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截至2022年5月初，香港第5波疫情期间，总确诊人数累计达119.1万人，死亡人数累计达9100人，最高峰时期，每天确诊人数逾三万。死亡率一度跃升至已发展国家中的榜首。有医护人员透露，医院停尸间爆满，棺木供不应求，病人将急症室塞得水泄不通，导致医生连看症的位置都没有。 过去两个月，香港政府采取各种行动应对，其中请来“国家队”内地医护希望“支援香港”，进驻亚洲国际博览馆的社区治疗设施，在两地一度都引起不少讨论。两个月后，香港疫情回落，而内地医护援港也不再是热门争议。但回望这次合作，有不少问题留待回答。微观来看，双方合作模式如何？内地医护是否能够解决本地医护不足的问题？可否将此模式转到公立医院？而急症室的爆满情况，是否得到舒缓？ 随着春回大地，疫情稍为回落之际，歪脑访问了三位急症室的医护，其中一位医生更于亚博与内地医护合作过，听他们娓娓道来过去一个月“来回地狱又折返”的诊症生涯。问他们如何总结第五波，陈医生（化名）顿了一顿，思前想后才吐出一句：“失败的政府可以害死人。” 本地内地医护做法不一？ 自四月开始，陈医生从一家港岛区的公立医院急症室，被调到亚洲国际博览馆的社区治疗设施（下称“亚博”）。根据医管局3月下旬的记者会，亚博共接收200至250名确诊病人。 陈医生形容，亚博是一座有医护驻场的老人院，因为没有正规医院的设备，大多数只能接收临床稳定的确诊个案，“今日都有看过一些症是一百岁的老人家。”他说。 另一个令亚博备受关注的原因，是内地医护进驻亚博作支援。早前网上便流传内地医护的分工表，指他们须更换尿片、量度血糖、为病人转身、喂食；而本地医护则做派药、注射等工作，惹来大量内地网民的不满。 陈医生的亲身观察是，本地医护都有负责同样职责，并没有将网民眼中的“厌恶性工作”全部推卸给内地医护。 陈医生解释，亚博划分成不同区域，一部分由内地医生看症，另一部分则由本地医生负责，基本上互无交集。“除非是需要和家人沟通交代病情，这个就交回给我们。”虽然交集不多，不过依他的实战经验，两地医生做一些诊症（treatment plan）确实会有所不同：“例如，试过有个病人情况在恶化，需要闻一些高浓度的氧气，‘国家队’便建议抽血，或再做一些investigationo。但我们清楚，亚博基本上不能支援这样的诊症，宁愿把握时间立即将病人送回A&E（急症室）。” 香港医疗资源长期不足，而政府倾向引进内地医护人员和资源来解决这一问题，但这一思路长期于社会上引发争议。香港对医护人员执业有严格的准入标准与牌照，如果引入内地医护，这一标准或会调整。有意见担忧，不同的训练背景和准入标准，或会影响香港本地的医疗水平。在这一背景下，于今年2月，基于本地第五波疫情，政府决定动用《紧急法》，跳过医疗人员执业标准，引入内地医护来协助香港抗疫，成为风口浪尖的决策。 歪脑记者向陈医生询问，两地医生会否基于两地医护考试或训练不同，而洐生诊治方式的分歧？他也不肯定，不过他认为，不少疾病都有地域性。“更‘本地’一些地去筛选医疗人员是重要，起码要确保专业资格。往大了点说，例如广东省流行鼻咽癌，亚洲则流行肺结核，若不理考试制度或地方训练，便让其他地方的医护来港，会后患无穷。即使一时未必‘医死人’，若病人过几日有问题，也只是将问题累积到未来发生。”这种后患，比起现时诸如本地医护要替内地医护用英文重打病人的健康纪录表输入电脑，因为内地医护只懂中文这类问题，实在相对“小巫见大巫”。 