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孽子》剧场版重临，藉着这机会，我第一次读了白先勇自1977年开始在报端连载，在1983年台湾远景出版社首次出版单行本的经典小说《孽子》。

读之前早已闻名，这是殿堂级的经典同志文学。而当身处书中故事的发生地台北，午夜读来，才更体会同志文学背后的况味。孽子的故事，那个不容于世、藏在幽冥里的黑暗王国，原来在一层下面，还有一层。一层悲，一层寒。

无家可归、卖身动情讨生活的男孩子们，悲得哀艳恣意、动魄惊心。

那是午夜过后的“新公园”，他们如游魂一般，在主流伦常的世界里被唾弃、轻贱，被扫地出门，被剥夺了身份，在黑夜的莲花池边，交换情欲、钱财和同路人一点救命的温情。“在我们这个王国里，我们没有尊卑、没有贵贱，不分老少、不分强弱。我们共同有的，是一具具让欲望焚炼得痛不可当的躯体，一颗颗寂寞得发疯发狂的心。”“我们用眼神、用手势、用脚步，发出各种神秘的暗号，来联络我们的同路人。⋯⋯直到夜深，直到夜真的深了，路上的行人绝了迹，我们才一个个从各个角落里，爬回到大街上来，这时，这些冷落的、不设防的街道，才是真正属于我们的。”

但真正的秘密是无法交换的。寒凉的东西，还未说出口，就已经哑在喉咙。

“我们公园里的人，见了面，什么都谈，可是大家都不提自己的身世，就是提起也隐瞒了一大半，因为大家都有一段不可告人的隐痛，说不出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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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公园里的人，见了面，什么都谈，可是大家都不提自己的身世，就是提起也隐瞒了一大半，因为大家都有一段不可告人的隐痛，说不出口的。

新公园、老眷村、六条通、淡水河⋯⋯这些孤魂野鬼流连在台北城的各个角落，每个地点，都关联一段身世，每段身世，都搁浅在时代的大江大海里。

小说里的“我”，阿青，一个因同性情欲举动被学校退学、被父亲逐出家门的高中生，是战俘的儿子。爸爸是四川人，中华民国的中阶军官，抗日时曾立下战功，后来因为曾被共军俘虏的经历，随军到台湾后，被革去军职，蜗居在眷村一条死巷底“最破、最旧、最阴暗”的矮屋里郁郁一生。娶了比他小20岁的台湾本省姑娘，阿丽。这段老夫少妻的阴郁婚姻里，阿丽生了两个小孩，在阿青8岁时逃离了家，晚景坎坷，至死才求儿子把骨灰送回眷村里那个“家”。

龙子，将军之后，因为同性情爱，并涉入情杀命案，被家族所不容。父亲将这唯一的独子放逐纽约，下令此生不再相见。十年后，将军父亲病逝，台湾为他行了国葬之礼，民众夹道致哀，而龙子在葬礼后三天，才被允许回台奔丧。

小玉，都说是“日本人的野种”，父亲从未现身，母亲告诉他，是在台北条通结识的日本华侨，有名有姓，但不知真假。母亲怀孕后这人就回了日本，承诺接母子到日本但转头就断了音讯。小玉风骚艳丽，名满江湖，是圈子里的红人却志不在此，一心一意只想找机会去日本，寻找生身父亲。

台湾媒体在剧场版《孽子》重临时采访白先勇，问了好问题：主人公都是青春同志，流连聚散，为什么小说里却很少有性爱描写？白先勇回答：“《孽子》主题不在那里，它的主题是父亲，处理各式各样的父子关系⋯⋯”

儿子正因父亲的驱逐、不原谅，而成为“孽子”。这是儿子的悲。

父亲的心声在小说里很少直言，只寥寥几句：“他不忍见你——他闭上了眼睛也不忍见你。”“你们可也曾想过，你们的父亲为你们受的苦，有多深么？”

父亲被战争永远隔开祖先和家人，孤身流亡台湾，在地艰辛扎根，那小小的根，却脆弱得随时会被吹断。面对儿子是同志，且不容于社会的现实，父亲的悲，与其说是无法理解自己不懂的爱欲，不如说是自己根基寸断、家族无后的诅咒。作为儿子的父亲，被迫背井离乡的父亲，也成了家族的“孽子”。

儿子的悲，白先勇写得艳丽，法国书评人说他“研悲剧为金粉”，淋漓尽致。父亲的悲，在小说里则只有一幅幅无声静默、令人喘不过气的画面：阴影里的破藤椅、巷子深处的发霉的老屋、死去儿子的房间⋯⋯

“我要避开我的父亲，因为我不敢正视他那张痛苦不堪灰败苍老的面容。”小说主人公阿青最后说出了秘密：流亡，既是儿子被驱逐，也是父亲被避弃。孽子，是父子两代人的宿命。

小说里关于“父亲”形象，难得的轻松情节是这样一段：

“‘你老爸从前开什么飞机？’‘轰炸机，B—25 ，轰——’他用手做了一个飞机俯冲的姿势，‘他现在在家里养鸡。’‘什么？’唱机里正放一支汤姆· 琼斯的歌，声音奇大，我听不清楚。‘他养鸡！’他大声叫道，‘我们家有五百多只来亨鸡。’

我突然笑了起来，我觉得没有比开轰炸机的驾驶员养来亨鸡更滑稽的事了。”

以笑写悲，更是无言。

“你们这群在这个岛上生长的野娃娃，你们的血里头就带着这股野劲儿，就好像这个岛上的台风地震一般。你们是一群失去了窝巢的青春鸟。如同一群越洋过海的海燕，只有拼命往前飞，最后飞到哪里，你们自己也不知道——”

《孽子》里如寓言一样，反覆出现的这段话，说的是被逐出家门的年轻同志，也是他们孤身流亡的父亲，又何尝不是那个，搁浅在台湾的中华民国。

“去吧，阿青，你也要开始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