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大”后，“供销社”在中国网络上突然爆火，源于湖北的“重启供销社”计划。该计划启动后，湖北迅速建成了1373个基层供销社。中国官媒就此给出评论：“供销社一直都在我们身边，它从未离开，更谈不上回归，只是被舆论场再次关注而已” 。资本市场随着网络舆论应声而动，11月1日，沪深两市的供销社板块大涨；就业市场中的广大毕业生也跃跃欲试，希望能在如今的就业环境下，在供销系统谋一个“铁饭碗”，甚至混一个“编制”。 有媒体人认为，供销社是短缺经济时代的产物，实际上也是制造短缺的工具；而供销社议题的火热其实反映了人们的焦虑，甚至是对“计划经济”死灰复燃的担忧。 无论如何，供销社存在于中国现代史的大部分时间中，1982年的机构改革中供销社开始面对市场转变，1993年全国的供销社进入全面转制改革，开始淡出人们的视线。 以下内容中，几名中国的80后，作为对供销社拥有记忆的最后一代人，面对与“供销社”的“不期又遇”，与歪脑分享了自己的记忆与观点。 1974年9月24日，上海某供销社中，市民购买物品。在中国很长一段时间内，供销社是普通人购买物品的唯一渠道，而供销社的员工被认为是“铁饭碗”，“地位高”。（AFP） 毕竟谁都不缺“爹”。 ——范范（化名）男 80后 80年代末，或者是90年代初的时候，我家住在一个小县城，在我生命的前好几年根本都没去过“市里”，就知道县城“CBD”附近有许多破破烂烂的小巴车可以带我们去“市里”，一元一位，吆喝地吵吵闹闹，烦人极了，大人们都说这些黑车司机都发了大财了。而我们县城里“CBD”的标志性建筑就是那栋白色的矮房子，传说中的供销社。 我的记忆里，我赶上了票证时代的尾巴，不过貌似店里的食品都不再需要粮票，只有一些布料还要。供销社的大堂深处，玻璃柜台上摆着几匹布料，有一捆是扎眼的红色。有一次我没忍住摸了摸那一卷红色的布料，还被供销社的阿姨骂“能害”（捣蛋）。 我一直对供销社里货架上的点心念念不忘，这一残念存在了好多年。供销社里的阿姨们还是很讲究卫生的，为点心装盒时都会戴上口罩，用很长的竹夹子把点心一块一块摞进六边形的纸盒里，再用粗纸绳子绑好。可是我却从来没有亲眼见过有人买那些点心，这让我心生疑惑。在许多年后谈起这件事时，从长辈那里得到的答案是：“哪他娘的有人买得起？”。在我们的县城，那种点心是“去领导家送礼”时才会带的东西，相当于置办大件了。 直到有一天，我在同学家里又遇到了那种点心。那个同学家住楼房，我们都很羡慕，他家中厨房的一个角落里堆了一堆的各种点心和零食，他热情地招待我吃，他说他们家多得是，根本吃不掉。而那种点心在入我口的时候，我对它的向往崩塌了---口感干涩味道又甜得可怕，也许是呆在同学家厨房的时间太长了，已经失去了原本的口感吧。 其实，后来很长时间里，那个供销社一直都存在，可我却再也没有进去过。随后县城“CBD”重修，它就变成废墟消失了；那些小巴车都消失不见了，换成了公交车；各种商店，商场和超市都开始出现。 我还是很怀念那家供销社的，倒不是因为它有多好，而是它是那时的唯一；它是我小时候像博物馆一样的存在，我通过它开始认识“物质世界”。我从来也没想到过，现在供销社又回到我们的视野了，但是它到底要怎么存在，我还看不到。它要是跟其他超市一样，服务好选择多，加入市场竞争，我是不介意的做他们顾客的；可是要是里面都是“公务员”，那我绝不会去的，毕竟谁都不缺爹。 北京团结湖，天宇市场中的“供销便民服务中心”。（网络图片） 谁告诉的你，有票就行了？ ——王纵（化名） 80后 我是1981年生的，现在已经是油腻的大叔了。 前几天，单位里还有个90后小伙子跟我说，还是我小时候的时代好。我问他为什么，他说票证时代有票就什么都有了，多省心，我一脸黑线地看着他。 第一，我没有那么老！我只是赶上了个票证时代的尾巴。我记事开始就没怎么用过各种票了，至于乡下还用不用，我真的不知道。 第二，谁告诉的你，有票就行了？什么东西不要钱？每一口粮食每一寸布都是要自己花钱的，只是没有粮票布票，你有钱都买不到东西而已。现在的年轻人是不是对以前的生活有什么误解？ 