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晓似乎不能共情父母辈那些惊心动魄的经历，“还能这样来美国？”她向歪脑记者回忆听到爸妈偷渡经历时的感受。 1999年，金晓出生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祖籍中国福建。那时她的父母正筹划把中餐馆开到美国西部。金晓那些移民来美国的亲戚很多，从众人口中，她拼凑出了父母辈年轻时的故事：他们坐船偷渡来美国，结果被抓，坐牢时姨妈认识了爸爸，那时他高中毕业，在当时的移民中已属高学历，出狱之后，姨妈便把“有文化”的爸爸介绍给自己的妹妹。爸妈的婚礼办得仓促，因为那时妈妈已经怀上了金晓。 金晓是众所周知的“ABC”（American Born Chinese)。不过，让她的身份略显不同的是，9个月大时，她被送回福建由祖父母抚养，3岁时回到父母身边，但几年后又被送回中国，直至9岁才返回美国。那时父母已经离异，如今各自再婚。接受歪脑记者采访时，22岁的金晓随口说，“跟爸爸妈妈就是比较熟悉的陌生人。” 像金晓这样，在童年时与父母经历过跨国分离的“外国公民”有个特殊称呼——“洋留守儿童”，在西方叫做“卫星宝宝”（Satellite babies），而金晓对这两个称呼都一无所知。 “洋留守儿童”现象存在于全球移民群体中，但主要集中于华人社群，在某种程度上延续了中国“隔代养育”的文化惯习。孩子与父母的分离通常不超过5年，但他们此后的成长却常常伴随着困惑、恐惧，依赖障碍（attachment disorder）、破碎的家庭或与父母长久的隔阂，他们的故事也因父母辈的偷渡、还债以及海外中餐馆的变迁而被打上重重的时代烙印。 两位“洋留守儿童”在一起玩耍。（受访者提供） “满街都是没有身份的大肚婆” 结婚那年，塔娜20岁。她出生在华侨家庭，父亲是名水手，常年在南洋出海，每年有一个月的探亲假，母亲在家中独自抚养6个孩子，塔娜形容她家族的血液里好像就流淌着一种“闯荡”文化。 1965年美国《排华法案》的废除，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一年后美中正式建交...从上世纪六十年代起的一系列利好政策让美国的大门向更多中国大陆移民打开。陈当在那时成为第一批“弄潮儿”，十多岁时他孤身来美国闯荡，在纽约的美国餐馆打工，每天工作14个小时，一周7天不休息，几年后攒下钱在纽约买了这套房子，迎娶塔娜。 1992年的纽约唐人街，像今天一样喧闹。不过，那时随处听到的是粤语，居民大都是一穷二白或负债累累的打工人。白天，塔娜在广东人的衣场学锁边，一件赚几分钱，多劳多得；走一个街区的距离，她在华人办的英文培训学校学习英文。他们的第一套房在美国纽约布鲁克林八大道，彼时这套三层别墅全款只要24万美金。 此后的十年间，福州移民数量超越珠江三角洲地区，建立了稳定的移民网络机制，成为了移民美国的主力军。他们当中，有早期移民家庭团聚式的移民、劳务输出移民，也不乏非法移民，大都会纽约成了福州籍移民的聚集地。1993年，“金色冒险号”（Golden Venture）货船在纽约搁浅，致使10人丧生。船上还载有超过260名中国籍“偷渡客”，至此，“偷渡客”和他们的经历开始被美国大众所知，人口贩卖的组织者“蛇头之母”萍姐也成了美国当局的通缉人物。 “那时候偷渡来美国的人很多，来美国结婚的人也很多，”塔娜回忆，“那个年代传宗接代的观念都很强，所以满街都是没有身份的大肚婆。” 塔娜怀孕时，就和丈夫合计好，孩子出生后要送回国去，这在当时是种“风俗”。塔娜妈妈欣然同意，“你们两个安心赚钱，孩子交给我就好。” 孩子九个月大时，塔娜就亲自把孩子送回国，陪同她的还有位朋友，怀里也抱着个婴儿，不过不是她的，孩子的父母因为尚未取得美国合法身份而不敢回国。 在那个互联网还未诞生的年代，唐人街到处张贴“运输”孩子回国的广告。“没有身份”的父母们会在中国领事馆办理委托书，给“快递员”买机票，并支付1000美金左右的酬金，看着孩子被抱上飞机后，父母会去电话亭打越洋电话，告诉国内的亲人航班信息。十几个小时后，国内的亲人会出现在当地机场，手举着写有委托人名字的牌子，迎接他们尚未谋面的家庭成员。 “中国和美国打仗了，你站在哪一边？” “他们总是把赚钱放在生活的首位，好像没有想过孩子会怎么样，”金晓顿了顿，小声嘀咕，“如果把我送回去的阿姨是个人贩子？” 她冲记者笑了笑，没有继续说下去。 第一次回到美国后，爸妈关系开始出现裂痕，金晓被关到自己房间，客厅中传来争吵、“砸锅砸铁”的声音。吵架、分居，很快爸爸给她和刚出生的弟弟买了机票，金晓和弟弟就又被“快递”回国了。 官方没有统计过“洋留守儿童”的具体数量，但美国福建同乡会主席曾在2012年接受媒体采访时估计，单福州地区就有至少2万名“洋留守儿童”。尤其是福清、长乐等沿海侨乡，更随处可见留守儿童的身影。 在某种意义上，他们都是社会发展进步与阶层流动的“牺牲品”，在校园中也是典型的问题少年。不同的是，根据美国公民出生地原则，“洋留守儿童”一出生便享有其父母尚未拥有的美国公民身份，但也因为其外籍身份，经历着些特殊的难题。 再回到中国，金晓到了上小学的年纪。她有些自卑，相比在“玩积木中”读完美国学前班的自己，她觉得“身边的中国同学学习能力”都比她强。成绩自然不理想，特别是中文。不仅如此，她还要提早面临针对华裔的“忠诚度拷问”——两位老师问她，“你觉得你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 她按照伯母教的回答，“我是在美国出生的中国人。” 不过他们说，“你在美国出生，你是个美国人。” 老师们接着问，“中国和美国打仗了，你站在哪一边？” 金晓沉默了，这些伯母没有教她该怎么回答。 后来，伯母给她报了一对一的补习。她至今还记得这位老师的体贴与鼓励，“他对我说，’你这孩子国外回来的，很多东西不明白很正常，我会慢慢教你。” 有趣的是，虽然面临着各种难题，在歪脑访问的”洋留守儿童“中，他们对童年的记忆大都是美好的。“爷爷奶奶给你的爱充足，身边都有爱你的人，所以没有觉得缺乏某种爱。”胜楠回忆，放学时，坐在爷爷自行车的后座上吃冰糖葫芦，暑假时追着看《还珠格格》。29岁的她学会感恩在中国生活的经历，“有机会接触到我的Chinese side(中国的一方)，“相比在美国土生土长的ABC，“他们可能只有A（American），没有C(Chinese)。” 纽约华人策划协会幼儿中心的主任李翠芳（Lois Lee）多年来从事“洋留守儿童”的心理建设，培训父母育儿技巧。她说，孩子被送回中国的原因不尽相同，确实有父母希望孩子在被“美国化”之前，学习一些中文和中国文化, 培养跟祖父母的亲密关系。但“无法支付育儿成本”，是无法回避的原因。 2009年，一项针对纽约福建地区移民的研究调查显示，57%的妈妈选择与孩子分离，是因为“需要工作”和“无法找到负担得起的托儿服务”。低收入家庭可以享有纽约市提供的免费或低价的托儿服务，但资源常常“供不应求”。 “高昂的育儿成本”——也是美国国内热议的话题。根据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的定义，育儿成本不宜超过超过家庭收入的7%。而在纽约，养育孩子的成本已超过一个中产家庭收入的22%，而对于低收入家庭，更是占据了其收入的62.7%。对于“非法移民”，他们“打黑工”，通常被支付更低的工资；同时还要还债，支付“偷渡”时上万美金的债款。 陈琳虽无还债的负担，但那时刚和丈夫买了房子，需要供房贷，自己在美国带孩子就会“少一个人赚钱”。她算账，20多年前，国内的普通工资是每月100元人民币，但在美国打工，一个月挣2000美金，每年给家里寄3000美金（约合2万人民币），足够丫丫在国内过好生活。她咬了咬牙，“就三年，值了。”她和丈夫定下三年的时间，赚足丫丫日后在美国的生活费，就接女儿回到美国。 “我巴不得一个月30天都上班，不管谁请假我都来顶班。”把女儿丫丫送走后，当年在餐馆打工的陈琳这样回忆自己的状态。2016年的一篇学术研究显示，福州沿海地区新移民大部分来自农村，其出国时的文化程度以高中、初中或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为主。“低学历”大大限制了赴美移民的职业选择，在餐馆打杂-前台-后厨-掌勺师傅，幸运者最终会自己开店当老板，然而大多数来美的普通移民一生离不开餐馆，这是他们职业晋升的唯一通道。 