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止4月21日，上海全城封区已持续三星期有余。如果算上3月28日已开始封城的浦东，以及闵行这样早前已连续封控的重灾区，部分上海居民已被封锁在家超过1个半月。3月28日宣布浦东、浦西分区封城4天时，大部分民众出于对当局信任，只储存短期食品药品。猝不及防的政策改变，令居民大失预算，也为后来的人道危机埋下伏笔。 封控下，上海全市大部分医院停诊或停收“非必要住院”病人，大量需要医疗照顾的长者，或慢性病人病发失救而死。单是在公众号文章《上海逝者》的留言板下，记录下姓名和事发经过的去世者，就多达167名。疫情前，上海每天接诊67万人，开7000多台手术，实际因失救等次生灾难死亡的上海市民，数目必定远超167人。过去一个月的社交网络，每天都记录着这样的悲剧，身居上海的读者可能更已从悲痛走向麻木，笔者不想再描述这些惨痛的画面。 一批国内城市的疫情远不及上海严重，但也采取了足不出户的“封城”模式。其中规模较大的包括经济重镇江苏苏州、安徽芜湖和吉林省吉林市；省会城市哈尔滨、长春、西安、太原、西宁；边境城市瑞丽、东兴。根据日本银行野村证券统计，过去一周中国共有45座城市处于封控状态下，涵盖中国约三分之一人口和7.2万亿美元经济产值，比4月初增加一倍。 一些出现本地个案的城市，纵使没有封城，也频繁采取“全民核酸检测”，居民必须每24至48小时做一次检测，否则便会被赋“黄码”，限制乘坐公共交通工具。采取这类措施的大型城市包括广州、三亚、泉州、宁德，以及被赞誉“早封城 早解封”的深圳市。严厉防控下，人货往来遭严重阻滞：九城地铁客流量数据不及去年同期六成；仅江苏一省封死127个高速收费站，南北动脉京沪高速在长三角车流量仅有平日40%，但因卡哨密集出现17.2公里车龙；长三角地区快递到发基本停滞，卡车货运价格涨价6-20倍不等。 中国大陆在2020年“武汉疫情”后，从未有过如此大规模封锁管控措施，也未曾出现如此大规模的民生经济乱局。高昂的代价令中国大陆批评“清零政策”，有些意见要求转向“与病毒共存”的声量骤升。很自然地，代表官方意见的“清零派”也试图占领舆论阵地…… 上海疫情背后的“舆论战” 本轮上海疫情引发的舆论潮，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疫情处于“萌芽阶段”的3月。由于上海和深圳本轮疫情都被指“源于香港”境外输入，而沪深两地分别采取迥异措施应对，前者选择“流行病学调查+精准防控”，后者选择“全民核酸+封城7日”。舆论当时集中在对比两者的成效和社会经济代价上，总体而言相对理性，也没有针对特定观点的言论审查。 第二阶段从3月28日到4月4日，这一阶段的舆论氛围颇为诡谲。由于既有的防控措施无法阻止个案数攀升，上海当局决定放弃原本以街道为单位的“封控”，从3月28日起，以浦西浦东为界分别封城4天，期间通过全民检测“揪出”所有阳性个案。这段时间引发广泛舆论反响的，首先是上海流出市民与疾控中心领导的电话录音。 录音中，被认为是浦东疾控传染病防治科主任的朱医生承认上海健康码无法反应患者阳性状况。她又表示，在自己看来“无症状和轻症感染者当成一个感冒就好”，批评防控“导致次生灾害太厉害，现在新冠病毒已经变成政治性的一个疾病”，还透露“专业人士提案写了好几个，就是没人听”。次日，科普作家汪诘的公众号文章《面对疫情，上海人真正怕的是什么》采访多位专业人士，总结出Omicron病毒危重症比例极低、轻症居家好过送去方舱、上海医疗资源枯竭源自过度防疫造成的“医疗挤兑”的结论，文章很快在微信等平台疯传。 4月3日凌晨开始，包括上述两篇文章在内，对“清零政策”和“集中隔离所有患者”有所批评的文章几乎全数被下架。当天夜里，“解放军抽组卫勤力量2000余人，支援上海市做好疫情防控工作”以及多架“运-20”运输机降落上海的消息在社交媒体刷屏。