其实我从来没去过供销社买东西，从我开始会花钱，就有各种小卖部可以买东西了，零食也可以去国营的副食品商店买——当然我自己是买不起的，要抱妈妈大腿撒泼打滚才行，但是这招不能常用，用多了就不灵了，而且搞不好还会挨揍。 不过我小时候确实是去过供销社的，只是故事可能跟不一样。小学时，我有一个同学白白胖胖的，他爸爸也不瘦，是我家附近的供销社的干部；他一直都是梳着偏分头，油亮油亮的，肚子挺在外面很有领导的派头。不记得是小学几年级了，那个小胖子同学放学时神秘兮兮地说去他家供销社玩吧，我心说供销社有什么好玩的，而且什么时候成你家的了？不过我还是跟着几个人一起去了。 我第一次进入那个房子还有点紧张，里面幽暗又拥挤，有许多摆满了货物的架子，一个大姐坐在玻璃柜台后面织毛衣；头顶的吊扇执拗执拗的，我好担心它会掉下来；靠窗户的一侧摆着几个臭烘烘的大缸，堵住大半个过道；继续走进去有一扇小门，挂着冬天的厚门帘，里面烟雾缭绕，一群“大孩子”死死地盯着一些站立起来的大箱子，激动地拍打着什么，那些五颜六色的大箱子发出聒噪的电子声音，跟“大孩子”们的嚎叫融为一体，我都分不清到底是谁发出了那种聒噪的声音。 我被吓跑了，真的是扭头就跑了。 后来我知道了，那就是传说中的的“游戏厅”。这种躲在暗处的“游戏厅”在一两年之内开遍了大街小巷，甚至躲进了民居。我爸妈开始不停警告我，“游戏厅”是坏孩子去的地方，如果我敢去玩就“打断我的狗腿”，所以我一直都对这些游戏厅敬而远之，主要是为了保住我的“狗腿”。所以很遗憾，那个藏在供销社里的游戏厅就成为我唯一进去过的一个。 后来上了初中，没有继续跟小胖子成为同学，不过从其他同学处听说，那个供销社里的游戏厅就是他爸承包的，里面不光有游戏机，还有赌博机，但是到底怎么用游戏机赌博，我一直没想明白。小胖子家买了桑塔纳，是白色的，拉风的不得了，毕竟那时我的城市里就没有几辆车。而那个闪着光，冒着烟的游戏厅几乎成了我童年时对供销社最深刻的的记忆。 当时我想，这就是“改革开放”吧。 2015，作为学霸，我两眼一抹黑地考上“供销系统”。 ——苏航（化名） 女 85后 我是八零后的尾巴，差一点就成九零后了。按理说这辈子都不应该跟供销社这种东西发生什么渊源吧，可是命运就是这么奇怪。 我在小时候确实没有去过供销社，也没有什么相关的印象，我与供销社的缘分在2015年才发生。当时已经大学毕业几年，由于不太满意当时的工作，我在父母的建议下开始考“公职”，然后作为学霸，我就两眼一抹黑地考上了“供销系统”的职位。当时很多朋友来恭喜我，问我考去了哪里，我说，供销社。他们每个人都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问我：“都什么年代了哪还有供销社？”； 还有人以为我在开玩笑，直到我开始认真地解释，他们才将信将疑。 他们面对这种反应其实我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刚开始连我自己都不清楚“供销系统”到底怎么运作，唯一的印象就来自是历史课本，和长辈逢年过节的偶尔提及。然而事实是，供销社其实一直都在，并且在2014，2015年这一阶段还重新大力发展过，我就是赶上了这波行情，进入了这个系统。时不时有人问我，到底哪还有供销社？而事实上，现在的供销系统的职责已经几乎完全改变了，确实是不太容易见到供销社的零售商店了。不过，供销社虽然默不作声，但是比我们想象的要庞大的多---一定程度上讲，供销系统可能是中国最大的“地主”。 在这里工作一阵后我才知道，供销社旗下有着巨量的土地和房产，很多乡镇甚至城市的办公楼其实都是在供销社名下的，每年收的房租或地租才是他们的主要收入来源；同时，由于农村年轻劳动力不停在流出，有大量耕地被“撂荒”，每个乡镇的联合供销社都会去和农民签订协议，将他们手里的土地“流转”过来，再整合后租给农业公司实施大规模耕种，抑或是盖好大棚再租回给农民。 值得一提的是，不是很久的以前，烟花爆竹也基本都是供销社垄断的，现在到底允许不允许私人售卖，我已经不知道了。供销社从来就不是职能单一的部门，虽然市场上竞争力不高，但是一直都有政策的扶植，也不停在调整经营范围。我听到的最新消息是，供销社现在要跟邮政合作，在乡镇搞物资的集散，可能是要抢夺网购的市场？ 在这里工作几年之后，我还是决定离开它了，这里耗尽了我的青春。