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英国政府去年推出BNO签证计划予香港人之后，去年首三季已批出76,176宗申请，另一边厢，英国内政部亦于去年首三季接获96宗港人政治庇护的申请。一年之间，英国各地开始出现愈来愈多港人的身影，所谓离乡别井，没有归期的日子，在农历新年这个本应团圆的节日，有人无法再与亲密的家人共聚，与其他同样在英的港人一起过节，得以在节日里增添多些温暖与连结的感觉，也减轻了一点在外的孤独感。 流亡抗争者W︰希望香港味道可以为别人带来治疗的效果 在北伦敦的一所屋子里，流亡到英国的港人W（化名）煮了一桌子饭菜，招呼同共居住的港人室友、同样流亡到英国的年轻港人，希望趁着农历新年的日子，把大家聚在一起，好好地吃一顿年夜饭。一屋八人，餐桌上有五菜一汤，包括烧腩仔、咸蛋蒸肉饼、蒸水蛋、冬菇焖粉丝、腐乳炒通菜、鱼头豆腐汤，全部都是W一人之力炮制而成。 来到英国之前，W的煮食水平，只停留在煎牛扒的地步，在等待难民资格审批的时间里，无法工作，多出来的时间，他开始入厨、钻研煮食，“第一道学会的是谭仔云南米线，第二道就是粟米玉粒饭，在英国外出用膳很贵，对于我们这些没有收入的人来说，只能自己煮，那时候除了学英文外，就是上Youtube看煮食的频道”，在学习煮食的过程中，他选择的菜式以香港味道为主，至今已能烹调多款菜式，“例如豉椒排骨、清汤腩、咖喱牛腩等，每日学一道菜式，有点技能解锁的感觉”。 W来了英国已有一年半，他于2020年年中决定离开香港，是早期来到英国申请庇护的抗争者之一。 “我有两条控罪，一条是管有工具作非法用途，另一条比较严重，控罪涉及经济犯罪”，既是前线抗争者，也有做后勤角色的W，于2019年年底被警方上门拘捕，然而那时仍没有离开香港的念头，“直到国安法出台，即使声称没有追溯期，但也觉得已经没有法理可言，我较严重的那项控罪也可能被指违反国安法，是这样的情况下决定离开，如果刑期是三年或以下，我不会选择流亡”。 来到英国五个月后，去年年初W才正式向内政部申请政治庇护，“最初有想过想去台湾的，但一直没有开关，犹豫了一段时间之后，最后还是决定在英国申请”。去年他在英国度过在异地的第一个新年，那时认识的人不多，也在思考申请政治庇护的事宜，故没有花太多心思在过年一事上，“只是在家里吃吃萝卜糕就算，加上那时我很低调，没有什么人知道我的存在，也没有接触到太多手足”。 过往在香港过年，W主要都是跟爸妈渡过，“我们的亲戚关系比较薄弱，都是跟爸妈过、或是与公司的朋友出来吃吃饭”。记者问W，大时大节的日子，会想家吗？W说，反倒是家人常常会告诉他，很想念他，“但我会尽量让他们当我去海外留学那样看待，尽量让他们知道少点我的事，少点表达自己软弱的一面，不想将情绪太投入，除了帮不了这件事外，也有可能会害到他们”。 初抵英国的那一段日子，W也陷入过异常难捱的阶段，“可能刚来的时候，对很多东西都感兴趣，因为新鲜嘛，但蜜月期过了之后，每天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又不可以工作，又不知道是否会批我的政治庇护申请，间中抑郁症会发作，每天都睡十八个小时以上”。 申请了政治庇护之后，慢慢在伦敦安顿了下来，W也开始接触及认识到愈来愈多流亡到英国的前线抗争者，作为90年的他，看到更多比自己更年轻的人，来到另一国度的不适，自觉有份照顾的责任，“可能我也出来工作有十年了吧，看到有些刚刚来到的年轻人，每天晚上都躲在房间哭，想家的情况很严重，流亡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很残忍的事，但对于一些学生、没有工作过，连人生方向都没有的小朋友，情况会更加残忍”。 当年轻的流亡者吃完他煮的饭菜后，心情会变好的时候，W开始发觉煮食是他力量能及做到的事情，“他们想家的情绪很严重，我可能没有办法帮助你回家，但我可以煮一些你在香港常常吃到的食物，如果这些食物及味道可以治疗到一些想家的情绪，而我又是力所能及的话，那我便去做，我常常都说，勿以善小而不为”。 