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1月11日的珠海市，夜幕中的体育馆中心全民健身广场，像往常一样热闹。父母带着孩子在散步，旁边有中老年人在跳广场舞，也有几个统一穿着的徒步团，音乐声响亮。突然，一辆“北汽”越野车飞速驶来，撞破了体育场大门，沿跑道冲进了人群。 从媒体报道中，可以大致还原当时的情景。空旷的操场上，躺着很多人，周围是他们撞飞的鞋和包。有人试图给躺在地上的人做心脏复苏， 大喊着“谁会啊，帮我！” 幸存者用“惨绝人寰”来形容这场灾祸，它至少造成了35人死亡，43人受伤。 根据公开信息，2024年，中国共发生了17起公共场合的惨案。许多鲜活的生命毫无征兆地结束在体育场、购物广场、街道、校门口、地铁站....幸存者的人生也因这无妄之灾而发生转折。在世界的其它角落，类似的事件也还同样在上演。这种在公共场所，由独立个体对多位陌生人发起的暴力行为，我们称之为“无差别袭击事件”。 在所有犯罪类型中，有学者统计，无差别袭击事件仅占不足1%。数量不多，但因其袭击对象的“随机性”和犯罪规律的“突发性”与“暴力性”，却更易引发公众安全感的缺失和社会群体的恐慌。 歪脑采用“滚雪球”的方法，整理了自2000年以来，媒体公开报道过的中国无差别袭击事件，我们共找到141件，这些案件造成629人死亡，1621人受伤。因中国媒体审查、时间跨度大等因素，实际数字或许比我们收集到的更多。 “无差别袭击事件”是个全球现象。歪脑也对比了日本、台湾和美国的相关数据，采访社会学、法律界等学者，查阅相关研究，寻找无差别袭击事件的共性和中国问题的独特性。目前大多无差别袭击事件的信息，都集中在个案，歪脑整合20多年的个案披露信息，以期从数据中，描摹出行凶者可能所处的社会困境，试图理解这些案件的犯罪原因，寻找可能的社会根源与顽疾。 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下一个“无差别袭击事件“的受害者。不再掩盖，正视它，理解它，才是解决问题的希望所在。 中国无差别袭击事件呈上升趋势，2018年和2024年是高峰 歪脑研究发现，中国的无差别袭击事件，逐年呈上升趋势。公开资料表明，自2018年起，平均每年发生10起案件。此前，每年只有4.2起案件。在2018年和2024年都出现明显高峰, 2024年达到顶峰。 对比其它国家，日本和台湾无差别袭击事件每年变化不显著，平均每年在1-2件左右（日本1.5起， 台湾1.9起）。美国则在2021年达到顶峰, 有8起案件发生。专家在解释美国大型枪击案频发的原因说，由于其“难以预测”的属性，很难知道确切的根源，但高拥枪率、生活压力，因疫情而引发的经济家庭和就业困境都是可能的诱因。 “显然，疫情期间累计了不同类型的社会问题。” 伊莱·弗里德曼(Eli Friedman)是康奈尔大学研究中国劳工问题的社会学教授，他认为“白纸运动”就是一个例子，社会问题的爆发往往存在滞后性, “不是封锁结束就自动消失了。” 我们很难用单一原因去解释近年来中国无差别袭击事件所出现的高峰。正如康奈尔大学副教授Peidong Song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杂志写道，“这些攻击揭示了中国社会深层次和大面积的裂痕，原因包括经济停滞、制度性不平等以及社会的流动性和排斥。由此，这类事件也被称为‘报复社会’的攻击。” 广东省是无差别袭击事件的高发省份 歪脑从目前在互联网上可查的公开资料整理发现，广东，湖南和山东是中国发生无差别袭击事件最集中的三个省份，其中广东省远高于中国其它省市。广州是中国媒体重镇，改革开放后，逐渐孕育了《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等有影响力的媒体，相应的，广州舆论环境更开放。对中国其它省份，发生在广东省的新闻被管控与屏蔽的概率可能更低。这也可能是导致在公开资料上，广东省呈现出有更多无差别袭击事件的一个因素。 从其它数据上，歪脑参照2023年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各省市常住人口、领取失业保险实际人数、领取养老保险人数与人均GDP和最近一年的失业率（2021年），发现无差别事件和常住人口有显著的关联。也就是说，人口稠密的地区，更有可能发生无差别袭击事件。但因中国官方的公开数据有限，我们不能肯定与其它因素无关。 例如外界总部位于华盛顿的《中国异议监测》（China Dissent Monitor）的最新数据显示，从2024年7月-9月，中国共有937件抗议活动，相比2023年同一时间，有27%的增长。