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泰国被拐到缅甸电诈园区的星星（王星）是幸运的，他能够迅速获救，有赖于他自身名气和亲友迅速有效的救援策略，令事件迅速转化为网络热点，能够获得中国官方的施压和泰国军方的配合。然而，在他之外仍有成千上万等待团聚的家庭不为外界所关注。 星星事件鼓励更多的无助家属通过媒体公开发声寻求救援机会。在王星获救的当天下午，一个487人的缅甸被困人员家属互助群内，群主用在线文档统计被困人员信息，其中174名家属填写信息，联合求助。他们是弟弟、儿子、丈夫、父亲、还有妻子………家人失踪时间从数日到数月不等。随着文档在微博被挂出，填写人数不断增长，目前人数已经超过1400个。 歪脑记者对文档数据进行梳理，受害人遍布东南亚主要电诈园区所在国家，其中缅甸最多，其次柬埔寨。此类案件，需要在人员进入园区前，定位消失的最后所在地报案。人员进入缅甸前的主要失联地主要是中国边境省市，约占73%；泰国则占比24.5%，其中排名居首的是云南，包括临沧、西双版纳和普洱孟连，其次是泰国，第三位是广西。 而被骗形式主要是“高薪招聘”，占7成，其次是办理贷款、背货（走私货物），都因为“挣大钱，挣快钱”，少量是因为网恋、陪玩等原因。却并没有因为旅游而被骗进电诈园区的。 其实在网络上，一直充斥着家属的求助视频，但是往往因为网络关注度不够而难以解决，特别是一些贫困无力支付赎金的家庭，以及被困缅甸佤邦当阳万海园区的。缅北万海当阳园区藏身于深山密林简易建筑中，使用星链上网，处于占山为王状态的地方小股武装民团保护下。正如电诈社区放话说的，“牛魔王来了给我耕地，孙悟空来了也给我耍猴”。 星星之外更多的无助家庭 小马的妈妈也在群里，因为担心自己孩子的安全，没有敢填写表格。小马是未成年人，宁夏人。24年暑假，刚刚初中毕业的小马和朋友内蒙古打暑假工，这一去就不复返了。小马的妈妈去了家户口所在地的派出所报案，警方定位最后失踪的地点在西双版纳，这位妈妈说，儿子出门身份证都没带，警察说查不出怎么去的西双版纳，也没有能力定位跟踪他在国外那里。 小马妈妈在挖红薯的间隙给记者发来了微信，“自己认识字，仅此而已，没什么文化，只会微信，不会QQ”，她一直等着儿子能打电话回家报平安。”2月前，有志愿者帮她草拟寻人信息并发布后，第二天，园区老板让孩子跟妈妈报了平安。孩子知道自己家庭无力赎回自己，只简单报了平安，她问孩子在哪里，孩子说“别问这话啦，问了就联系不到你了”。 她哽咽着感谢的同时，又推了群里两位失联的家属给志愿者，让帮忙发寻人启事。群里的家属们就是这样口耳相传分享救人经验、可靠的救援渠道、以及园区位置等信息。 24年11月19日，中缅警方合作，打掉当阳城东部，这个园区位于冰段河附近，全部是铁皮屋搭建，躲藏在深山密林里，依靠发电机发电，星链上网，非常隐秘，是著名的黑园区。现场抓获的763中国人通过临沧永和口岸被移交回国，群里的孩子回来了十几位。这给很多几近绝望的家长又带来了希望。 家长们希望国家重视，加大打击力度。12月16号，群里50多位家属联合再次踏上了去云南昆明公安厅上访的路。这是家长们最近两个月内第三次去云南了。有家长说说，现在她不上班了，孩子没了，上班挣钱挣钱没有意义。去北京上访，警察会拦截，她说云南相对重视。毕竟，孩子们都是从西双版纳偷渡出去的。 1月2号，元旦刚刚结束，新的一批20多名缅北失联人员家属踏上了去昆明的旅程。在云南省公安厅的门口，保安对聚集的家属进行了驱逐，把一名母亲从地上拖拽着塞进面包车里。家属们随后被拉到云南信访办，进行了资料登记。“政府会管的，不然不会让我们登记。