试过有一次，年轻的流亡者告诉W，他煮的谭仔米线满足了那个流亡者的心愿，“因为他在英国的其中一个心愿是吃谭仔米线，也因为吃到而觉得开心，原来我做一件这么小的事情，已经可以满足到别人的愿望，可以让他们吃得好一点，这样也不错”。 这几个月来，他不时会邀请一些年轻的流亡者到家里吃饭，他是家里的大厨，也像是照顾众人的大哥哥。目前W正在等待内政部的第二次面试，日后若获得英国难民资格，他希望能够尝试寻找厨师的工作，盼望有日可以在英国开一家充满香港味道的餐厅，“制作跟香港一样味道的食物，希望有能力可以让刚刚来到英国、没有什么能力的手足，可以在我的店里吃个免费的饭菜，或者到我的店里上班，也帮大家抒缓一下思乡的情绪，对我来说，这可能是更实际的事情”。 纪录片导演阿升︰我会记得香港永远有人在等我 W的家里，一共住了数个不同背景的香港人，纪录片导演阿升是他的室友。 农历新年之前，阿升特地张罗了过年的全盒，全盒里面有瑞士糖、金币朱古力、还有印上“万事如意”字样的利是封。在饭厅的墙上，他贴上了虎年的挥春。 阿升来到英国接近三个月，既非BNO移民，也不是寻求庇护者，他带着2019年拍摄下来的一套抗争纪录片作品，来到了英国，目前正向一些欧洲的影展报名参展。港区《国安法》实施之后，政府修订《电影检查条例》中对检查员的指引，包括如电影涉及危害国家安全，检查员应评为不宜上映。商经局更将矛头指向纪录片，指有部份电影声称为纪录片，刻画危害国安活动。 在运动期间拍摄下来的影像，注定无法再于香港公开放映。在后期制作的时候，阿升一直思索要否离开香港，最终因为要报名柏林国际影展，成了离开香港的导火线，“如果我在香港报名参展，就会牵涉到很多不同的人，他们未必想要承受一些不必要的风险，加上如果我的安全会令他人担心，离开了反而会令他们松一口气”。 2021年11月，阿升踏上了前往英伦的航班，“离境的时候，我将五、六个装满影片的硬碟带了在身上，也有担心过会否在机场过海关时被拦截”。在朋友的介绍下，他联络上在英的港人，在辗转的安排下，最终入住了W的家里，有了一个落脚之地。 处于夹缝的状态，阿升坦言，在这样的位置下，难以判断日后能否回家。 “这件事好像是我自己将自己推离香港，事实上并没有人迫逼我，是我自己的选择，好像是一种自愿流放的状态，之后会怎样，暂时我也没有很确实的答案”。 以往每逢农历新年，阿升都会和母亲一起渡过，并到亲戚家里拜年，“几乎年初一至年初七都会有活动，会陪妈妈去拜年、拜神、去车公庙，我想我妈妈今年应该会比较落寞，以前我在香港的时候，都会在家里预备过年的全盒、布置年花、贴挥春等等事宜，年盒里摆放的都是大家喜欢的食物，有花心思在里面，每一年都是由我去预备”。 没有了儿子在身旁的新年，阿升的妈妈在新年前夕向他表达思念之情，“如果要说Home Sick，我想反而是我妈妈比较有Son Sick，在离港之前的那一段日子，她因为我的离开而有点抑郁，这件事让我感到很愧疚，有些使命我觉得自己好像要去完成，但却让妈妈变成这样子”。 “她现在已经好很多了，但我会记得香港香港有一个人在等待我”。 对于在外地渡过农历新年，阿升本来没有太多的想像，“可能会觉得都是自己一个人过，或者只把这当成普通的日子，毕竟在英国圣诞节和感恩节才是大日子，反而新年就觉得过了就算”。然而节日临近，他也因为到社区中心做义工而认识到其他在英港人，偶然那些朋友也会去他们家里吃饭，“那种连结就是香港人来到海外之后，大家守望相助”。 阿升开始思考，是否可以将以往在香港过年时会做的事情，也在英国延续。 “也不是说要拜年这么严重，但如果他们来吃饭的时候，看到饭桌上的全盒、墙上的挥春，可能会有一些新年的气氛，感觉也好像比较窝心一点，这些都是我能做到的事情，所以我就去做了”。有了这样的想法后，他开始寻找新年的全盒，“本来打算在Amazon订购的，但运费的日子要到三月才有，那时年都已经过完了，幸好最后在中式超市也寻找得到”。 小小的行为，背后是希望在屋子里的人、到访的朋友也能感受到一些在香港过年时候的气氛，“来到家里的朋友不是一种亲戚关系，而是以前素未谋面的香港人，我也可以尝试煮一些过年菜式”。