在中国经济下行的背景下，民间有越来越多有关消费者和投资者之间的抗议。其中广东省也是中国民间抗议活动发生最多的省份，山东列举第二，与无差别袭击事件的高发地有一定的吻合度。但因缺乏更多研究数据的支撑，我们无法肯定两者存在直接的关联性。 无差别袭击事件最常发生在街道与学校 在中国，无一例外的，街市和学校都属无差别袭击案件频发的地区。最严重的一次，是2001年江西宜春的一个小学发生的爆炸案，共造成42人死亡，27人受伤。最近的一次，是2024年11月无锡工艺技术学院持刀伤人事件，死伤人数也有25人。 令人心痛的是，年少的孩子常常成为无差别袭击事件的受害者。马子琪和赵云亭在《社会排斥与行为极化：个体报复社会事件的生成机理及防控》一文解释，不同于普通个体犯罪的隐匿性，制造轰动效应是个体报复社会的目的之一，犯罪者追求的是社会影响或社会危害的最大化，为此，他们一般会选择社会关注的弱者下手。 经历这样的暴力事件对于孩子的未来会有更深远的影响。美国关于校园枪击案的研究表明，学生在校园经历枪击案比在其它环境下能感受到更强的痛苦。因为他们通常与受害的师生有更直接的联系，而且也失去了对学校的信任。经历校园枪击案的学生此后也更容易患抑郁症等情绪疾病，学业成绩和出勤率也有明显影响。 很难想象，人在何种情形下，才会选择向社会关注的“弱者”孩子行凶。美国洛克菲勒（Rockefeller）枪支暴力研究社的行政主任贾克琳·希尔德克劳特 （Jaclyn Schildkraut）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如果要试图理解枪支暴力的根本原因，不管受害方是谁，我们需要首先从理解人们为什么会拿起枪支来伤害别人开始。” 刻板印象还是现实？中国无差别袭击案件中“失意”的中年男性 关于犯罪者的画像，中国和其它国家的数据，呈现出显著的差异。在美国、日本和台湾，无差别袭击事件嫌疑人的犯罪年龄，都差不多是30岁上下的男性，而在中国，袭击者的平均年龄为39.2岁，中位值是 40岁，而在最近的十年，袭击者年龄超过50岁的无差别袭击事件有增长趋势。 根据洛克菲勒研究所的数据，美国的无差别袭击事件嫌疑人平均年龄 30.8 岁。歪脑通过滚雪球法整理日本和台湾的数据，日本的无差别袭击嫌疑人平均年龄为 30.3 岁。台湾的则是30.2岁。 根据《中国监狱信息指南》中整理的数据，歪脑比较了2000年以来中国的其它故意杀人案。我们发现， 故意杀人案的案犯平均年龄是 36.7岁，中位值为 35岁。通过统计学进一步计算，无差别袭击者的年龄明显大于其它故意杀人案的嫌疑犯年龄。而在日本，则相反。日本法务部做过的一项无差别犯罪的研究支持此结论，报告提出，无差别攻击的嫌疑人比其它凶杀案的凶犯年纪轻。 在中国，40岁的中年男性人生轨迹是怎样的呢？他们成长于八九十年代，赶上“改革开放”的最高峰，这也是中国转型期剧烈的时期。国内生产总值翻倍，而与此一路同时增长的，是中国收入差距。“如果在这个时候被抛下，或者经历很大的波折，跟周围人的相对剥夺感要更重一些。”媒体人李厚辰跟歪脑解释，特别在为人父后，这种“相对剥夺感”，在中年男性身上呈现出来，是一种全方位的压力。 疫情后，中国开始出现青年失业潮。但相比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失业)可能会让你的生活更困难，但对父母和家里其他人来说, 这并非是个重大的生存危机。”社会学家弗里德曼跟歪脑推理，年轻人通常不会是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而40岁左右的中年男性通常是家庭的经济支柱，上有老下有小，社会也给予他们更重的期待，若无法达到，“不仅会面临物质危机，还会伴随着一种强烈的羞耻感。”弗里德曼说。同时，与年轻人相比，中年男性更难再通过学习知识、技能改变生存现状。 无差别袭击事件的嫌疑人群体也被称为“失意群体”，比起物质层面上的“弱势群体”，“失意群体”还更多强调心理层面的失落与被剥夺感。日本学者指出，“失意群体”背后更深层的原因之一在于他们长期的诉求无法得到满足。在这样的状态下，失意的中年男性更有可能在绝望中产生暴烈的行为。 “他的敌人不是个人，而是整体的社会” ： 犯罪者特有的“受害者情结” 从新闻报道和官方通报的内容，我们能进一步描摹嫌疑人的犯罪动机。歪脑整理发现，无差别犯罪动机包括家庭冲突、财务困境（例如失业、创业或投资失败）、精神障碍（精神疾病史、癫痫和抑郁症）、工作压力与纠纷（包括与上司或同事的冲突 、被降职和过度劳累等）、对政府的不满（例如土地使用纠纷等）以及毒品引起的幻觉。 