可悲的是，这段经历在我的简历上是一个黑洞，甚至面试时还有面试官问我是不是七八十年代穿越来的，这就很尴尬了。 广西贵港市木梓镇，供销社旗下的物流中心。（网络图片） 我不惊讶：它是个可以把公权力变现的地方。 ——王辛（化名）男 80后 只说供销社，对供销社有点不公平吧。一切国营的店铺，哪怕是浴池和理发店，在我小的时候都很有市场。大人们经常说，买东西还得去国营的，其他人都是“投机倒把”。 我自己对供销社的记忆其实真的不多了，我上面还有一个姐姐，她对供销社更熟悉，或者说她是“受益者”也不为过，因为我姥爷就是供销社的职员，好像还是负责采购的负责人。后来听我爸妈说，我姐小时候大概80年代初这样，她真是享了福了---因为姥爷就在供销社工作的原因，其他家孩子想都没想过的，见都没见过的，我姐姐都吃过，充分体验了“社会主义优越性”，只是到我记事以后，供销社虽然还存在但是里面的零食已经不够吸引人了，外面小卖部里有了更多花样的零食，还包括色素和糖精勾兑的“冰袋儿”，我小时候小伙伴真是没少嘬那种垃圾食品。 姥爷以前经常跟我说“枇杷”要怎么吃，怎么剥皮，很长一段时间内我都不知道“枇杷”这两个字怎么写，还有它到底是个什么。姥爷在去浙江出差时能尝到这种时令南方水果，可惜当时的火车实在是太慢了，也没法带新鲜的水果回家给我们尝鲜，不过我是很羡慕姥爷的，觉得他见过全世界。后来我到浙江读了大学，才真正见到和尝到了“枇杷”---味道一般般，手感毛茸茸的，一言难尽。突然我发现我向往的不是枇杷本身，是在那个出行不方便的年代，姥爷见过的世面。 现在供销社回来了的新闻不停在网上出现，还说有很多专为供销社设置的“编制”，听说在“上岸”圈里还挺火的。我没有理由指责人们追求一点“特权”来获得更好的生活，毕竟这就是个“特权”的社会。但是现在市场经济下重新炒起“供销社”这份冷饭，有多大必要？还有它背后能滋生多大特权？不过你还真别说，现在疫情的封控下，还真有点供销社的味道了！社区不允许小超市开业，只能买社区出售的的蔬菜包，贵又烂。“爱吃吃，不吃滚”，这不就是供销社的特征么---不是人们要什么才卖什么，而是我们卖什么人们才要什么。 所以供销社真的再出现了，我也不会惊讶，它是个可以把公权力变现的地方，有无穷的魅力。 重庆供销社在网络直播平台“带货”销售农产品。（网络图片） 我一点都不怀念它。 ——孙蔷（化名） 女 85后 我是85后，赶上了个供销社时代的尾巴。今年我在微博发现，原来供销社一直都存在，并且好几年前年开始就重新发展了，当时我都震惊了。 我大概五六岁时，其实已经在生活的区域里出现了很多各种商店，大一些的普遍是“国营”的，有着长得类似的平顶房子和漆成绿色的木头窗框，并且很炫耀地在招牌上用红漆写着“国营”两个字；剩下的就是居民区里星罗棋布的“小卖部”，里面总有个老太太或者老头，通过比一袋方便面大一点的小窗户向外窥视；而我知道的供销社在很远的地方，要穿越一大片农田---我的姥姥姥爷则是那里的拥趸。 我姥爷几乎每周都会去供销社，那里的名字叫“什么什么公社”，我已经记不起来了。那是一栋泥黄色的的平房，一切看上去都风尘仆仆，墙角堆着许多麻袋，只有牌匾的红油漆很是鲜艳。姥爷会骑一辆“二八大杠”自行车，如果我说要一起去，他会很高兴地把我放在后座上，然后助跑着骑上这辆比我还高的破车，穿过高粱地和玉米地，前往那个人“什么什么公社”。我唯一记得姥爷会在那里购买的商品叫“黄豆粉”，就是用开水沏开后，会变成豆浆的粉末，而沉在碗底的残渣却比外面的豆浆粗糙地多。每次姥爷都会购买一大堆，不知是因为便宜还是喜欢它的味道。而几乎我们买到的每一袋的外包装上都有或大或小的“虫洞”，黄豆粉就悉悉索索地飘落下来。有一次在回家的路上，一包“黄豆粉”的包装上的小洞在颠簸下变成了大洞，我和姥爷就像”黄鼠狼“一样，身后飘着黄烟穿过那片高粱地。 我问姥爷为什么那些“黄豆粉”都是虫子蛀过的，明明还有好的啊。姥爷说：“好的人家都给熟人留着呢，凑合吧，虫子都能吃咱也能吃。” 后来不知道什么时候，姥姥姥爷就开始喝“维维豆奶”了，楼下小卖部就有卖。我再也没有喝过那种“黄豆粉”，也再也没有去过那个“供销社”，我一点都不怀念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