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中国同龄人后，导演刘国瑞有很多有趣发现。有次他参加大学交流团到浙江，接待的学生干部知道他来自马来西亚，理所当然地对他说，现在国家强大了，你们海外华人回来会感到很高兴吧？聊天时更不经意问，要是有天中国与马来西亚打仗，你会站哪边？ 世界银行2011年发表专题报告，指马来西亚公民中，长居海外者100万人，华人是移居海外公民的主体。而为申请放弃马来西亚国籍的，华人也占最多。2008年至2015年，弃籍者59,953人，其中华人占91.03%。“华人要留在大马，一直都要比其他族群更努力”，一名受访的马来西亚华人说。 马来西亚作为多民族国家，人口最多为马来人，华人与印度人次之。自上世纪50年代马来西亚独立建国以来，社会时有种族矛盾、角力，大马华人经历不少动荡，其人口迁移不时与中国、台湾、香港、新加坡等华人国家或城市的发展轨迹共鸣。 漂泊前往其他华人城市，大马华人社群来讲，是恒久不变的大命题。而对出走他乡的年轻人来说，身份认同和中国因素，又是他们必然要面临的问题。 华人学生发展艺体空间缺乏：他们都去了辩论社 访问刘国瑞时，正值他在香港拍完第一部剧情长片《白日青春》。这部电影入围第20届香港亚洲电影投资会，黄秋生担纲演出。故事讲述一个香港的士司机协助难民男孩偷渡的公路逃亡之旅。 他来自马来西亚的麻坡，2008年来港读大学，已居留14年。 “那个故事根本在于，黄秋生演的司机以前也是游水偷渡来港的那代人，来自两个地方的两代人，在香港一夜逃亡。不知为何，我构思的故事，总有一份飘流感、离别感，我想这大概是我内心流露作为马华的一份心态。马来西亚有个华语文学奖叫花踪文学奖，标语是‘海水到处有华人，华人到处有花踪’；而身为福建人，这份情绪会更加浓重。因为我家长辈经常听台语歌，那些歌很喜欢以浪子心声为主题，在外飘流，为衣锦还乡而打拼。” 马华一代又一代，即使大马土生土长，仍少不免飘流外地发展。刘国瑞指，马来西亚九十年代在东南亚各国中发展较好，吸引很多廉价外劳到大马工作。千禧年后大马政府寻求经济转型，却未能成功，面对中国崛起，不少华人谋求向外发展。最快捷是到邻近新加坡工作，马来币与坡币汇率是三兑一，往来只需两小时车程，方便，收入也高。他中学毕业时，50多个同学有四成去新加坡，现在都定居在当地；而另一个选择是升学台湾，台湾生活成本便宜，大部份成绩一般，无法本地升学的同学都选台湾。 由于种族众多，马来西亚教育系统颇为复杂。小学分马来语（国小）、华语（华小）及印度语（淡小），但中学统一入读“国立中学”，以马来语为教学语言，但会为华人提供中文课。六十年代大马推出新教育政策，当时已有不少中文中学，部份为接受政府资助，转型为“国民型华文中学”，部份则联合成立独立中学联盟，最后发展成全马约60多间“独立中学”（独中），以中文为教学语言，自负盈亏。1971年后马来西亚实行族“固打制”（quota system），以族群人口比率作为大学收生名额的基本判准，马来亚大学的华人学生从原本七成，逐渐减至约三成，马来族学生则大幅增加。九十年代末“固打制”取消，升读大学前，学生改为接受一至两年的先修课程，预科班本只开放予土著（马来人、沙巴及沙拉越的原住民），2002年始开放10%予非土著学生申请，但长期维持土著与非土著9：1的学生比例。 “我初中在国立中学读书，高中转到独中，学习欲望明显高了。而且独中较注重学生体艺发展，话剧社、辩论社比比皆是。在国立中学，教育环境相对只重视学生成绩。能够在本地升读大学的华人精英，是很厉害的，但也因为没太多发展体艺的空间，他们在大学最流行的娱乐是参加华语辩论队，那是唯一可以让他们发挥才华与培训思辩的东西。因此他们最后往往选择从商或者当新闻主播，很少有人去搞艺术。” “马来西亚当然不乏人才，但我觉得，本地教育体系没办法培养出一些能够改变世界的人才。例如发明USB随身碟是华人潘健成，他大学是在台湾念的；蔡明亮也是在台湾成为世界知名的导演。” 