的餐饮场所、家族故事,却成为了她们创作里面的主题。 移英港人后代Angela Hui:写书回忆父母的Takeaway餐厅 港人移民第二代、传媒人Angela Hui去年出版一本回忆录《Takeaway:Stories from a childhood behind the counter》,她写自己在父母经营的外卖餐厅成长的童年,也纪录了80年代那一波的香港移民在英国发展出融合中英两地饮食风格的尝试。 “因为你来到了英国,要吸引英国人光顾,就要研究怎样把中菜调整到符合他们的口味。我仍然记得当时客人最爱点的是一种拼盘,没有源流,父母自创的,有炒饭、炒面、春卷、咖喱鸡、薯条。” Angela说。以今天目光来看,这款拼盘简直是碳水化合物炸弹,非常高热量,但是对当年移民到英国开办外卖餐厅的夫妇来说,这道菜不仅仅是面对困境的急才,也有为了养活一家人的辛酸在其中。 在南威尔士的一家外卖餐厅“幸运星”成长,32岁的Angela专门报道饮食文化,现居伦敦,两个哥哥一个在美国,一个在曼城。昔日一家五口同住,现在是子女有成,分居各地发展。2018年,Angela的父母结束30多年经营,把餐厅店铺卖给别人退休后,她觉得像“幸运星”那种风格的餐厅曾经很重要,但现在已经日渐式微。 环顾今天的唐人街,川菜、上海菜、京菜等餐厅泾渭分明,由中国大陆到来的移民使英国的中菜更具系统,主导新的文化风貌。提起旧时的“英国中菜”,多数人又只记得“烹调方式古怪”、“卫生环境恶劣”等针对华人饮食的刻板印象。她不想大众遗忘外卖餐厅的过去,于是动了念头,往自己前半生的记忆中探索。 1985年,Angela的父母移民英国,先后在伦敦、雷丁(Reading)打工,边工作边储钱,最后落脚南威尔士,买下一个店面,其后1991年,Angela出生。 她在书中如此回忆那间已经结业的餐厅:柜台/等候区非常简单而且很小。红砖墙、白色长凳、花砖、玉树、狮福狗和招财猫在架子上。厨房里非常狭窄,地板上铺着红色采石场防滑瓷砖,一两块瓷砖有奇怪的裂纹,有磨损的迹象。我们有两个不锈钢表面,一个用于包装订单的中央岛,一排重型炒锅燃烧器,一个深油炸锅站,一个家用炊具,炉灶上总是有冒泡的酱汁锅,还有一个巨大的冰箱,对于房间来说显然太大了。 “Takeaway是一种很混种的餐厅,你可能会以为像香港的大牌档、茶餐厅,但是我们卖的食物中会有薯条与咖喱汁,也有柠檬鸡与咕噜肉。Takeaway为了维生,其实不知不觉中创造出一种只有在英国才会尝到的中式餐饮。我大约7、8岁时就要帮忙工作,跟两个哥哥一起,顾店、收钱、帮父母翻译,因为父母在英国30几年,英文都不太灵光,相反我们在英国出生,从小就已经很西化。仍记得在学校里,我除了肤色与午餐盒跟白人同学不一样外,其他都没什么分别,同学爱吃炸鱼薯条,妈妈却说那些食物‘热气’,每日清早亲自准备午餐给我。” “南威尔士在我印象中是个很落后的城市,相比起伦敦,那时南威尔士经济不景气,虽然那里有绿油油的山与很多羊。我们清晨5时左右开店,记得有一个婆婆和中年男人总会提早在店外等候,然后只点白饭与咖喱,每逢大雪天,父母就会着他们先进来坐坐。” 味道里忆苦思甜 一间“前铺后居”的餐厅,那里的人吃着两种食物。 Angela说父母很喜欢下厨,从每天清早到晚上,都在张罗小孩子的三餐、上菜给客人。双亲打理餐厅年中无休,只有圣诞节才有时间休息。开店之前,他们在各地打工的经历中,渐渐掌握英国人对“唐餐”的印象与口味,咕噜肉、咖喱鸡、柠檬鸡等菜,经过煎炸又佐以酱汁,最受客人欢迎。还有一种她特别深印象的叫“Chicken Maryland”,是他们其中一款受欢迎的西菜。