外界有意见认为，此举代表中央已下定决心，在上海坚决执行“清零”政策，不留任何讨论余地。不少民众都期待“中央介入”后，可逆转民生物资供应不畅问题，也真诚相信在各地数万名援沪医护支援下，能立即揪出所有阳性患者，迅速解封。 第三阶段从4月4日持续到现在：北京下定决心在上海“清零”后，所谓“以快打快，迅速解封”的构想很快在Omicron强大的传播效率下破产。上海市民的生活，也因封控措施加码进一步陷入困境。《上海逝者》和《上海人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两篇公众号文章应运而生：前者列举了因封城等次生灾害而逝世的上海居民，发出后大约12小时即被删除；后一篇文章列举了月初封城以来包括防疫官员轻生、方舱污水横流等荒唐现象，最后呼吁“我们期盼的明天，还要熬多少个14天后才能到来？代价要付出多少，才能换一个求实的人民至上？”评论区中“这篇文章要是被删，删的人不得好死”得到超过77万个“赞”，推估阅读量早已破千万。 但和这两篇文章同期发出的，还有一篇名为《上海防疫，背后的国本之争》的爆款文章，将“共存”和“清零”的防疫策略上升到“政治路线之争”。或许是察觉到民间舆论再次出现动摇，新华社从4月14日发出规格较高的《坚持“动态清零”不动摇不松劲》的集体评论员文章后，一连6天刊发评论文章，为“动态清零”政策唱好。其中各地方政府纷纷表态支持“清零”的状态，更和政治斗争处理高级别官员后地方政府发电表忠形式接近，彻底将防疫政策上升为根本“路线问题”。 但在卫生问题上进行政治动员，某种程度或许也反应对“清零”的抵触不仅在民间有强大基础，更已渗入官僚体系。 谁要为上海疫情负责？ 支持清零的一众人士认为：动态清零政策本身是正确的，问题在于上海在执行过程中“不彻底、出了偏差”。这场“舆论大战”中，“清零派”和“共存派”都认可上海民众因防疫政策付出巨大牺牲，因此必须将封控的责任推卸给对方。基于此，他们进一步论述称：正是由于上海市前期对“共存”起心动念，防疫不坚决，才导致如今需要付出千百倍代价。 有趣的是，和2020年湖北疫情爆发时，网民曾集体将怒火倾斜给 F4（湖北省委书记、省长；武汉市委书记，市长）不同，今次上海疫情，尽管清零派要将责任归给上海，但却不敢攻击习近平的“之江新军嫡系”、今年二十大很有可能跻身常委的市委书记李强；只能塑造出一个“买办集团”的靶子，将所有倾向共存政策的官员、科学家加入其中，指责他们把持了上海防疫大政，误导市委和中央。曾提出“这事最后一个寒冬”的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及提出“上海承载全国乃至全球重要功能，因此不能封城”复旦医学院副院长吴凡成为箭靶。 让我们逐一拆解上述言论。我们先假定上海早起的“精准防疫”路线是错误的，上海市府是否要负责？翻查记录，3月15日国家卫健委更新《第九版新冠诊疗指南》中，首次规定轻症患者无需送院治疗，只需集中隔离，并开放抗原测试和批准辉瑞特效药Paxlovid，这样举措在外界看来都属“政策松绑”的信号。而3月21日的政治局常委会议上，习近平更表示要“努力用最小的代价实现最大的防控效果，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显见中央对当时上海的“精准防控”是基本肯定的。 另一方面，中国《传染病防治法》中明确规定 “封锁大、中城市的疫区或者封锁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疫区，以及封锁疫区导致中断干线交通或者封锁国境的，由国务院决定。”上海作为中国最大城市和工业经济中心毫无疑问属于“大中城市”范畴，其防控策略和是否封城这样的重大决定，不可能由地方政府做出。因此，将责任推卸给上海方面，甚至是当地专家学者是极为荒唐的。 