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三年，我们看见了中国防疫政策的严苛和激进，“动态清零”政策下无度的封控措施引起大规模的民怨爆发。从2022年10月13日，二十大前夕，北京四通桥男子拉起了横幅抗议，从美国、加拿大、英国等海外留学生们纷纷起身声援“四通桥勇士”；11月下旬，发生了乌鲁木齐火灾事件，防疫导致的人伦悲剧，更从网路开始，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中国多个城市点燃了“白纸运动”。 而政策在自2023年1月8日的突然转向也令海内外震惊：其“全面放开”在几乎无预警、无准备的情况下，令全国各地迅速掀起了严重疫情——医疗资源挤兑、确诊人数不明、社会集体致郁——人们如何思考这波“全面放开”？在歪脑的本篇采访中，邀请了在北京、香港、英国等三个地区的华人，各自分享在海外与在中国境内的确诊者，彼此之间的对谈与想法。 天灾或人祸？备药不及、求医无门：中国疫情只是推迟了三年 全面放开时，Paul和家人都在北京。 他说，自己在12月中旬就确诊过了：“当时虽然颁布了‘新十条’，但绝大多数人都还没想到会紧接着全面放开，所以普遍来说，准备还是相当不足的。我是提前看到一个博主建议要备哪些药品，就买了布洛芬（Ibuprofen）、扑热息痛（Paracetamol）之类的。11月底左右，公司开始远程办公，但因为我的岗位特殊，每天得到现场，没过几天就听到同事感染了。” “刚开始听到的时候还觉得新奇吧。毕竟过去三年，中国疫情都是几乎真空的状态。普通人身边很少有人确诊。第一个同事之后，身边的人纷纷开始阳性。我大概在一两周后觉得不舒服。有天晚上突然低烧，当天晚上测一遍是阴性的，我还想没什么事。第二天早上起来，就开始浑身乏力，下午体温就到38.5，更晚点还到了39度，这次就呈阳性了。 “阳性的头几天，我自己感觉还是挺不舒服的，不像大家说的只是common cold，乏力、昏沉、呼吸不通畅。吃了几天布洛芬，几天后症状基本上就消失了，只是现在一个多月了，我还是有些像long covid的症状，容易疲惫，还有痰。” Paul说，虽然自己感觉北京疫情第一波的峰值差不多过了，购物中心人潮也陆续回流、也有人开始不戴口罩了。但他说，北京和其他省份仍有不少讯息与资源落差，也让他依然担心其他城市的家人： “像是我的奶奶，住在中部的一个省会城市。12月初，她摔伤了，救护车把她拉到当地医院，但医院还是坚持她得测核酸，阴性才能入院。可北京当时的政策已经不要求阴性了，处于没有全国统一的状态，所以我们当时特别焦虑、也挺震惊吧。最后没办法，只能照程序把所有资料弄好，老人家才能入院。幸好没耽误病情，但当时挺有感触的。好像可以体会2022年春天，上海封城那些求助无门、只能看着亲人死去的人，他们身上那种无力的感觉。” “虽然这波峰值过去了，但未来还会有第二波、第三波、甚至更多variant。所以我们其实并不是真正的bullet-proof。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的疫情才刚开始，这三年都是处于真空的状态。现在14亿人口才开始大流行的话，未来可能还不知道会出现什么情况。”Paul说。 面对疫情，香港政府只对中央交功课，而不是市民 另一位受访者，是身处香港的三三。她与丈夫孩子都在香港生活，父母则住在中国南方城市。她回忆，整整一年前，2021年春天自己正在预产期，同时也是香港疫情最严峻的时刻。 “我预产期是去年2月份，等于是疫情最厉害的时候。当时妇产科也可以感觉到那种紧张的气氛。我分娩前得做核酸，半天结果出来后才能进产房。那时基本上也不能有任何人陪产，我是生了小孩，从手术房出来推到病房时，我先生才只能在走廊上看我一眼。” “出了院后，孩子一个多月的时候吧，我公公就中了，接着传染给我先生，先生又传染给了我大女儿。至于小女儿当时才一个月大，我们都非常慌张，毕竟香港当时医疗系统也是崩溃的，大家都看过新闻，知道急诊室有好多人睡在那，甚至要等两三天才能进到里头。