寻常人家多吃火腿、猪肉,在Takeaway尝到甜酸汁、豉油,吃得津津有味,味蕾多了新尝试,也渐渐适应在地化的平民英式中菜。 “不过我们自己吃的菜式,就跟香港人吃的家常饭一样,煲汤很重要,母亲每天都会煲汤要我们喝,但我跟哥哥都不喜欢喝,然后吃蒸排骨、蒸鱼、炒菜和白饭,他们最常挂在口边一句话:煎炸食物对小孩子无益,会热气。” Angela说,在学校打开饭盒吃炒饭,看别的同学吃薯条、汉堡、三文治,这是她察觉到身份的时刻。 “小时候曾经很不理解父母,他们英文不好,要靠我帮忙处理大小事,我只想好好念书,和同学下课后去玩,觉得他们对我是予取予携,他们需要我就一定要帮忙似的。现在想来,我妈妈60年代在大陆出生,帮家人耕田,然后偷渡来香港。我爸爸13岁就打工,在香港摆车仔面档,走鬼档,要随时提防清场。他们一起来到英国,为的无非是子女有更好的生活,他们也为此牺牲了许多。” 虽然生于英国,但家人每年都会带Angela回香港一趟,而身为华人在英国,也无可避免要面对许多困境。当时南威尔士经济差,除了歧视华人,有些当地人还曾经企图打劫他们,又有些四处闹事的年青男女,在餐厅后巷点火烧垃圾筒。在学校,Angela身边不少女同学,未到16岁就因为婚前怀孕而退学。而她则在学校与前铺后居的Takeaway餐厅往来之间,被逼急速成长,成长到可以保护家人,可以替家人分担,上菜、收钱、听电话接单、送外卖。 以书写饮食定义自己 数十年来,世界各地的华人移民开枝散叶,衍生第二代、第三代,四代同堂也大有人在,社会不乏回顾移民社群的作品。Angela觉得,Takeaway餐厅是英国在地华人饮食的尝试,曾一度主导英国人对唐餐的印象,但现今已日渐式微。今时今日,英国有更多中国餐馆选择,其他亚洲菜式如越南菜、印度菜也历久不衰,唯独那批在地化的英式唐餐Takeaway餐厅,随店主纷纷退休、物价高企而退出舞台。 “我想大家可以记住这段历史。” Angela说,写回忆录的第一道难题是说服家人。双亲都觉得写书讲家事,无异于揭露私事于人前,又自觉那些故事不值得大书特书,几番劝说终获双亲首肯。出版前夕,Angela有些担心其他亲戚会有意见,母亲却反过来安慰她:只要你用心去写,我相信他们都会看得见。 “我会讲半调子的广东话,以前在南威尔士就被同学歧视我不是英国人。写书那段时间正值疫情,很多华人餐厅都挺不过来,华人有人身安全风险之余,餐厅也被人视为有毒而不敢光顾。我写这本书,既想大家可以记住Takeaway是英国饮食文化的一员,我更想以此拥抱我的出身、我的家人、我父母的牺牲、我坐在收银机后的童年。” 独立音乐人“妹猪”(Mui Zyu):音乐是我找回身份的方式 “Mui Zyu”是Eva为自己取的艺名,英国人可能第一时间不懂如何发音,但懂广东话的听众一见便心领神会——Mui Zyu即是“妹猪”,是家人对自己女儿的昵称,也是Eva作为英国出生的华人,最初从父母的母语处所获得的身份。 三十而立,她在疫情期间创作首张专辑《Rotten Bun for an Eggless Century》,绿色基调的专辑封面,一个女生拿着剑,剑身反映数张不同情绪的脸,女孩像在对抗什么。妹猪说,情绪像恐惧、焦虑、仰慕等都是她创作音乐的起点。 “主要是在英国封城期间,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很多,英国人将亚裔与病毒挂勾,怪责是我们带来疫情。我很害怕,却也同时让我更加意识到我的身份、我的起源——当时我的父母从饮食业退休,回流到香港,我成为唯一一个留在英国的人。可以说这张专辑是我创造的小世界,供我躲藏其中,因为艺术对我来说就是一种转移、逃避现实的方法。