别把“动态清零”的锅推给上海 但回到更本质的问题，如今上海面对的惨状究竟是因为“动态清零”本身是错误的，或是上海地方执行不力？ 笔者今年1月在瑞丽、黑河、西安等地疫情爆发时撰文称，内地能维持“动态清零”大局，靠的便是基层层层加码，如果单纯执行国务院和卫健委下发政策，根本不足以防堵漏洞，而当时满眼的，尚只是传播力稍逊的Delta变种。 为什么“动态清零”本身难以维持？由于中国不同省、市间没有边界，只要任何一个城市出现疫情且没有发现，都有可能传播至临埠，从而引发区域或全国性疫情。单计过去12个月内，便有南京禄口机场-张家界群聚、西安群聚、吉林-长春为中心的东北群聚，以及本轮以上海为中心的大规模群聚，每次群聚都会引发至少一个大型城市陷入瘫痪。 以下我将通过一些数据建模来说明其中的个中不同。 如下图所示，假设我们将中国大陆划分为100个有1400万人口（大约一个深圳市）的区域，大大部分城市间可自由来往（蓝线所示）。如果每个区域在一个季度内不爆发疫情的几率是99%，那么全国在一个季度内“维持平安”的概率就是0.99的100次方，只有可怜的36.6%。 蓝线：两地可自由来往 红线：自由来往受阻 这样的情况下，有几种方法可以降低疫情爆发概率。第一，便是每个区域都再努力一些，将“不爆疫”的可能性继续提升至99%以上。但有过考试经验的读者都明白，从95分进步到99分，需要付出的努力代价远比80到95分来得多；越接近完美的防疫，边际成本越高。于是我们看到包括深圳在内的一众城市开展“常态化核酸”，24小时内不做核酸禁止进小区搭地铁，令市面长期冷清，经济持续受压。更有甚者如安徽芜湖出现一宗本地个案，便“全域静默”封城，根本无以为继。 第二种方法，便是自扫门前雪，禁止有风险人士进入本市，将自由来往的“蓝线”变成图中的“红线”。于是我们看到各地方政府为保乌纱帽，只要对方城市出现一宗个案，便对来自当地的旅客搞起隔离劝返；至于经过“疫区”的物流车辆，轻则在“入境”时贴上封条，吃喝拉撒全在车内饿死自便；重则不允许车辆入境，宁可瘫痪本地物流也要保“清零”成果。于是全国物流进入4月后全面瘫痪，车流量仅及过去六成不到，时效更大为降低。 时至今日，全国一线城市中只有北京还未大规模封城，不是因为北京人杰地灵，而是当地长期限制外地人员进京，即使入境也要在48小时内完成一次核酸检测，长期维持“国中之国”姿态；疫情之所以爆发在上海，也是因为当地作为中国经济中心，承接40%入境航班客量，对外地来访人员也鲜有限制。但如果每个城市都执行和北京类似的政策，全国物流体系和交通系统一早已瘫痪。事实也证明，面对R0=10.5的Omicron，层层加码才是“科学”的清零方式。 4月19日，中国疾控中心首席流行病学专家吴尊友发文称，公众对“动态清零”有四大误解，其中包括“清零等于封控”、“清零等于全员核酸检测”以及“清零注定影响经济”，仿如还活在一年前变种病毒出现前的美好泡泡中。当首席科学家都要为维护“清零”说违心话，又如何指望政策停留在科学轨道上呢？ 针对“共存”的三种常见批评 解析“动态清零”的逻辑后，我们不妨回看内地舆论场对“与病毒共存”的批评，它们大致可分为三类： 第一，纯粹情绪化的宣泄，最常见的便是“你家没有老人小孩吗”、“后遗症好可怕”等罔顾数据，不愿进行任何利益权衡的攻击。 第二，质疑新冠病毒为极容易变异的mRNA病毒，加上基因变异具有随机性，认为一旦实现“与病毒共存”，若未来变异出和Omicron传染性类似但致病性和致死率更高的变种时，人类将付出沉重代价。 在此逻辑下，即使将来covid变异至死亡率和感冒类似，因为随时有变种为烈性病毒的可能性，都不应该开放正常生活；这种逻辑无异于宣告防疫永久化，完全没有退场机制。更何况，为了一个不知何时发生的可能性，牺牲当下的正常经济生活，似乎也不符合成本效益。 第三类批评最为常见，也是最具迷惑性的。主张“清零”者不仅指出“共存”政策可能带来更大的人员伤亡，也援引数据说明“共存”付出的经济代价甚至比“清零”还大。