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当一个社会有一个“最高目标”，无论这个目标是“文化革命”还是“防疫”，所有其他事物都必须为了这个目标让路时，会将其中的执法者与被执法者变成什么模样？摄影师Shell Long从历史中精心采撷出一系列图片，为我们展示在“最高指示”下的执法者们面孔，以及他们中有些人一步步走向暴力为何可能是一种必然。 在过去的70多年中，中国人经历了无数的社会运动。在这些运动中，人们往往生活在“单一社会目标”下，经济，生活，甚至人的权利都不被考虑。而与这个“单一目标”关联的人群，则被天然地赋予了“正确”属性和被默许的权力。无一例外地，这些被“单一目标”所默许的权力最终都走向了暴力，无论是“革命”的“红卫兵”，还是部分“防疫”的“大白”。 在过去的70多年中，中国人经历了无数的社会运动。在这些运动中，人们往往生活在“单一社会目标”下，经济，生活，甚至人的权利都不被考虑。而与这个“单一目标”关联的人群，则被天然地赋予了“正确”属性和被默许的权力。无一例外地，这些被“单一目标”所默许的权力最终都走向了暴力，无论是“革命”的“红卫兵”，还是部分“防疫”的“大白”。 50年代初，农民和民兵在控诉会上“斗地主”。（网络图片） 在中国50年代的“土地改革”（简称“土改”）中，中国官方为全体中国人划分“阶级”，并对一些“阶级”实行“斗争”。在没收地主，乡绅等阶级土地和财产的同时，由官方默许的大量暴力行为被实施在这些“阶级”身上。 50年代初，民兵对“地主”进行枪决。（网络图片） 约有900万“地主”，有些甚至只是条件稍好的农民，被这次运动所冲击。各种批斗会甚至私刑层出不穷。许多人未经审判就被枪决甚至折磨致死，他们的妻儿也未能逃过厄运。“流氓无产者”在这次运动中把人性之恶发挥地淋漓尽致，却没有受到任何惩罚。讽刺的是，在这次运动中分得土地的“无产阶级”，在短短两年之后就再次失去土地。 1956年，参与“除四害”运动的北京居民。（网络图片） “除四害”是50年代由毛泽东提出一次“爱国卫生运动”，主要目标是彻底而迅速消灭苍蝇，蚊子，老鼠和麻雀。在这次运动中数以亿计的麻雀被打死，累死，麻雀几乎在中国灭绝。而由于麻雀的数量急剧减少，在之后的几年中多种害虫因失去天敌而肆虐，多地粮食产量锐减，成为了后来“三年大饥荒”的原因之一。 1966年9月14日，游行的“红卫兵”高举毛泽东画像。（AP)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从一场权力争夺的“宫廷内斗”，迅速成为蔓延全国的动乱。而如今世人对“文革”印象最深的部分之一，是数以亿计的“红卫兵”和“红小兵”。这个以学生为主的群体在“大串联”等运动组织下，迅速席卷全国。“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是一个野蛮的口号，当它将挂上了“革命”大旗的暴力都默认为“有理”。 1967年1月8日，“文革”中，在“红卫兵”押解下被挂牌游街的“黑五类”。随着“文革”的发展，这些牌子甚至变成成水泥制作，用细铁丝挂在受害人颈部，许多被批斗者因此直接丧命。（AP) 在“文革”中被剃“阴阳头”当众羞辱的知识分子。（网络图片） 据统计，仅在“文革”初期的两年中，就有至少30万人非正常死亡。大量被随意定性为“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等）的人员被殴打，迫害致死；同时许多知识分子也在受尽“红卫兵”的侮辱后自尽。在文革期间，大量传统建筑和珍贵文物也在“破四旧”中毁于一旦。 1967年，重庆，武斗中死亡的“红卫兵”的尸体。（网络图片） 自1967年起，红卫兵开始名为“夺权运动”的大规模内斗。虽然同为“红卫兵”，都主张“忠于毛主席”，但是不同派别中的“红卫兵”间依然爆发大规模武装冲突，甚至动用军事装备，转变为全面内战。有历史学家估计，死于“武斗”的人大概在30万-50万人。 上世纪80年代，农村地区的计划生育干部。（网路图片） 在“计划生育”政策发布后，由于权利的下放，在基层发生的暴力也层出不绝。大量怀孕妇女被计生干部强制带走并引产，施行强制结扎，更有无数家庭因罚款而破产，甚至被“扒房，牵牛”。 计划生育政策下，被强制流产的妇女和死婴。（网络图片） 这种血腥的悲剧一直到最近几年开放二胎，三胎政策发布前，仍然在不断发生。有学者统计，自计划生育开始实施至今，中国少生了4亿人口，如今人口深度老龄化，男女比例失调，计划生育或为主要原因。 2012年9月16日，由于钓鱼岛争端引发的反日游行队伍中身穿军装的青年。他们打出“杀光日本人”，“宁可大陆不长草，也要收回钓鱼岛”等极端标语。有媒体披露，这些游行受到了高层的默许和支持。（AFP) 2012年，深圳反日游行中，被游行人群砸毁并掀翻的日系车。(AP/Vincent Yu) 在2012年“九一八”前的反日运动中，“抵制日货”成为了一个重要主题，而抵制的方式主要是毁坏他人的日系车等个人财物，同时许多使用日本产品的市民被打。不仅限于反日活动，在历次“民粹”运动中，都有大量的暴力事件发生。 2022年3月29日，在上海封锁居民区的防疫人员。（AFP) 在2020年爆发的新冠病毒疫情中，身穿白色防护服的工作人员往往被称为“大白”。大白中有专业医护人员，警察，辅警，也有大量临时招募的闲散人员。他们中不少人并没有受过任何专业训练，理论上也不具备执法权。 上海街头，一名老人因“擅自外出”，被“大白”用标示牌压倒在地。（网络图片） 2022年初，在“防疫”成为全社会单一目标，统一的白色防护服掩盖个人身份的前提下，针对普通市民的暴力事时有发生。有媒体批评，本轮极端防疫已经转为政治运动，并将“大白”类比做“白卫兵”。 防疫人员背后画着“黑白无常”与”捉羊“字样。“捉羊”意为“捉阳”，即为“捉捕核酸阳性人员”。（网络图片） 防疫人员强行进入居民家中进行消杀甚至扑杀宠物已经成为惯例。如今的防疫，是一场“斯坦福监狱实验”。实验中的“执法者”会自动将自己凌驾于“被执法者”，而最终的结果，一定是割裂与暴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