所以我只好和大女儿、先生，到公婆家住，我们叫‘dirty team’；我父母则住在我家照顾小女儿，就是‘clean team’。那时候连坐月子也没怎么能好好坐，因为疫情紧张，药品、菜、米，都有人抢。我刚生完小孩，第一件事情就是冲去买药。”三三说。 但在过了一年，好不容易回归正常生活的香港，又随着年末中国疫情爆发、年初中港通关后，再次面临医疗资源挤兑困境。三三说： “现在香港又开始缺药了，平常必里痛（Panadol）药房一盒是四、五十块钱，但网络上现在要700块钱才给你一盒；如果循正规管道买，屈臣氏现在价格也要大概1.5倍吧，但以前里面还有30多片，现在只有10片，很小的一盒。” “再加上开始通关，很多内地人想来香港打疫苗、抢购新冠特效药，没人再想买中成药了，板蓝根、连花清瘟都没人吃，所有人都想来抢西药。香港这波炒药应该还得再持续很长时间，我们都只能开玩笑说现在‘炒股不如炒药’。” Paul补充，中国现阶段确实依然仍有严重的抢购困境：“血氧仪我自己提前买好了，但后来我上京东想再查查价格，发现已经是之前的三倍。朋友圈里也都有人在问要不要买制氧机、或怎么给父母吸氧之类的。” “中国这种极度财富分化的问题，体现在疫情上就变得十分残酷。虽然我在北京，没有亲身经历，但微信上也有些公众号分享，内陆农村老人得病就得吃抗生素、或中草药，感觉也是相当悲惨的。” 在政府全面放开、医疗挤兑的情况下，民众自救、网路互助，似乎成了唯一的抗病之途。网路上也不时出现许多互助单位，例如有人成立“新冠防护药物公益互助小程序”，让有意愿提供药物者能够彼此定位协助。三三也提到，自己于疫情期间，也加入了“肺炎妈妈群组”，和其他家长们彼此交流。 “群组里面看到好多小朋友高烧了以后，家长不知道该怎么办。大家也会分享些科普文章，例如父母怎么样分别发烧原因？当然还有很多人讨论要不要给小朋友打针，因为香港只能打复必泰或国产的科兴，这也让很多父母陷入困境，如果不让小朋友打，他们没法上学、参加课外活动；但同时又会看到有人分享说，小朋友打了疫苗以后就去了急诊室。” 三三说：“我觉得香港市民在那3年里面，都一直在学着怎么自救吧？曾经香港政府是以高效的行政水平出名的，但突然之间，它的行政风格越来越内地化，不论是上一届特首，还是现在的特首，都只是在跟随大陆基调，包括做一些追踪软件，还有花很多的资金和时间去做核酸检测。” “但是我们大家心里都知道，清零政策是做不到的。可是政府就不断地这样去消耗资源和金钱，因为政府只是为了要交功课，而且只是对他的老板交功课。”三三说。“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个政府已经不再对香港市民交功课了。” 第三位受访者Peter，是刚毕业的海外硕士生，他在疫情期间到英国念研究所，Peter的“海外阳”经历，则与前面两位受访者几乎成为不同防疫政策之下的生活对照。 “英国是从去年开始就不用戴口罩上街了，确诊就自己在家休养，几天后就可以出门。像三三说的，确诊后的人们都有种‘金钟罩’的心态。所以当时在学生圈之间也有个奇特的现象，就是大家都想早点阳，因为早点阳才能早点去party、去交朋友。像是我是比较晚中的，在那之前，就好像交友圈变得越来越小。” Peter说，“我接待从香港或国内来的朋友，他们还是会跟我说，虽然英国已经不需要戴口罩，但自己不戴反而不习惯。” Peter认为，欧美国家也因为与疫情共存的政策，延伸出更自由的生活模式。“这样的生活似乎也有优势吧，比方说很多公司开放在家工作，人们渐渐从伦敦搬走，结果伦敦本来昂贵的租金现在也慢慢下降了。”他说，原先有人预测疫情退了以后，人潮回流会导致房租再次上涨。但经历了疫情，许多人而发现在家工作的弹性，也可以有更多与家人朋友相处的时间，“几乎变成一种不可逆的趋势。” “你曾以为生活很坚固，但其实脆弱无比”：中国疫情三年下的政治抑郁 至于中国政府，从坚持“全面清零”、批评西方国家的“与病毒共存”政策，到最终不得不走向“全面放开”，瞬间累积下来的大量灾情，让Paul感到相当不满。 “与其批评西方是躺平的状态，他们（中国政府）做的根本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甚至是短时间快速的U-turn。” “从11月还在‘坚持动态清零不动摇’，12月宣布完全放开——核酸检测没有了、抗原检测不要求民众主动登记、病毒测序没有、给大家买药的时间也没有、感染数字黑箱，人们无法判断感染人数、无法判断病死数⋯⋯前阵子卫健委还在每天病情统计，数字每天新增只有几千人，病死还为零，这完全是赤裸裸的谎言，但他们都还是持续在发布这些。”Paul说。 “这还只是硬件方面的，软件方面，他们也没有给民众科学宣导。现在是没有一个road map。政府可能在走一步看一步，或者压根就没有计划⋯⋯当然网路上我们能看到有些民间互助的案例，但当中国政府自己都开始带头说什么‘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眼睁睁看着医疗系统被挤兑、有人肺部感染求医无门，身为个人，我们是什么也做不了的。我们毕竟不可能自己去造一个制氧机出来，也不可能让自己去成立一个ICU团队，但中国政府就这样直接撇清责任，好像你今天不幸死亡了，是你的不幸⋯⋯但这跟它过去三年的说法，都是截然不同的。” 在这三年间，经历了疫情的爆发、政府的反复无常、封控造成的人伦悲剧，也让整个中国社会彷彿陷入了集体抑郁。 Paul说：“大家彷彿一夕之间都对人生的意义有了更多思考。本来中国主流方面，很多人多少都有些岁月静好的错觉，但现在，很多习以为常的事情，你都会发现并不那么习以为常。你发现，做为个人，你能够掌控的事情其实非常有限的，你以为你的生活很坚固，但其实是很脆弱的。” “大多数人也对未来更加悲观了。有些人会讲，最近几年中国全国新疆化了，以前在新疆用的各种监视维吾尔人的系统、数据手段，全中国都在使用了，所以大家就陷入一种集体的政治性的致郁的这种状态。” 三三说，中国现正经历的这种政治致郁与无力感，也让她想起几年前的香港。 “其实我觉得香港人的政治制郁，应该好几年前就开始了，”她说，“从更大的角度来讲，我感觉香港人正在经验一种公信力的丧失。之前香港人，包括SARS的经历都让市民们对内地的传染病是相当敏感的，所以在3年前发现武汉肺炎的时候，好多医护人员和社会人士都要求香港政府要封关。如果是在SARS时期，香港政府是会考虑的。但2019年底、2020年初，香港处于政治非常敏感的时期，因此政府并没有这么做。” 将一切纪录下来，留给后世见证的史料 面对这样的集体政治致郁，会期望自己能改变些什么吗？ Paul提到了李文亮医生。每年到了2月7日，人们便开始悼念他的忌日。 “3年前疫情刚爆发的时候，中国绝大多数人是震惊、同时也非常愤怒的。因为当时李文亮医生的事件闹得很大。在中央还没有censor整个消息之前，大家都明白，新冠肺炎一开始是被武汉当局、或者中央可能也有人知道，总之就是被刻意地隐瞒了。 但是，三年之后，可能很多人也会有些漠然吧，因为这几年下来发现政府没有往好的地方转变。2020年发生了新冠肺炎，未来会不会悲剧重演？就跟2000年初的SARS一样，当时一开始也是出现病例后遭到cover up，很多医师不能讲人话，直到蒋彦永医师向WHO官员通报之后，消息才公诸于世。” “所以，我想留下相关的历史纪录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中国官方与媒体上，很多消息都被404、被删除掉了，那这样我们身为个人、我的见证和记录，如果能保存下来的话，都会对未来后世在看我们这个疫情世代的时候，提供一些非常重要的史料。另外如果可能的话，是我也希望所有人不要当政府的帮凶，能够尽己所能去帮助他人。” Peter说，或许最终这个世界还是需要从政府到民间，更多的资讯透明与集体合作。“如果整体来讲，这个世界上所有人的生活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因为病毒并不会因为你是哪里的人，就不感染你，只有一个地方成果特别好也没有用，因为只要疫情还在的话，人们不合作，疫情终究还是会回来的，毕竟整个世界就是不断流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