他们通常会援引过去两年英美等国因新冠死亡人数，及停滞的经济成长率论述“共存”会导致“经济、健康双输”；又使用澳洲、新加坡等从清零政策逐步转向共存国家，去年最后一季度经济数据，论证“共存对经济不利”。这也是本文想重点厘清的。 逆向的“田忌赛马”：对共存的攻击有哪些错处 在检视这种说法前，我们需要先去除一些“语言污染”：简中网络中常有人把所有不坚持“清零”的国家一律称为“躺平”，但如今选择和病毒共存的国家，实际上在2021年年中疫苗普遍注射前，采取的却是各自截然不同的防疫策略。 包括英美等发达国家，以及印度、巴西等南半球发展中国家，自新冠病毒2020年3月传遍全球以来便一直未实现过“清零”，只能靠间歇式的社交距离措施阻滞病毒传播，于是出现一波波感染潮。去年初，大部分国家开始接种疫苗，因此虽然后来面对毒性更强、传播效率更高的Delta变种，对经济民生的冲击却逐渐回弱。 另一类国家则以香港、澳洲、南韩、新西兰等为代表，他们在疫苗大范围接种前几乎都保持“清零”态势，经济活动未受太多干扰，国内制造业和服务业享受疫情下的相对红利。但在Delta和Omicron毒株等传染性强的毒株冲击下，除中国以外的各国大多主动或被动走向共存，经历了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的“闯关阵痛期”。 为了更直观的展示不同防疫策略的成效和代价，笔者试着提出一个“防疫痛苦指数”的概念。 指数由“经济代价”和“人员伤亡”两个指标组成。前者反应某个季度实际GDP，和如果没有疫情情况下（延续2017-2019年发展速度下）GDP的差额（下图中橙色部分）；后者则引用“每两万人因新冠致死死亡率”（下图中蓝色部分）。数值加总越高，代表该国为疫情付出越高的代价。 以美国为例，疫情初期的2020年第二季度，由于当时政府反应速度拙劣，不仅造成大量人员死亡，还因为接连到来的“Lockdown”重挫经济。到2021年，随着疫苗普遍注射，尽管Delta毒株仍造成大量未注射疫苗人士死亡，但由于政府放开管控，经济代价（橘色部分）逐渐缩窄；后来出现的Omicron毒株则令美国接近实现“群体免疫”，死亡率（蓝色部分）也随之回落。 再以南韩为例，不少东亚国家在去年年底前一直贯彻“清零”政策，因此社会代价主要集中在因防疫政策带来的经济损失，直到去年底Omicron毒株出现，各国正式转向“共存”后，才出现大然感染引发的死亡潮。 将两类国家的曲线并陈。可以发现以韩国、新加坡、台湾、中国为代表的“积极防疫”国家，在去年底前Omicron出现或完成疫苗普遍注射前的大部分时间，都通过严格防疫措施，将疫情和防疫措施造成的“痛苦”控制在较低程度。即使转向“共存”，出现的“代价”也只会持续1-2个季度，并不会长期维持。给这些国家扣上“躺平”的帽子极为混淆视听，也不负责任。 和西方国家不同，中国除了在刚开始的武汉疫情中录得数量级死亡个案，在后续两年防疫中，透过严格的清零措施，基本杜绝了因疫死亡，因此其“痛苦指数”几乎全部来自防疫政策导致的经济成本。 通过图4可以看出，病毒朝“毒性减弱，传播性增强”变异对大部分国家都不是坏事，唯独对中国是坏消息。由于毒株传播力越来越强，从去年第二季度起，国内的防疫力度肉眼可见开始加码：从中高风险地区核酸，到出城核酸，到区域围封检测，再到如今某些城市全民每隔24小时检测一次：对民生经济的干扰越来越严重。直到最近的上海疫情爆发，“来了个大的”。 “动态清零策略”的支持者惯用“共存”国家闯关时的数据，例如越南大量工厂员工返乡，瑞典20%职工同时请假，又或是香港医管局大量医护人员感染，论证其的危害，并且刻意将“共存”最差的一个月和“清零”最好的时刻对比，宛如“田忌赛马”。 但透过图5可以看出，当韩国、香港、日本、新加坡等地迈过过第一季度的“关”，便可将疫情成本控制在相当低的水准。而代表中国大陆的红线却“逆势超车”。