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我爱我家》剧照。（网络图片） 脱口秀艺术被媒体称作“冒犯的艺术”，而任何优秀的喜剧可能都带点冒犯的影子。我们可以在喜剧的“冒犯”中看到历史的荒诞，而这些荒诞反哺着喜剧。 在影视和娱乐中“冒犯”的空间日渐收窄的今天，我们不由回头观望。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情景喜剧《我爱我家》中，没有过多的教条和叙述，而是在对权威与时局的“冒犯”中，如今看来可能石破天惊的冒犯，当年只道是寻常。回看这些几十年前的玩笑，让观众感慨：我们是如何走到当下的？歪脑和您一起，通过剧中这些时代感强烈、对一些年轻人可能有点“不明所以”的对白，回看这些以喜剧形式被记住的历史。 “那也好，听说你在局里做领导工作，那你就给我搞一个批文吧。” 1989年05月18日，北京天安门广场，示威的人群打出“铲除官倒”的标语。（AP) 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实施计划经济，一切物资价格都由政府制定；而在80年代，随着市场经济逐步恢复，中国开始出现了“价格双轨制”，即“计划内”物资由国家定价，“计划外”由市场影响并决定价格。这期间，一些官员亲属或“关系者”，利用官员权力低价购入物资，并在市场上高价出售牟取暴利，即被称为“官倒”。一个来自高层领导的“批文”，就可以帮助这些“官倒”轻松拿到廉价的物资。 1989年的学运中，“反官倒”是学生与各界示威人士的最主要诉求之一。 “旧社会他生活还行，他是62年要的饭。” “62年？那也是‘我们工作中的某些失误’嘛。” “看出差距了吧？你爷爷一失误，我爷爷就要饭。” 1958年10月，北京某饭店院内的“高炉”。“大跃进”期间，全中国建起无数土制高炉，全民“大炼钢铁”。（ AFP / JACQUET-FRANCILLON） 1962年5月，香港，排队领取食物的中国难民。在1959-1962年的大饥荒期间，约有14万至20万难民逃到香港。（AFP） 1957年《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提出了“大跃进”的口号，随后这场运动在全国迅速开展，浮夸风盛行。“全民大炼钢铁”，农业“放卫星”和“大食堂”等动作直接破坏了正常的生产和经济秩序，导致了1959至1962年间的大饥荒。而在大饥荒期间，中国官方拒绝他国援助，同时还在援助其他国家。 直至今日，中国官方未公布大饥荒期间的确切死亡人数，用“三年自然灾害”形容这场灾难。根据一些学者的估算，大饥荒期间死亡人数为三千万至八千万之间。 “还是毛主席说得好，机会主义头子，改也难。” 1967年文革初期，彭德怀被“挂牌批斗”。（网络图片） 1959年7月的庐山会议期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彭德怀写信给毛泽东指出一些“大跃进”存在的问题，随后这封信遭到毛批判。毛批判彭“搞阴谋分裂活动，违反党的纪律，破坏无产阶级专政”。随着被毛泽东定性为“彭德怀反党集团”，彭德怀的际遇每况日下。1962年。毛泽东称彭德怀为“修正主义分子”，决定成立彭德怀专案委员会和习仲勋专案委员会，对彭德怀和习仲勋等进行审查。 1966年12月，彭德怀被“文革”中的造反派强行从四川押解回北京。“文革”期间，彭德怀遭受大量的批斗，关押和殴打迫害。 毛泽东说：“机会主义的头子，要改也难。彭德怀改了没有？没有改。” 彭德怀于1974年病逝。 “咱也是十几年的夫妻了，有错我改还不行吗？那皇帝都能改好，我就改不好？” 1956年12月28日，时年50岁的溥仪在抚顺战犯管理所中。（AP) 溥仪作为满清王朝的“末代皇帝”，他在1908至1945年间经历了三次登基与退位。1945年，日军战败，溥仪在乘坐飞机逃亡日本的途中被苏联军队逮捕，并在1950年时由苏联交接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随后被送往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为期十年的“劳动改造”和“思想教育”。 1959年12月，溥仪被时任国家主席刘少奇特赦，并留在北京工作，而且还在1964年加入政协全国委员会，任职文化历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溥仪于1967年在北京病逝。 溥仪从“末代皇帝”到“政协文史专员”，成为中国官方语境下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成功的一大案例。 “你上大学了吧？” “对对对，73年，群众推荐，组织批准。” “真羡慕你，人民送你上大学，你上大学为人民。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 “文革”期间，“工农兵学员”入学场景。（网络图片） 1966年“文革”爆发后，高考被取消，大学招生也一度暂停。1968年毛泽东发表《七二一指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 1970年，中共中央批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决定从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及上山下乡知青中招生，先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试点。