我们的孩子毕竟是从云南失踪的，云南有责任。”一名访民接受采访说。 还不上的借贷和交不起的赎金 “你老公让我跟你报个平安。”记者受被困电诈园区的小旺所托添加她老婆小丽微信时留了一句言。立刻对方就通过了。 紧接着一大串的信息发过来给记者，“你见过他？家里很好，让他好好听话工作，” “我们很想他，能不能让他打个电话过来？” “挣到钱了，让他给家里打点，家里太需要钱了” ……… “家里很不好，他爸妈不太愿意花钱救他。我的病没有看，一天两份工，挣钱养两孩子。” 一个年轻，略带疲惫的柔和的女声，从电话里传过来。 小丽和小旺是河南老乡，老家在鄂、豫、皖三省交界处，两家隔了十来里地，两人在同一个人镇上学校。 当地虽然有“唐人故里，闽台祖地” 之称，和千年前迁徙到南方的祖先类似，外出务工讨生活仍是当地人重要的经济支撑。夫妻两人初中肄业后天南海北在外打工：小丽在广东一家电子厂打螺丝，小旺则去了浙江杭州一家工地，学开挖掘机，在工地上打工。两人通过学校QQ群认识了，2010年回家过年时，见面后确定了恋爱关系。 两人的恋情遭到了小丽一家人的反对。小丽家在镇上，属于城镇户口，家里看不上农村户口学历又低的小旺，希望小丽能嫁个好人家。第二年春节时，小丽和小旺在镇上逛街，被小丽的爸爸逮个正着，父女两发生了激烈的口角，气急的父亲随手捞起扁担就搂过去了。被没收了手机关在家里的小丽，在表姐的帮助下，设法联系到了小旺，两个年轻人不管不顾跑到杭州，住到一起。 从恋爱到结婚生子，如今已经走过了十年时间，这十年也是中国经济迅猛发展的十年。小丽也算是过了十年的好日子。2017年，留在家乡的孩子到了上幼儿园的年纪，小丽的父母带着外孙，也来到杭州开了一个小餐饮店，全家在杭州团圆了。小旺每天都能开工，有几百块的收入，月入过万，小丽去服装店打工，也有几千块收入，2019年年底，小丽怀上了第二个孩子。 然而，一切随着疫情，戛然而止。 2020年初，疫情爆发的时候，小丽一家人都在老家过年，封控数月后才回到了杭州。后面又断断续续的封控，小旺在工地的工作也断断续续，再后来，小旺的工作再也没有恢复到过去天天有工作的时候。家里的老人因为疫情耽搁了治疗，外公因为肝癌晚期疼痛难捱，甚至自杀未遂。 疫情稳定下来后，小旺决定和他人合伙投资渣土车，自己做老板，帮工地运送砂石渣土。不过，这个生意也不好做，交警动辄扣车罚款。那段时间，小旺的车被交警扣了一个月，还罚款5000块。自从外公过世，妈妈身体也不好，小丽自己一个人带孩子，大的孩子刚刚牙牙学语，正是顽皮的时候，小的刚刚会满地爬，也离不开人。各种压力叠加，小丽得了抑郁症，常常无由来的哭泣。 小旺则遭遇了投资欺诈，买下渣土车后，合伙人早前承诺能确保合法上路的蓝牌不但没办理下来，二手渣土车的价格也开始一泻千里，小旺东拼西凑跟亲戚借的一百万块都赔光了。去年春节的时候，亲戚要小旺还钱，小旺到处借钱，有人跟他说在泰国可以借款，就把小旺骗到了缅甸。 继最初的高薪招聘、泰缅边境背货、进入剧组，“去泰国办理贷款”，也成了另一个著名欺诈陷阱。小旺失联后，小丽的忧郁症病情加剧，彻夜无法入睡，甲状腺也出现了问题，通过视频，小丽展示了伤痕累累的手臂，她哽咽地说，她数次自残，有一天夜里割腕自杀时，孩子突然哭闹，她实在不忍心，抱起孩子嚎啕大哭一场。她说，“是孩子救了自己，小的这个孩子还有哮喘，她要是不在了，孩子更可怜了。” 5月8日，小丽接到一个陌生电话，告知她老公在妙瓦底电诈园区。给她电话的是抖音热搜“济南夫妻失联事件”中的当事人。早前园区迫于舆论压力，无条件释放了这对夫妇。小丽也在网上发布了寻人启事，随后接到了园方让小旺亲自打来的电话，开价23万人民币，2天后，又涨到25万人民币，要求家人凑钱赶紧把自己救回去。 