他就读麻坡的中化中学时，兴趣是历史与地理。当时姐姐在台大，回家会带台湾出版的书籍。中化中学师资多有留学台湾背景，他说他接受的是来自台湾典雅正统的民国史观。 爱冒险选择香港升读大学 上世纪六十年代起，留学台湾蔚为潮流。即使到今天，台湾的大学选择多，入读门槛低，生活水平相宜，仍相当有吸引力。刘国瑞父母出身乡镇，上一辈只有3个舅舅分别留学英、美、加拿大。他这一代，哥哥与两个姐姐先后到台大读书，哥哥在台湾定居9年，又在上海5年，几年前回流；一个姐姐在台湾10年，现居新加坡，另一个姐姐没毕业便回了马来西亚。他中学起常到台湾旅游、小住。 “我太熟悉台湾了，环境也很舒适，但我不想去台湾读书和生活。我性格较喜欢未知的东西，爱冒险，所以新加坡更加不适合。那里生活太过规律了，某程度比马来西亚更闷，尤其是如果有人言行超出了新加坡社会的规范，会被人用一切社会与法律手段狙击。新加坡允许你有大部份自由，但不可以批评政府。马来西亚也一样，黄明志是一个例子，牵涉到宗教与种族议题的话后果可能会很严重。加上华人社会也倾向保守，不喜欢挑战权威的人，要和谐，要谋求发展，不容许有人捣乱生事，因为在大众眼中，像提出民主改革、推动性别议题，与经济发展无关，但他们会觉得搞这些就是妨碍经济，于是社会不能进步。换言之，那些进步的倡议反而被理解成一种令社会倒退的东西。” 2008年，刘国瑞来到香港，就读城市大学工商管理。当时他像很多马华学生一样，参加普通话辩论队，认识了一批大陆学生。30多个队员，只有他与另一个台湾学生。 刘国瑞慢慢回想起一直以来对中国的印象。小时他会觉得中国是相对落后的地方，大人会提起某街上流浪的小贩来自中国，或中国女人来到大马当情妇的传闻。但同时，很多长辈会提起回福建寻根的想法。一直以来，但凡有马来人政客操作种族议题，会叫华人“回中国去”，但多数马华视自己为华人多于中国人，出于文化与血缘，而非国籍与地缘。 他说，简单来说，马华认为自己与中国是“亲戚关系”，而不是原生家庭成员。 至于老一辈对中国的情感，刘国瑞想了想，说：“假如问他们想在大马还是在中国生活，他们还是会选择大马吧。他们不是拥护作为政治实体的中国，而是拥护一种华人的价值观：追求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 “比如说他们会反感有人搞台独，那是出于他们认定独立不会为社会带来稳定，反而带来混乱。所以在支持稳定与发展的立场上，他们反感台独，而近年中国崛起，拥有强大经济实力，他们自然会羡幕、支持中国，因为中国所做的事，与他们的价值观一致。” 想起那次浙江交流的对答，刘国瑞认为，用中国本位去思考马来西亚，很容易就有那名学生干部那种观点，但这是误解。而他在港的中国同学，多是精英中的精英，有“官二代”，有名校出身，反而不大关心政治，他觉得某程度上中国同学都有一些观点，然而不容易宣之于口。他们在香港不需要特别表现“爱国”，但其实对体制有很深的认同。 “我会觉得，与他们不会特别疏离，但又无法真正地佩服他们。我与他们在一些基本信念上不同，当然也试过与他们辩论某些议题，一提到社会价值观，他们总想着要辩倒你，可能逻辑上他们是对的，但我就是感觉很坏。” “后来我渐渐觉得辩论其实不是十分好玩的事情，大家要划分、定义好立场才辩论，最终目的是要说服对方全盘接受自己的观点，因为那是一场比赛。这也影响了我拍摄电影的想法，与辩论一样，拍电影有很多技巧，令观众相信你想诉说的故事；然而我想先确保我创作的内容是真实的，真诚的。我拍摄的东西其实不算得上美观、夺目，我想先追求真，再去考虑美学。” 用镜头纪录香港变化 从拍摄纪录片开始，刘国瑞拍过广告，为电视台写过剧集剧本，最后拍出第一部剧情长片。 “那时以为自己兴趣在市场营销，毕业成绩也优异，但就是不大肯定自己应该怎样发展，所以我先过了一年Gap Year。曾经在中大当教学助理，旁听过周保松的课，打算之后念政治哲学。