工农兵大学生的任务就是：“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 由于没有考试，采取推荐制度，“工农兵大学生”的选拔也成为了腐败的重灾区。美国克莱蒙麦肯纳学院政治学教授裴敏欣在文章中讲：“即使复课后，根据政治背景和关系被录取的‘工农兵学员’大部分不具备大学生的资格。同时大学的课程设置完全政治化,教学质量低劣，教授毫无教学和学术自由 。” “他刚回来没有几天，正好赶上1957年，要不是我，早就把他策划成右派了。” 1957年，某县的“反右派说理斗争大会”。（网络图片） 1956年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5月1日，《人民日报》刊载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中央决定开展“整风运动”，鼓励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人士畅所欲言，提出批评。 而随着来自全社会越来越多的批评声音，10月15日，中共中央发文“中共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随后“反右”运动开始并不断扩大，许多单位开始“按比例”抓右派，不少人被“策划”成右派。据报道，50年代中期，中国约有知识分子500万，受到打击的人数超过了知识分子总数的10%。 中国的“劳教制度”也始于“反右”，大量知识分子死在劳改农场，“夹边沟”就是中国最著名的劳改农场之一。 “您要说时戏法魔术那根本没人看，您要说是气功，特异功能，那人就多了去了。” 1993年，北京某气功培训班上，学员每人头顶一口锅进行“修炼”。据培训班介绍这些锅是“信息锅”，可以接受宇宙能量，达到“天人合一”，还可以通过这口锅远程收到“大师发的功”。（网络图片）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掀起一波全民“气功热”，全国有数千万人修炼“气功”；各种气功表演会，气功治疗等遍布全国，大受欢迎。据报道，1986年成立的中国人体科学研究会由钱学森任名誉理事长，1988年成立的世界医学气功学会由卫生部崔月犁部长任会长，气功的火热可见一斑。 然而从头到尾，科学界和民间都没有一个对“气功”的准确定义，“气功”既包含了一些传统武术的内容，也同时包含了“特异功能”等概念，后果则是一时间骗子频出。据媒体称，有“气功大师”声称接收宇宙信息，与外星人对话；有“气功大师”声称靠气功远程扑灭了1987年大兴安岭火灾，发功的话还可以拦截原子弹......同一时期产生的“气功大师”王林，直到2013年才被《新京报》揭穿，被指为江湖骗子。这场气功热造就了诸多“黑色幽默”。 “您说您这辈子什么邪没信过？打鸡血吃醋蛋，喝红茶菌做甩手操，爬行运动倒立疗法，您一样没落下。” 电视剧《金婚2》中“鸡血疗法”的画面“。（网络图片） “打鸡血”指的是“鸡血疗法”——一种在上世纪60年代在中国风靡的医疗方法。如今汉语中，“打鸡血”已经成为形容人精神亢奋的词汇。 “鸡血疗法”即直接为人肌肉注射新鲜的公鸡血液。在60年代初至文革初期，在全国范围内，各地大小诊所都提供“打鸡血‘的服务。人们普遍认为，在注射鸡血后心率加快，面色潮红，是精神焕发的表现，后来又演变成“打鸡血治百病”的传言。然而据媒体报道，这些症状只是“免疫排斥反应”。据上海卫生局1962年的调查报告，16.6%的打过四针以上鸡血的病人出现了不良反应，还有6个病人休克。 1965年，卫生部下发通知禁止“鸡血疗法”。此举遭到毛泽东批判：“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的人工作，而且这百分之十五的人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好了。” 随着文革爆发，毛对“鸡血疗法”禁令的批判造就了新一轮的“打鸡血”热潮；直至1968年，由于“鸡血疗法”造成的过多的不良反应案例，这一热潮被叫停，很快便无人再提。 “上次迎宾，是不是迎西哈努克亲王你也去了？” 1973年7月5日，广州，中国小学生在政府组织的游行中列队欢迎柬埔寨的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来访。（AP） 西哈努克作为柬埔寨王室成员，在1941年日占时期建立了柬埔寨王国，在日本战败后西哈努克开始带领柬埔寨对抗法国殖民者并在1953年完成独立。1955年，西哈努克将王位让给父亲，自己成立了“人民社会同盟”，随后多次出任首相并就任国家元首。 1970年春，国防大臣朗诺发动政变，建立了高棉共和国。正在欧洲访问的西哈努克开始流亡，并往返于中国和朝鲜之间，受到极大礼遇；同年，西哈努克在北京建立流亡政府，开始与崛起中的“红色高棉”合作，并在其邀请下继续担仪式性柬埔寨国家元首，自己依然长期身居国外。1976年，西哈努克回国，在了解了”红色高棉“的血腥统治后辞去元首职务随后遭到软禁，直到1979年才被允许出境，开始在中国政治避难，并前往联合国谴责红色高棉政权的暴行。整个八九十年代，西哈努克的经历依旧波折动荡，在经历了联合执政、苏联解体、重新登基、红色高棉覆灭等大事件后，他在2004年再度退位，并于2012年在北京去世。 