在侨乡，有邻里回国，有时会带当下流行的胶卷相机，轮流给村里的“洋留守儿童”拍照片。胜楠的祖父母会在照片背后写上文字注解：“今天碰到了一位美籍女生”。每隔一年半载，就会把照片打包寄给胜楠妈妈。在视讯还不存在的年代，越洋电话是许多“洋留守儿童”父母在美国消费的唯一“奢侈品”，胜楠记得妈妈每隔几天会打过来电话, “我知道我有个妈妈”，爷爷奶奶也常教她要体谅妈妈，“她一个人，有债务，(如果)要带着孩子，真的很不容易，” Nancy提起妈妈，眼睛流露着温情。 祖父母会在照片背后写文字注解，解释其中的故事。照片中的楠楠偶然认识了另一个“洋留守儿童”。 “我不想来你们家了，你们家只有一道菜” “每次打电话回家内心都非常纠结，恨不得第二天就买张机票回国。”缇娜和丈夫把“老大”送走后，决定创业，他们卖掉房子，辗转于布鲁克林、法拉盛落脚，陈当开餐馆，缇娜学做指甲，攒钱。不过就像大多数“洋留守儿童”的父母一样，缇娜时常感到“内疚”，提起孩子时总会忍不住哭。这样的状态持续了两年，直到缇娜又怀孕了，不过这次缇娜说什么也要自己带孩子，“孩子还是留在自己身边好。”她辞掉了美甲店工作，做全职妈妈。 “一天到晚站着，给大儿子洗澡，做吃的，小儿子又小，自己还在月子，什么都自己包了，”虽然有了点积蓄，但在纽约还是请不到“负担得起”的保姆。“谁说坐月子的女人要别人照顾？我呢，都是自己扛。” 在关于“洋留守儿童”的报道中，媒体普遍将视角集中于“孩子”，口吻多是负面，指责父母的残忍行为。但近年来，也有学者将目光投向其父母，指出他们也遭受着“焦虑”和“抑郁”等负面情绪困扰。 妈妈回到中国看望楠楠。 “我‘老大’刚回来时常说，我不想来你们家，你们家只有一道菜，”缇娜回忆过往忍不住大笑，接着叹口气，“唉，我们真的是很差劲的父母，刚来美国，只顾着赚钱开店，从小都没有带他们去哪里玩过，连公园也没有。”缇娜哽咽了。 虽然大多数“洋留守儿童”与父母的分离大约只有5年，到了适龄年纪，就会回到美国读免费的公立小学。但“回到父母身边”与真正意义上的“回家”，还有很长一段距离。父母所错过的，是婴儿与成人建立信任和依赖的时间，接着孩子在3-4岁后会经历“断乳期”，在生理上减少对成人的依赖。于是回美的“洋留守儿童”中常会出现亲情冷漠、情绪调控发展滞后等问题。 金晓第一次回到美国时，家里有了弟弟。爸爸整天呆在餐馆里，那时候她觉得妈妈“更疼弟弟”。在学校里的前几个月她都很沉默，因为自己听不懂英文。同学看到她时会拉起眼皮，冲着她说“ching chang chong”，4岁的她还没明白这是对华人的歧视，不过那时她的脾气很差，会生气地挥起拳头，结果被“留校察看”。 “愤怒”是源于“困惑”。“他们不理解自己为什么被送走，为什么不能再看到奶奶，还要面临语言上的差异，这些都让他们感到愤怒。”李翠芳在媒体采访中解释。 “我从来没有想过他会有语言问题，”“老大”多年后才告诉缇娜，他刚回美国时，因为听不懂英文，被同学欺负取笑，“本来是美国出生的小孩，英文很好的，结果五岁才回来，直接上一年级，他在学校不敢说话，心里话也不知道该怎么说。”相比活泼开朗的老二，他从小在父母身边，缇娜觉得跟“老大”有隔阂。 “你需要跟孩子有床边故事的时间，要跟孩子说晚安。”李翠芳教父母坐在孩子旁边，聆听他们讲话，主动跟孩子有情感交流。“爱孩子并不只是（给他们）提供食物，衣服和居所（shelter）。”李翠芳说父母必须意识到，他们已经失去了一段跟孩子建立信任的时间，要付出更多努力恢复连结，因为“孩子很快就会长大”。 金晓认识不少“ABC”，他们的父母在爸爸的餐馆打工，但却没有人像她一样有“洋留守儿童”的经历。“你羡慕他们吗？”歪脑记者问，“羡慕”，金晓点点头，“虽然他们家里挺困难的，但他们经常留在父母身边，他们的父母也没有离婚，虽然有矛盾，但不会轻易离开。” 实习生Lausky 对本文亦有贡献。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金晓” 、“缇娜”、 “陈当”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