如果这样的政策持续，维持动态清零的代价，可能比疫情头两年“躺平”的代价还要高。 沉没成本的困境 4月18日，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了大陆第一季度主要经济数据。1-2月数据和3月呈现分水岭式格局：以反映内需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例：今年1-2月录得同比增长6.7%的不错成绩，到3月便因全国疫情管制陷入-3.4%负增长，其中最反应“人气”的餐饮消费数据更比去年同期下挫16.7%。工业方面，财新3月工业PMI指数仅为48.1，在原料价格高歌猛进承托PMI的情况下仍跌入衰退区间。 众所周知，内地各省市4月封控烈度远比3月高，加上经济数据具有滞后性，二季度经济数据只会更难看。香港中文大学经济团队利用中国近200万辆货车定位的数据研判封城影响，以实施封城的城市占中国大陆GDP两成作为基础，认为封城会导致中国每月损失至少460亿美元，也就是相当于GDP3.1%的经济产值。 若考虑到通货膨胀和供应链受阻的外溢影响，对GDP的打击会超过4%。换而言之，第二季度内地经济产值可能自2020年第一季度以来，再次陷入衰退，全年5.5%的增长目标，更遥遥无期。 这些数据还未包括对消费者和投资者信心的影响。马斯克的特斯拉超级工厂在停工三周后复工，但仅能使用场内备料生产，整车也无法运出；苹果Macbook Pro目前唯一供应商友达电脑位于封控区内，全球所有新款笔记本电脑运不出去，生产不来。曾经以高效、准时为傲，对科技企业无可取代的长三角集群如今成为全球供应链最为混乱的地区。 北京过去包括股份比例限制、强制技术转让、企业内设立党支部的限制，会让海外投资者感觉到难办。但这些要求背后通常反映了清晰的国家安全诉求，在权衡中国市场的巨大利益后，这些企业大多会选择留下。但如今北京对“动态清零”的坚持却令产业界完全摸不着头脑，这样的不确定性远比明确提出让利要求更可怕。 “清零”成本如此巨大，为何北京还要坚持？目前坊间有颇多克林姆林宫学式的解释，指向二十大前“激烈的政治斗争”。但除开这一因素，决策者受“沉没成本”思维拖累可能是很重要原因。 “决不能让来之不易的疫情防控成果前功尽弃”是习近平的原话，第一次出现在2020年5月的疫情防控会议上，当时武汉刚刚实现清零，海外输入风险却激增。此后，从2020年到2022年，几乎每一次和疫情相关的官方文件中，都会出现这句话，最近一次是4月18日的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 在大部分国家，在疫苗和Omicron毒株改变防疫游戏规则后，旧有的防控成果被放弃代表着生活复常，应该是一件值得喜悦的事。但“前功尽弃”的说辞却意味着，在决策者眼中，个案清零并非手段，而是目的本身；如果放弃清零，就意味着之前的努力全都白费。正是这样中学经济课本都提到的谬误，让中国错过了转向共存的最佳时机。 图6假设了中国在维持一段时间“清零”挣扎后，在第三季度终于妥协转向共存的情景。要知道：清零时付出的“经济账”，和共存时的“生命账”，是完全分开的。共存时会有多少人不幸牺牲，只和疫苗接种率和医疗体系健全度有关，同直接清了多久的零毫无关系（甚至可能因为长期清零令民众抗体水平低落，起到反效果）。换而言之，大范围的死亡依然会发生，大量人口因病无法工作的剧本也无法避免。届时，决策者必然会面对质疑 “如果迟早要共存，我们之前为清零付出那么多代价做什么？” 但如果为了避免这样的尴尬，一直“清零”下去，执政者背负的“沉没成本”就会越来越多，转向共存时面对的责难便会越多，从而更倾向于维持现有的清零政策，从此陷入恶性循环。 大船能远行，但真的很难掉头。 （歪脑的专栏、评论和分析文章均属文章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