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真的，被确诊为阳性时，我心里相当震惊，不仅仅是因为自己毫无症状，也因为我向来是个相当重视个人卫生和防护的人，加之母亲曾是医务人员，疫情袭来后我家一直以极高的防疫措施严阵以待。早在1月末我们就闭门锁家，生活依赖快递、外送，且都通过无接触式交接，对“外来物”一律要消毒后才拿进门。

虽然在国外做不到足不出户，但我除了进出的消毒，还非常迷信地通过熏醋消毒家居。回国前，跟朋友见面话别，考虑到防疫的需求，我们选择了拿着咖啡、面包在河边散步的方式。

所以，熟悉我生活习惯的亲戚朋友都会问我，检错结果会不会搞错了？问多了也有些腻烦，我把心一横：不必纠结了，就算搞错了也肯定是宁可错杀，不可放过，既来之则安之吧。

最初，尚在隔离酒店等待转移的我，还幻想着要如何度过隔离治疗时那与世隔离、不接触任何人的孤单日子，但在转了两趟救护车，被送进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的病房之后，我知道这下肯定没有人会被搞错了——每间病房里都住了三个人，入院病人“死蟹一只”（沪语，束手无策、没希望了），不是新冠也是新冠了。

三人共处一室、共用一个卫生间，在一个空间里吃饭洗澡睡觉刷牙洗脸……我问护士，这样不会交叉感染吗？护士答曰，你就一直戴好口罩，甚至在睡觉时也戴着。可是，众所周知，病毒可以附着在卫生间的墙壁、淋浴间的帘子、甚至厕所马桶上，睡觉戴口罩有用吗？护士笑了笑说：“你还是戴着吧。”

神速出院

刚开始住院的时候，我基本没有怀疑过，自己和所有的病友都是“如假包换”的病例，直到我看到“上海发布”的新闻中，有人只住了五天，就神速出院。这就很离奇了，如上一期专栏中我们摸索出来的检测规律推算，这名病人只可能在入院之后立即连续两天核酸检测呈阴性，第三天由CDC抽血复核，第四天通知出院，才能做到在第五天出院。一天都没有浪费，利用好每一天的检测并且通过检测，这不是“神”速，什么是神速？

于是问题就来了，如果从入院起他就是阴性，那么有没有可能，之前导致他入院的检错结果真的搞错了？

当然，入院的判断也绝对不是草率的。入院前，我们历经了一次核酸检测、一次定点医院CT验血。另外，不止一名病友在入院前经历了各区定点医院好几天反复的检查，但检测结果却阴阳不定，让区定点医院难以判断，更有人在经历了几天普通肺科治疗后才被确诊，不禁让人怀疑是不是在医院接受治疗时才受到了感染。

交叉感染

即使大家都是“名副其实”的新冠病人，一起住在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就没有交叉感染了吗？大概也未必吧。

比如我们病房，三个人的入院时间分别只隔一天。随着大家的病症都慢慢消退，三人的咽拭子开始转阴性，甚至分别出现了抗体，我们都开始企盼康复出院。此时，即使在病房里不戴口罩应该也没啥风险，毕竟我们体内的病毒量已经很少了，且我们逐步具备了抗体。

但随着史蒂夫拔得头筹康复出院，隔天，医院立马又安排了一个新的确诊病人入住他的床位。那我和另一位同样被史蒂夫抛下的病友陈北，岂不是再一次“死蟹一只”？

哪怕我和陈北都已有抗体加持，但新加入的病友跟我们来自不同的境外区域，他所感染的会否是变异了的病毒呢？我们的抗体能否抵御这种病毒呢？康复病人都可能复阳，更何况我们这两个尚在恢复期的病人？

当然，这些疑问不能问新来的病友，也不方便在他面前讨论或询问医生，只能闷在心里。仿佛应验了墨菲定律，他入住没几天，我甚至重新开始有喉咙痒或偶有流涕的症状，不禁加剧了敏感和紧张。

惊慌背后

在治疗期间，我们只能待在病房里，没事不能打开病房门，更不要说去走廊了。

有一天，我们透过房门的窗户，看到一名全副武装的新病人入院，显然是刚下飞机，经历了一条龙的检疫，直接被送进了医院。她站在走廊上，神情略显呆滞，护士说一句她就做一步，显得手足无措。那一刻，我又闪回了刚被确诊时的惊慌，我突然意识到，那种惊慌背后，是连续数月不断接受到的疫情资讯的一次性爆发。

在简体中文媒体不断强化的“全世界都崩溃了”的描述下，这种情绪爆发概括来说就是——“以为自己得了个绝症”。或许，北京那位在商场里因得知自己确诊新冠而当场痛哭崩溃的女子，也和我们都是一样的心情？不仅当事人，身边的亲友也一样不好过，入院后我妈和我视频通话，虽然她嘴上不说，但她的眼睛已经哭肿了。

入院的第二天中午，这位病人崩溃得大哭起来，“我不要抽血”的哭喊声穿透了整个楼层，大家纷纷打开各自的病房门伸出头来，想要一探究竟。或许她是怕抽血，眼睁睁看着护士来病床边一字排开17管即将充满自己血液的试管，是每一位新入院病人都要面对的“欢迎礼”。

她的哭声在楼道里回荡，丝丝渗入每一间病房，勾起了每一位病友或许都曾有过的心情：不敢相信诊断结果的震惊，又有觉得自己命不久矣的惊慌。

有句讲句，不知道自己会不会被误诊，不知道会不会被交叉感染，更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能出院，在这种状况下，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把自己的身体和心灵都完全交托给医院。毕竟这是在绝望中重建希望的唯一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