香港人与香港人一起过年，阿升形容是“围炉”，虽然对于连结海外港人来说是重要的活动，但他开始思考可以如何透过节日，连结更多的人，“会否可以邀请邻居？或者请他们吃一些节日的糖果？” 来到英国之后，除了处理报名参展的事宜之后，阿升继续扛起手上的摄录机，希望为纪录片制作一个属于下集的故事，那个故事，名字叫做流散去到海外的香港人。 前区议员刘珈汶︰长夜有时，总会见到重聚的一日 “在英国这边过年，可能会和邻居、朋友吃个团年饭，也特地买了一个萝卜糕，但不会特别去庆祝”，黄大仙前区议员、前公民党副秘书长刘珈汶在伦敦一间中式茶楼，向记者道来抵达英国半年的各种思绪及想法。 刘珈汶于去年6月因拒绝宣誓而辞去区议员一职，在离职之后，最初并未想过要离开香港，直到一个月后，有传政府打算对有份提供场地予民主派进行初选的区议员秋后算帐，“如果当时再有一场大搜捕，外面的人会变得难以支援”。 在家人的担心及施予压力之下，刘珈汶最终于2021年7月透过BNO签证来到英国。 “当时离开就有了心理准备再也回不到香港”，刚刚抵达英国的时候，刘珈汶花了一段时间，才开始慢慢调整到自己的心情，“会遇到大家都有的失落感，觉得好像背负了战友，离弃了战友的心情，有些幸存者的内疚感（Survivor Guilt），如何去疏理这一种情绪，就是跟一些也来了英国的前区议员围炉，大家都有同样的心情，最后可能是一些现时在荔枝角收柙所的朋友反过来安慰我们，我们走了让他们比较安心”。 以往新年，刘珈汶都会跟家人渡过，“妈妈那边是大澳人，从小到大，每逢过年都会有二十多个亲戚一起回大澳的棚屋，也会爬山、吃素，今年不能再做这件事会有一些不习惯”。除了家人之外，她也想念着做区议员时候，那些黄大仙区的街坊。 自从2019年当选区议员之后，往后两年的农历新年，刘珈汶都有在社区内摆摊档为街坊写挥春，“也会派一些朱古力利是，然后和街坊拜年”，她感叹来到英国之后，暂时没有机会在新年写挥春，离开香港的时候，她把公民党前主席余若薇送的毛笔带在身上，也带了一张写有“追求民主自由”字眼的挥春来到英国，“今年没有机会写挥春，看看明年或之后有没有机会吧”。 黄大仙区的街坊，是新年时候另一群她会想念的人。 “他们很热情的，以前新年之前，我办事处的雪柜是放满了萝卜糕、年糕、芋头糕，他们都会自己亲手装作这些糕点，有些街坊和我的关系真的很好，今年就没有了这种很温馨的感觉了”，这些时刻，让她会想起自己已经不是区议员了，“这都需要去适应”。 然而，区议员的经历，令她始终记挂着区议员的工作，“现在也想做一些从社区入手的工作，尝试协助及组织目前在英国的香港人”。 最近刘珈汶成为了英国港侨协会伦敦地区的外展主任，临近农历新年，由于英国仍然受到新冠肺炎疫情肆虐，故无法举办一些实体的活动，“但我们也举办了一个网上的团拜活动，好像以前做区议员的时候，教人制作环保利是灯笼，最重要还是希望透过活动可以认识到更多香港人，再了解他们会否有些特别的需要、遇到的困难”。 从实际的社区支援入手，是她希望能透过这样来联系在英港人的方式，也让彼此连结在一起，“可能有人来到英国之后，不想再理会香港的政治，我想不论在香港的香港人、或是在英国的香港人，大家面对政治的无力感有点像雨伞运动之后，当然现在面对的规模与镇压大得多，明白到大家都需要一些时间去调整自己，但我希望自己在这边可以做回社区的工作，让香港人自己帮回自己”。 离开香港那刻，刘珈汶已有心理准备不能再回去香港，后来她因呼吁杯葛2021年立法会选举，目前被廉政公署通缉，涉嫌煽惑他人在立法会选举不投票或投白票，“上飞机的那刻，已经预备了不能回去，有了这个心态之后，我才会去做某些行动，但我最终的目的仍然是希望有机会可以回去香港”。 谈起香港，她仍然会想念家里的猫，也会想念美丽的夜景与狮子山，“然而，一个地方的情怀，或一个地方的组成，人才是最重要的，如果现在香港那些人的构成已经不是自己心中的香港，而大家来到英国仍然很有愿景的话，何不这些香港人在这里建构一个自己心里面的香港？” 对于将来，刘珈汶坦言仍然心存希望，“虽然天下无不散之筵席，但长夜有时，总会见到重聚的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