然而2012年香港爆发反国教运动，社会运动如火如荼的时候，又觉得以后大半生在学院做研究不太好。当时我参加了一个本地电影组织‘采风’的纪录片班，终于找到我想做的事情：电影。” 他白天跟随导演袁剑伟拍广告，晚上与一班青年电影人拍纪录片，其中一部《桥底志》，纪录深水埗天桥下的露宿者生活。雨伞运动期间，他与“采风”的朋友拍摄纪录片《义载》。 2017年他拍摄剧情短片《九号公路》，一部关于香港、台湾两地公路电影，同样呈现了他对身份的思考。他在香港这十年间，马来西亚经历两次大选，终于在2018年，执政60年的“国阵”败给在野反对党联盟“希盟”，建国以来首次政党轮替。然而不到两年，“希盟”爆发政变，联盟分裂无法继续执政，同时全球爆发疫情，刘国瑞两年多没法回马来西亚。他为《白日青春》寻找资金，巧合找到一间香港初创电影企业，老板原来是来自马来西亚的印度裔，两人一拍即合。 “疫情之前，一年我会回去四、五次，见证了2008年到2018年间，马来西亚社运的黄金时代。然而两年没回去，我确实断掉了不少在地的联系，未必能跟当下的社会共情到，也未必准确掌握到大马社会脉络。可以肯定的是，现在不少大马的朋友都对政局颇失望。而且近年不止大马，香港社会也变化很大，我想我现在会更加关心香港人。” 来自马来西亚的华人，不是“华侨” 在关键评论网上，旅台媒体人杜晋轩留下一段简明扼要的自我介绍：“来自马来西亚的华人，不是‘华侨’。喜欢探讨国家与个体之间的认同纠葛，而东南亚就是既复杂又有趣的观察场域。” 来自怡保的第四代马华杜晋轩，与父亲一样选到台湾留学。2010年入读世新大学新闻系，毕业后投身传媒，现为关键评论网编辑，常发表对东南亚华人社会的评论及专题；曾出版《血统的原罪：被遗忘的白色恐怖东南亚受难者》及《北漂台湾：马来西亚人跨境台湾的流转记忆》，两本书均聚焦历史来台的大马华人。前书是杜晋轩数年前到绿岛旅游，发现绿岛监狱曾关押三名马来西亚侨生，因而展开对台湾戒严时期的东南亚籍政治犯研究。后者则结合采访、田野调查，整合马华70年来在台湾的历史，检视他们与台湾社会的互动。 “我选择到台湾留学的原因更大程度是经济考虑。我不否认第二、第三代华人对中国有情意结，但我认为90年代前后可视之为马华对待留学台湾心态的一个分水岭。上世纪六十年代，马来西亚推出的教育政策限制当地华文教育发展，当时很多人出于忧患意识，到台湾接收正统中华文化，然而同一时间华人社群也曾流行‘跳飞机’，即马华到欧美国家当非法劳工，由当地同乡接济。其实对华人社群而言，哪里有机会就去哪里。” 杜晋轩所指的分水岭，是台湾开始改变“侨教”政策，1998年起允许马华学生以“外籍生”名为留学。 1949年国民政府迁台，延续大陆时期的侨教政策，沿用至今。而这项政策的出现，与台湾当时接收美国援助有关，时任美国副总统尼克松表示，为避免东南亚华侨“赤化”，国民党应主动招收更多侨生来台。侨生来台留学的津贴、奖学金、旅费等都是出于吸引侨生接触自由、民主思想，毕业回国后在东南亚传播宏扬，抑制共产主义渗透。台湾每间大学每招收一名侨生，会获补助一万元。 马来西亚独立建国后，首任首相严守反共国策，但第二任首相敦拉萨上台后，改为向中共示好。1974年两国建交，但马来西亚长期禁止两国民间交流，学生也禁止到中国升学。直到1989年，泰马边境的马共和平解散后，两国关系逐渐正常。而中国于21世纪崛起，也开始向东南亚华人招手，提供奖学金、设立“孔子学院”、推出“一带一路”，吸引华人学生到中国大陆留学，积极与各大社团合作，举办寻根之旅，欢迎东南亚华人学生认识祖国。 杜晋轩中学时参加过寻根之旅。 “高中正值中国举办奥运会，我们认识到中国崛起的议题，第一次到中国是参加中国国侨办的‘海外华人青少年寻根之旅’。去山东，要上课认识国家，他们也屡屡强调我们是‘回祖国’。后来上海举办世博会，也有跟父亲去参观。大学四年级时，又再来到上海，在同济大学当交换生。当时两岸交流尚算正常，但习近平时代提倡中国梦、中华民族复兴及一带一路等议题，令我思考未来这些统战手段，会不会煽动东南亚华人的民族主义？