但是，小丽实在凑不出这笔钱。公婆一家把丈夫的失踪归咎于小丽，埋怨她给丈夫压力，没有照顾好丈夫。之前还欠亲戚家的钱未还，亲戚把他们看作无底洞，不愿意再“拿肉包子打狗”。夫妻两网贷逾期，也无法借款。之后，老公再次失联。 提得上名号的救援队，小丽都认识。当地著名的救援人员阿龙几乎把亚太城和KK园区翻了个遍，也没找到小丽的老公。小丽拿不出这笔钱，阿龙也劝小丽再等等。阿龙说，对于这样的屋漏偏逢连夜雨的家庭，他都劝不要花钱赎人，意义不大。回来以后日子如何过？ 信不信警察？ 已经移民加拿大的薛女士，接到留在国内的孩子的一条信息：在泰国旅游时，被持枪的军人劫持，求妈妈救自己。孩子还给出了自己的定位。薛女士于是紧急买机票飞回南京。 薛女士离婚多年，儿子被判给了前夫，薛女士再嫁后移民加拿大，前夫目前坐牢，孩子在爷爷奶奶的看护下长大。薛女士平日里和孩子联系不多，听到孩子出事，毕竟是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急急忙忙飞回南京报警处理。警察不肯立案，说“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泰国发生了针对中国游客的绑架案。” 薛女士焦急万分，在自己的微信朋友圈发布了求救信息。这一信息竟然被网易新闻转载。这时警察反而上门了，说希望她删帖，这样的消息会被坏人利用，对孩子不利。 一头懵圈的家长更加懵，也不知道是该相信警察，还是不信他们。 在专业救援人员的指导下，薛女士删除求救信息，注册了小红书，并参照“标准的”求救信息重新拟稿，在小红书发布了信息。求救信息包含自己孩子的真实姓名、照片、强调了单亲家庭，外婆外公因孩子失踪住院，妈妈崩溃。最后恳请老板高抬贵手，自己愿意高价赔付赎回孩子，不追责。信息发布一天，薛女士就收到了孩子的回复信息。 经过警方数轮对电诈园区的打击，尤其是中国国内加强对资金的监管，很多电诈集团为了规避被立案调查和拿不到赎金的风险，放弃面向大陆的欺诈活动，转向诈骗海外华人。活跃度很高的小红书成为他们收集潜在“客户”的一个重要场所。而家属在小红书投放求救信息，也算是精准投放。 薛女士联系上孩子，了解了更多的情况。儿子去年瞒着自己在南京桥北买了一套房子，中介给做了零首付，通过做高房价，拿走了这部溢价。儿子则欠了140万的房贷，目前，南京桥北房价腰斩，房贷已然逾期，孩子自己又搞了十几万网贷，欠了一屁股债。被人以借贷的名义骗到泰国，最后被卖到了园区。 妙瓦底园区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刚刚到园区，会有一次选择“机会”，要么直接赔付20万回家，要么干够业绩，也就是帮助公司诈骗到足够钱赔给他们，公司送人回家。儿子给妈妈的信息证实了这条规矩，并发出了自己详细的定位信息和工号以及办公室号和宿舍号。 两个星期后，赎金交了，救援队把孩子送回了南京。薛女士现在的老公也飞回了南京，帮助妻子处理房子、贷款、欠债等事物。未来高达百万元的债务，才是对这个重组家庭的真正考验。 想“拼一把”的弟弟 Dole头疼欲裂，刚吃的止痛药毫无作用：弟弟的事，父母终于知道了。最初，弟弟只跟她这个姐姐说了自己被困缅甸妙瓦底电诈园区的事。据说，新手到诈骗园区后，一般有三个月适应期，过了这段时间再不开单（诈骗得手），体罚就会成为常态。Dole弟弟迄今都没开单，在电诈园区的日子越来越难过，每天殴打、辱骂，变着花样的体罚，弟弟实在受不了，跟家里每一个亲戚都说了，哀求大家救自己。