上月中，一名香港Now新闻台的记者于疫情记者会上，问及中国大陆“援港”医护的投诉机制：“若市民治疗时与大陆医护有问题，想投诉他们，或者不幸有医疗事故时，可以向哪里投诉，流程是怎样，可否讲清楚？”医管局行政经理（质素及标准）刘家献当时回答：“全部对他们的意见，不论投诉、赞扬，跟医管局现时机制一模一样。” 此提问引来建制人士抨击。香港政研会在网上发起联署，谴责记者提问“不专业”，涉散播仇恨言论，可能触犯国安法。Now新闻台翌日公开致歉，并感谢中央和大陆的“无私支援”。 陈医生认为，连串风波可见社会对此敏感程度。因为医护来自内地，便不能提出任何理性讨论或疑问，但“问题不是我们将这件事政治化，而是资源分配本来就是政治问题。问题是，我们讲什么‘疑虑’，‘为病人福祉着想’，政府都不会听。” 说时迟那时快，访问那天，中央政府于落马洲河套区兴建的“中央援港应急医院”已经完工。对此陈医生形容，“你也要预计，日后只会更多这样的情况。”事实上，尽管民间争议不少，但早在2021年10月，香港立法会已三读通过草案，决定非本地医生可以通过一些渠道“免试”来港执业。 那么，亚博模式在政府眼中既然如此畅顺，依陈医生的预计，疫情中会不会直接在公立医院输入内地医护呢？“始终亚博病人较轻症，在亚博打得好份工，并不是特别难，在公立医院急症室就难讲得多了。”他眨眨眼以此作结。 战地医护的剖白 遍地是照料不到的病人 对本地医护来说，亚博隔离设施的情况，已算是因接收稳定个案而相对容易处理。然而，留守在公立医院的医护，彷佛站在战地的第一条线，漫天子弹与硝烟，却只能尽力抢救。随着4月确诊数字渐缓，公立医院情况得到改善，但是回想第五波至今急症室的惨烈程度，不少医护都心有余悸。 王医生（化名）在新界西一家公立医院的急症室工作。他形容第五波疫情下的急症室，是他入行以来见过最恶劣的情形。很多病人需要住院，却滞留在急症室，需要等至少4天才能上病房。 “卧床的老人家挤满了急症室大堂、走廊，像堆积木一样，哪里有位就放哪里。”一般确诊者，需要放在负压病房处理，但医院已经没有位置。医院只能在室内加装空气清新机，便尽力分隔确诊与没有确诊的病人，但情况也不理想。 八小时一更的急症室工作，他时刻忙录得团团转，顾着抢救病人，宛如身在战地，“那些急症室的呼吸机不停地响，这边有人没了脉搏，那边又有人没有了呼吸，而你不断回想，病人究竟有事多久才被发现？他究竟 last well seen是何时？我们只能做多少是多少。” 即使情况未到紧急的病人，也绝对得不到适当的照料：“例如，急症室没有派发餐饭服务，因为根本不会预计会有病人滞留在此。但这段日子，尤其是这里塞了这么多老人，你都要给他们饭吃、给他们水喝，还每算换尿片上厕所等。”他的同事见过有卧着床、匙羹都提不起的老人，护士就这样放一碗粥在桌上，两小时后，粥原封不动被收走，病人有没有人吃过，他也无从考究。因为医护实在太忙人手不足，只为抢救最紧急的病人已经完全没有停过手，王医生也时常会反思自己，为现况感到无能为力。 不过，王医生知悉，他们的情况已经比位于红磡的伊利沙伯医院急症室好：“在伊利沙伯医院，医护每天只够时间看病人一次。有时医生会写张诊症纸，叫护士做些诊治，如打针、抽血、照心电图等等，但是护士根本没时间执行。医生不想病人‘叫天不应’，便自己推病床，自己做护士的份儿。”曾经有这么一段日子，急症室连床也不够，需要动用救护车里的担架作床，基本上病人是睡在地上，医生就在旁直接急救。 不过令王医生最难受的，还是见证病人未能好好走最后一程。他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个晚上他上夜班，连续抢救了5-6个个案，都返魂乏术。