我便开始有兴趣研究相关议题。” 赴中或者赴台？ 过去台湾的侨教政策，今天中国的“一带一路”相关，名字不同，意义类似。台湾侨务会统计，2014年底海外华人约有4200万人。而中国提出“大侨务”概念，国侨办主任裘援平表明华侨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重要力量，“同圆共用中国梦”，并在海外有十万名华人侨居的城市建立60座“海外华侨人互助中心”。“一带一路”推出后，国侨办随之阐释，海外华侨是一带一路的“传播者、实践者、受益者”。 “确实近年多了马华学生到中国留学，可能当中会有人向往中国，因为中国一直输出流行文化等软实力到华社。然而中国本身是一个极权社会，而留学选择始终还是要回归到成本问题。马来西亚富有的华人家庭，必然送子女到欧美或新加坡，中国同时积极招手精英学生，而留学台湾则变成一些成绩中等，经济条件一般的学生的选择。”杜晋轩说。 也有一些角力的暗影。2017年底，台湾中央社报道过马来西亚的“黑函”事件：当地独中流传一封攻击台湾教育制度的信件，题为“为我们的孩子着想”。黑函列举七点，如“留学台湾英文一定不会好”、“台湾被中国边缘化影响毕业生发展”、“学繁体字无助适应中国市场”等。 根据统计，独中毕业生赴台湾、中国留学的人数，也于同年出现交叉点。该年赴台新生为1273人，中国（不含港澳）为863人，翌年赴台新生为1198人，而赴中新生则为1307人。明显赴台学生下跌，同时赴中学生大升，超越赴台人数。 留学后，杜晋轩旅台工作、生活至今，疫情爆发，加上马来西亚经济放缓，马币贬值，种种令他决定长远要留台。 杜晋轩在台湾找到更多马华的历史痕迹，写文、出版著作切入国族历史与个体的纠葛。他最近在研究留学期间神秘死亡的马华学生俞自锋。俞自锋入读国立政治大学新闻系，1963年在学校附近死亡，校方及侨务委员会仅通知家属其死亡及已下葬消息，未有交代遗物、验尸报告、葬地等消息。60年过去，死亡真相仍是个谜，大学、侨委会都未有正式回应。 他想起自己研究的白色恐怖时期的马华政治犯。 “其中一名政治犯陈钦生与我是同乡，都是怡保人，我开始思考，侨生被被控为共谍，成为政治犯关押12年，是纯粹运气不好还是有更深层次原因？在两岸侨务研究上，我发现原因在于，即使陈钦生生于马来西亚，是侨生，但中华民国国籍法规定，只要父母是中国人，后代永远也是中国人，不须申请入籍。所以他们在白色恐怖时期被抓、被审问、被送入狱，都不曾有人了解引渡他们回马来西亚审讯的可能。我们都很清楚，共产中国成立到文革期间，有很多华侨回国建设却遭到逼害批斗，原来‘自由中国’一样有迫害华侨的历史。孙中山曾说华侨是‘革命之母’，但为什么华侨在两个中国都一度饱受不公义逼害？” 华人要留在大马，一直都要比其他族群更努力 42岁的佩芝来自怡保，曾在吉隆坡开美容院、手机店。十年后，疫情爆发加上怀了二胎，遂结束美容院生意，回老家生活。她形容疫情爆发之后，很多人生活水平下跌不少，一些小康家庭甚至因此大受打击，翻不了身。 “我生长在一个平凡的家庭，五兄弟姐妹里面我是老幺。我爸在我8岁时因病去世，妈妈扛起了养活家庭的重担，基本上我们过着不会太差的生活。上了高中也考了马来西亚教育文凭。因为成绩普通，高中毕业后对继续升学根本毫无头绪，到最后选修美容课程。出到社会工作了大概十年，就胆粗粗创业，开了美容院，也试过跟朋友一起经营手机店。在经营美容院的第三年结婚，一直到经营美容院的第十个年头，怀上了第二胎。” 在老家怡保，佩芝以前家人都住在新邨，上一代多从事采矿业，当地石矿业式微后，她这代华人多在怡保从事饮食业，或到吉隆坡打工。长大后她一家搬出新邨，买了房住，对华人来说，做中小规模的生意基本上没有问题；除了要成立上市公司，政府会要求董事局成员有一定比例马来人，以及业务要照顾到马来族群。 她小时候不时听到有人“跳飞机”，偷渡英、日、德，由朋友接济，介绍工作。