纸包不住火，一个亲戚把这事捅给了父母亲。 Dole觉得弟弟很蠢，幼稚地想发大财，异想天开到去国外干诈騙，连累家人不得不一起承受后果：爸爸整夜睡不着，妈妈经常偷偷哭泣，Dole说自己才不想管弟弟的破事，但是想到弟弟如果回不来，妈妈的余生可能都会在思念中煎熬度过，Dole又于心不忍。 Dole来自广东一个农村家庭，大专毕业后去一家医疗器械公司做了仓管，疫情以后，行业也开始变得不景气，因为做外贸的缘故，Dole能熟练翻墙上网，她经常彻夜不眠地在网上搜索关于妙瓦底的信息，想了解困住弟弟的那个诈骗园区的情况，帮弟弟找到逃跑方案。 网上关于这个园区没有任何消息，Dole在抖音上搜到了一个叫做张团长的网红，张团长曾成功逃离妙瓦底，现在在抖音接单救人回国，Dole打听了一下，园区要的赔付是20多万，再加上給张团长的辛苦费，总费用在25-30万之间。 对这个农村家庭来说，这是一笔难以企及的巨款。听到这个价格，爸妈含泪说，“算了。以后就指望她这一个女儿了”。Dole看着父母一夜之间苍老了许多，她说，”我能感到，那一刻，爸妈心死了，那个家也跟着死了。也许再也见不到弟弟了，以后家里都会少一个人”。 弟弟打算冒死逃跑，他不愿意家里支付赔付，给妈爸增加负担。全国最富的地方在广东，最穷的地方也在广东，姐弟俩的家乡位列广东最穷的21个县之一。Dole说爸妈小时候很苦，饭都吃不饱，冬天的时候吃不上米，爸妈去深圳去打工，家庭经济状况才得到了很大改善。弟弟初中没毕业，很早就出来做工，做过各种工作，在工厂打螺丝，在工地打工，送外卖，送快递，一直没有什么稳定工作。弟弟脾气不好，不过，还算孝顺，到了园区以后，为了营造自己还在国内的假象，有时偷偷在拼多多上买点水果什么的快递给父母亲。 几经努力，弟弟的逃跑计划还是失败了。Dole焦急的向各方求助。最终，还是付了15万，把逃跑失败，打得遍身是伤，被关进小黑屋等待转卖的弟弟救了回来。Dole用颤抖的声音打电话告诉记者，“弟弟已经到湄索了”。 全家都看了弟弟站湄索警察局门前的照片，Dole说那一刻，整个家里的气氛终于变得轻松起来，自从爸妈知道弟弟的事，她觉得父母在家里的每一步脚步声都格外沉重，压得她喘不过气来。而现在父母走路的步伐都透着生机。她说感觉“这个家又活了过来，又是一个完整的家了” Dole赎回弟弟的资金，是母亲打算用来补社保年限的全部存款。母亲的社保只买了10年，要想在55岁退休拿到养老金，还需要补交5年社保。这笔钱已经用于赎回弟弟。Dole说，她跟全家说，不要提钱的事，免得弟弟“不甘心”，她说，她不想再失去弟弟了。会劝弟弟“认栽”，回来后找一份工作踏踏实实过日子。 不过，Dole对弟弟的未来也感到迷茫，弟弟初中毕业，没有什么挣钱的技能，也从未找到稳定的工作，只能去工厂流水线、工地、或者送外卖，弟弟老大不小的了，没房没固定工作， 这辈子一看不到尽头。Dole说弟弟偷渡出去，也是想拼一把吧。 中国过去30年的高速经济发展，确实让一部分人通过努力实现了财富跃迁，但也在无形中塑造了一夜暴富的，幻想转瞬“自行车变摩托”的社会心态，这种心态在经济下行、就业困难的背景下更加放大。电诈现象折射出的是社会心理与经济环境的复杂交织。其背后的驱动力不仅仅是犯罪集团的技术和手段，更是社会中部分人群对命运改变的渴望、对机会流失的不甘，以及对风险的低估。 “被骗进电诈园区，诈骗集团主要利用了人的‘贪心’和’不甘心‘”——这是电影《孤注一掷》里的一句台词，出自救援人员阿龙，他为这部电影提供了故事脚本。他说，犯罪集团，都是深谙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