“平常很多宣布死亡的工序，都是上了病房才会做，但现在都发生在急症室。”他只有能不停打电话，通知亲友来看死者的最后一面。 有亲友嚎啕大哭，有亲友份外冷静，有人道谢，有人责难。然后他挂了电话，看见诊症室还是车水马龙的状况，“连条路都走不了”，他只能轻轻叹一口气。 如果上了病房，会救得回这些生命吗？“也不一定。始终这次第五波，很多老人家从老人院送来，身体情况已经很差。不过如上到病房，起码有时间、有空间给亲友送别他。我觉得，病人的最后一程如何过得有尊严，也是重要的。”他形容，疫情持续超过两年，其实家人已经很久没有见过留在院舍的长者，在急症室的那一眼，或许是久别重逢的第一眼，也是诀别人世的最后一眼。他在告诉亲友风险后，也会酌情让他们见死者或弥留者的最后一面。 护士阿薯（化名）也有类似经历。他于新界东一家急症室工作，三月的全盛时期也接收大量老人院来的病人。他忆述，负压的急救房有一道门，共有两个窗口，通常他们都会将布帘盖上，但疫情期间，做完急救后，他们会酌情打开布帘，让亲友在那里看一看患者：“人心都是肉做的，谁知那会不会就是最后一面呢？” 很多人过世，也令医院殓房一度爆满。王医生描述：“很多尸体摆放在护士站，已经塞满了，你总不能把他们叠高。（尸体）便倒流到急救房，一个母亲陪着孩子在用呼吸机呼吸，他们正看着那条尸体.....”阿薯的医院也是差不多的情形，那里有3家紧急抢救房，其中一间便用来摆满尸体，但护士还是要进进出出工作做检查，虽然是将尸体包好及遮盖，但他还是很难过：“做医护一定是很尊重生命，我希望他们过身后，会受到好好的对待。” 只可惜，现实情况却不容许。 清零政策带来的公共代价 香港第五波疫情于4月底回落。5月初，港府宣布社会聚集条件逐渐放宽，而支援香港的内地医护也分批返回。5月3日，特首林郑月娥宣布亚博转回备用，而最后一批内地医护于该周离港。 总结医护在急症室前线的观察，第五波的感染和死亡数字如此飙升，有部分是因为老人院院舍的感染。对此，王医生表示：“因为长者未有打针，而导致重症和死亡个案较多。” 陈医生则指出，第五波开始时，当局“动态清零”的政策，令大家都冲来急症室，导致急症室服务严重瘫痪。“二月时，你（政府）想找到确诊者，但又未有设施安置他们，只能放他们在急症室。正是这种散播恐惧的做法，令急症室如此爆满，资源错配，令有需要的病人得不到的适切的诊治。”可惜他没有水晶球，不能知道平行时空中，若然急症室没有塞爆，会不会可以救回多一点老人家。 王医生认为，在第五波疫情中，除了老人院的患者受难，其实香港人的整体健康都受到影响。“很多医护从放射、外科、骨科等借调到急症室，放了很多资源专注处理疫情，但其实轮候做手术、照扫描的时间变得更长，最终受害的，不只是确诊者，还有很多长期病患的非确诊者。受害的，是普罗大众的健康。”他形容有人滥用急症室，但也有很多人因为疫情，怕耽误公立医院资源，便等到恶化才来求诊。“有人中了风才来看，原来已经两年没有吃药；有人肺癌要做手术，但要等四个月，最后扩散了，做手术也没有用。”他说得百感交集。到此阶段，也未能得悉有多少非确诊者，因为得不到适切照顾而过身，陈医生只能无奈地说：“失败的政府可以害死人。” 这一波疫情过去了，而香港医疗资源不足的问题还在延续。做完访问，三位医护又再埋首忙碌的诊症。陈医生刚救治完有个确诊病人患了睡眠窒息症，在老人院用不了呼吸机，突然心不跳了，他立即抢救，还问家人要不要用心外压。最终，病人从死门关拐过来，他松了一口气。 “无论环境怎样，救得一个便一个吧。”他敲打了内心一下，如此告诉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