当年怡保工作机会少，薪水也低，财力所限，很难循正常渠道取得工作签证。她长大后觉得母亲年迈，大部份家人都留在大马，贸然移居会承受很大压力，移民是很难实现的事情。她的想法很明确，从没有想过移居其他地方，就算真的有一天不得不思考离开，只会是因为大马华人遇到非常严重的压迫。 佩芝有些亲戚则到新加坡打工，本身也没有明确移民想法，但就会随之落地生根。“现在有时会想，如果当初我去了新加坡打工，会赚到更多钱，会有那么一下子后悔。” “我第一份工就在吉隆坡开始，在那里职业妇女是很普遍的，人人都是家庭职场两相兼顾。而且她们思维开放不刻板，让我也建立了女人婚后一定要工作的思想。反而当我回流到怡保，发现这里有部分女生结了婚，便全心全意照顾家庭孩子。” 现在，佩芝在老家帮家人经营咖啡店，照顾孩子与老母。她家的店位于一座熟食市场内，业主分租不同档位给人，是不少华人自食其力的好方法。 这十年间，佩芝见证大马政治翻天覆地，参与过游行，也不时在网络发声。如今她对当前政治感到气馁，对未来也不敢想太多。她说，华人要留在大马，一直以来都要比其他族群更努力、拼搏，才能争取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未来不明朗，疫情未退，“希盟”执政崩溃，乱象丛生，她只希望日后不变得更加辛苦。 “其实在原生地生活也算自在开心，如果以后下一代能在一个更公平，社会资源与工作机会更充足的环境成长，那就是我现在最大的愿望。” 面对中国时的“推拉因素” 旅居香港的马华学者王国璋2016年发表论文《为什么留下来？——比较上海、台北、香港、新加坡四大华人城市的马华专才移民》，以“推－拉因素”（push- pull factors）方式，配合访谈，了解马华年青专才移民到其他华人城市的原因。 针对“推”的因素，半数受访者提到2008年以来马国政治的动荡。他们因在野反对党人民联盟（Pakatan Rakyat）2008大选中意外出色的表现，而重燃定居热情；2013年大选被揭选举不公，令人民联盟情势大好下戏剧性落败，也令受访者重新考虑移居外地。 总体来说，族群待遇有别、官僚贪腐、治安败坏，是把华人往外推的三大力量。 至于“拉”的因素，王国璋在2014到2016年间，访问66位移居四地的马华，多为第三或四代华人。分析及总结时，他指出受访者作为专才移民，在“拉”的因素中，整体重视抽象的社会价值，如民主、自由、公平，多于个人薪资多寡；继而重视治安、教育及医疗质素。 而移居四地的马华各有侧重点：留在台北、香港的人较重视社会价值，在新加坡的人倾向考虑生活质素。在上海的人中，多数着重当地有没有庞大商业机会、工作福利及长远生涯愿景，而非上海作为崛起中国大都会所代表的社会价值。除少数例子（66人中的3人）外，绝大多数受访者没有明显出于响应中华文化召唤而落脚的。即使留在台北，受访者也倾向欣赏当地民主社会环境，而非中华文化传统。反而在新加坡的受访者，承认这里提供一种族群人口占主导带来的安全感（ethnically safe）。 事实上，中国因素也不可忽略。他引用史学家王赓武对马华社群政治认同的分析。60年代末，马华社群大致分为三类认同：最政治化的群体，直接或间接介入中国政治发展，关怀中国命运。第二群人较冷静、务实，对政治缺乏狂热，只热衷在既有体制下累积财富，建立个人在社群内的权力基础。第三类人较少，主要是峇峇娘惹或其他海峡华人（Straits Chinese），身份认同未十分明确，但一般以土生之地为效忠对象。80年代他又指出，东南亚华人认同问题可往国家、族群、阶级、文化四方面思考，承认大多数华人已经政治上认同居留国政体。90年代末，他再论东南亚华人认同，却又坦承它难与中国因素切割。 换言之，中国的政策变改、国势盛衰，可能牵动东南亚华人的认同，并作为“推－拉因素”，影响华人在其他华语区的去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