西哈努克一生多次来到中国，并在中国居住了大量时间，见证了中国从文革到经济高速发展的诸多阶段，是民间最熟悉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之一。而“全民迎接”西哈努克亲王则成为了一代人的记忆。 “志国你也不要闲着，等我粉碎了四人帮，你就给它把三中全会开了。” 1978年12月，北京，十一届三中全会会场。画面中画像为毛泽东画像（左）和华国锋画像（右）。（网络图片）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简称为十一届三中全会或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中，华国锋的“两个凡是”理论被抛弃，确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指导方针；做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决策。”会议也讨论了关于文革中冤假错案的平反问题。 这次会议被认为是“改革开放”的起点。而上海的华东师范大学任历史系教授的韩钢在接受采访时说，“并不是说在三中全会上，邓小平突然产生了改革的灵感。把市场经济改革的想法追溯到那次会议是过早了。”曾担任赵紫阳助手的鲍彤也在接受采访时说，“把这次会议人为地挂上光环说成是‘改革开放的大会’，这是编造出来的一个神话。” “司徒雷登走了，白皮书来了，很好，很好。这两件事都是值得庆贺。” “这是拿咱俩比帝国主义呢！” 1948年12月16日，南京，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右）和蒋介石（中）。（AP) 司徒雷登于1876年，在杭州出生于一个美国传教士家庭。他在11岁时回到美国学习，并在1904年重返中国。司徒雷登在华期间曾担任大学教授，美联社记者，燕京大学校长等职务。1941年他被日军关押在北京，1945年随着日军战败获释，并在1946年被杜鲁门总统任命为美国驻华大使。整个国共内战期间，司徒雷登极尽全力试图斡旋结束战争，不过收效甚微，也并没有得到来自美国政府的信任。 1949年，基于国民党军队的溃退台湾，美国国务院指示司徒雷登大使：“在中共接管南京时，与各国一致留在南京，但于中共已巩固在南京建立政权后，应即离开南京，返美述职。”7月14日，司徒雷登在“美国对华政策应衡量之因素”笔记备忘录中提到：“对中共本质不要有任何幻想，它与马列主义已完全融合。”后于8月2日返回美国。8月5日，美国国务院发表《中美关系白皮书》，表示中国国民党在内战的失败与美国无关。 随后，毛泽东发表文章《别了，司徒雷登》，对美国大加讽刺，文章结尾处说：“司徒雷登走了，白皮书来了，很好，很好。这两件事都是值得庆祝的。” “你说过你们上学的时候教室里有一条反动标语？” “不，这可是冤枉。当时我还是“三结合”破案小组成员呢。” 1969年5月，重庆，中国农民在毛泽东画像下学习”红宝书“内容，迎接中共九大。（AFP) 在不同历史时期，“三结合”通常有不同的含义。这里的“三结合”，指的是文革期间的一种组织方式。 文革开始后，各地造反派相继成立“革命委员会”并开始“夺权”。在1969年4月，中共九大召开前后，“革命委员会”正值鼎盛，模糊了党和政府之分，达到了高度集权。“革命委员会”则是由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人民解放军当地的负责人和党政机关的革命领导干部，组成“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 “就是不知道我这些奖状的一些内容还算不算数。你比如说，大炼钢铁积极分子，农业学大寨先进个人，批林批孔冲锋在前，这完全是污蔑嘛。” 1967年5月，北京，一次会议上林彪（左）挥舞着红宝书。（AFP) 作为毛泽东的忠实拥护者，林彪在1969年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并被写入党章，却在1970年与毛泽东决裂。在1971年的“九一三事件”中，林彪在蒙古国坠机身亡。林彪事件是一次从“接班人”到“叛逃者”的快速转折。 1973年，毛泽东说：“尊孔反法，国民党也是一样啊！林彪也是啊！”；随后的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在江青和王洪文的策动下大肆展开。这场将孔子和林彪放在一起批判的运动让人困惑不已，同时也造成了更大规模的文物古迹破坏。 “知道的，您是干部离退的，不知道的以为您是第三梯队的。” 1985年5月，习近平在美国爱荷华州访问。习近平时任河北正定县县委书记，被认为身居“第三梯队”名单中。（央视新闻图片） 1983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提出“第三梯队”概念，意为中央大力培养的未来接班人。那一年，中共中央正式建立后备干部名单，并成立考察组前往各地考察年轻干部。1984年，首批“第三梯队”名单发布，包含1100多位省部级年轻干部。时任河北正定县县委书记习近平也进入首批“第三梯队”名单，后来的政治局常委刘云山，也在考察组前往内蒙时被推举。 最终，在第十七、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除了两位之外，所有人都曾列入当年的第三梯队名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