我爱奇幻故事、电玩游戏与异世界主题电影,那些喜好都与我的理念一致。” 妹猪创造了一个追寻自己家族渊源的奇异主题乐园。 专辑的Interlude(插奏)名叫〈Ho Bao Daan〉(荷包蛋),有一段音乐配合父亲亲自录制的、煎荷包蛋的口述教学。她笑说父亲本来不愿意献声,但同意之后,不时一连传来好几个版本录音,让她挑选。其中一首名叫〈Paw Paw〉(婆婆)的歌,歌名缘于当时灌录唱片期间,她的监制失去了祖母,而妹猪选择用二胡编曲,则致敬其中一幕儿时回忆。 “我爷爷是个沉默寡言的人,唯一一次让我稍微感受到他的情绪,是小时候他在我面前拉过二胡,他很少会用音乐这些具创造性的方法抒发胸臆。大约60年代末,爷爷一个人来到英国打工,数年后才把家人带来。爷爷一直定居英国,直到10年前逝世为止。他们在英国搬了好几次家,住过利物浦、伯明翰,最后来到爱尔兰,而我是在北爱尔兰的贝尔法斯特出生的,不过家人又搬到肯特郡,我便在那里长大。” 身处在两个世界之间 妹猪的父母在肯特郡与邻近的薩里郡开餐厅,一家住在餐厅上层,和Angela一样,妹猪的午餐盒由父母一手包办。小时候,当她渴望可以融入白人同学圈子,打开午餐盒吃饭时却被同学取笑,因为她吃的食物与白人家庭吃的完全不同。因此,她小时候也对中华文化有所避忌,不愿意接受自己的身份。 她说,现在想法不同了,其中一本她爱读的书是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却随即腼腆一笑,说她未学好中文,只能看英文译本。她觉得,专辑本身就代表她拥抱自己的身份。作为回应疫情期间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她加入了英国本地的ESEA(East & Southeast Asian)社区及艺术组织,并在那里得到与其他亚裔音乐人表演及交流的机会。 “我要说的是,多年来,我一直认为‘像我这样的人’是没有机会的,因为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不仅没有看到任何代表人物,而且也感受到身为亚裔从事艺术事业的阻力。我仍然有着冒名顶替症候群(冒充者综合症),但我正在努力克服它。” “在成为妹猪之前,我曾在另一支乐队Dama Scout表演了几年。我花了很长时间才开始感觉到也许我属于其中,尤其是我经常要与那种不受欢迎的感觉角力。我曾经认为我永远不能组建乐队,也不能在人前唱歌,但我现在觉得,至少在有限的时间内,我会努力尝试令自己属于其中,并按照我想要的方式创作音乐。如果做到,那已经是一个成就。” 对妹猪来说,身为英国出生的亚裔歌手,她常常困惑于外界并不视她为纯正“西方”的音乐人,但与此同时,她也不能完全归属于香港文化。尽管她从父母那里听过很多梅艳芳、邓丽君等八、九十年代的广东歌和华语歌曲。她自言犹如身处在两个世界之间,虽然世界并非二元对立,但她确实花了很长时间,同时在两个世界的音乐线索上探索。 她觉得,即使这张专辑主题上围绕不少她的移民家庭故事,但更多时候,她想以荒诞与幻想的风格转化,而非单纯视为一种与亚裔有关的议题。 “在现场演奏这些歌曲,并分享关于它们的故事是很好的,我对愿意倾听它们的人心存感激。对我来说,如果我能在某程度上,为某个人的音乐创作或诉说他们故事的方法上,带来一点启发,那已经很了不起。每个人的旅程都是独特的,我们都有一些可以分享的东西。对于任何听众来说,听我的歌,同时能够提醒他们自己本身的生命旅程也是有价值的,这是我想做到的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