歪脑对比了犯罪动机与年龄性别、职业分类、省份之间的关系，发现因对政府不满而施暴的案件数和嫌疑人年龄成正相关。歪脑发现，对政府不满而触发施暴的案件多发生在40岁以上的嫌疑人身上，而且在2010年后，该类动因的案件不断增加。 “失意”的中年男性群体也是中国各类社会问题的聚焦点。有学者提出，由于中国社会体制的变化和社会不平等的存在，“失意群体”很少或没有机会通过通过合法的途径去实现目标，“社会结构限制了他们获得成功的机会”。中年男性有更强的社会经验，也更有可能直接经历分配不公、官员腐败、司法不公等社会问题。台湾大学法律学教授李茂生在分析杀人动机时谈到, “他的敌人不是个人, 是整体的社会...但无法摧毁整个国家，就随机挑人下手。” 李厚辰也将无差别袭击事件比作一种“特殊形式的自杀”, 他用日本“电车卧轨自杀”的现象与之类比。日本卧轨自杀者的家人通常要付给铁路公司巨额赔款，同时也会造成高峰期交通堵塞。“确实有人自杀的时候会愿意给其他人带来麻烦和痛苦，来达到自杀时的疏解。” 他也认为，怨气是这种情绪的根源，这是一种特殊的受害者情结。当一个人认为-无法满足于自己的生存状态及能力，并长期处于一种“受害”的状态，他就会在这个过程产生巨大的怨气。 中国城镇化进程中，拆迁、征地可能造成巨大的被剥夺感，甚至引发血案 台湾学者在分析无差别杀害事件的动机时表明，除了犯罪者本身的因素，更多的是社会结构体制的问题。从职业上看，在已知的数据中，中国无差别袭击事件的嫌疑人多为农民、无业人员和个体户。另外，农民工、工人、学生教职工与医护人员也较为常见。在某种层面上，这也反映了在过去二十多年来，城中村改造、企业改制以及医疗教育等社会热议的话题。 值得一提的是，对比日本台湾和美国的数据，唯有中国无差别袭击事件的嫌疑人中有“农民”的分类。且该数量在2019年后有大幅减少。在很大程度上, 这与中国城镇化进程有密切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进程增长迅速，增速远超其他发达国家。而剧烈的社会转型带来的副产品之一，是“强制征地”，农民的权益受到极大损害。有学者认为，越是容易被剥夺的个体，越倾向诉求于显而易见或高调的行动, 制造轰动效果。歪脑发现，很多无差别袭击事件的犯罪动机都与“拆迁赔偿”有关。例如2016年曹再发开车撞人事件, 嫌疑人是有名的“钉子户”。他的房子在2012年被强拆后，因不满拆迁赔偿，曾爬上大桥，造成交通瘫痪，也曾扬言要在学校制造血案。在长期“上访”无果后，几年后他开车撞人，造成3死5伤。此外，民间至少还有数十位农民为捍卫土地，采用自焚的方式来表达不满。媒体也把中国城市化的新浪潮称为“实力强大的国家和固执的农民之间的暴力斗争”。 而这场“暴力斗争”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变慢而缓和下来，在过去的五年间，随着铁路和互联网的大面积覆盖。弗里德曼认为，中国人口增长萎缩，城市饱和，“这都意味着对土地的压力变少了，受影响的人也变少了。”弗里德曼解释，因此纠纷的焦点也从农村转移了。 然而，压倒人最后一根稻草的也可能并非是尖锐的社会矛盾，而是亲密关系的破碎。《无差别杀人犯罪：一种罕见而荒谬的暴力形态》文章总结，台湾无差别嫌疑犯较多生长在多重高风险家庭，亲密关系冷淡。弗里德曼认为，社会纽带赋予人们归属感，给予人物质上或心理上的支持。但在高度流动性的现代社会，社会关系变得微弱，例如珠江三角洲，人口流动性极强，个体更容易呈现原子化的状态。孤独个体更可能走向极端。李厚辰用上访群体和烂尾楼维权群体对比，同样是社会矛盾的受害者，但结成团体，就往往能表现灵活，有各种斗争策略，不容易在偏执中选择极端暴力。在无差别袭击事件中，我们也看到一些在离婚等或求爱拒绝后采取暴力行动，例如2024年年末珠江撞人事件，嫌疑人被曝光是因离婚后对财产分割不满而行凶，亲密关系的冲突是直接的诱因。 中国近乎一半的此类案件“查无后文”：掩盖与压制可能带来更多绝望 歪脑发现，中国大量无差别案件在公开信息上缺乏跟进，有超过40%的案件都无法从公开渠道得知警方调查、起诉或法庭判决等后续内容，在网络上查无后文。 是官方禁止还是媒体失去了兴趣呢？媒体人李厚辰认为，不是媒体失去兴趣。他认为中国很多城市，一个问题的发生可能都会牵连到更大的问题。导致人的注意力转向背后深层的原因，例如强拆，整个公共部门的失职等。Peidong Sun也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杂志写道, “公开袭击通常是为了回应压迫(repression)，而荒谬的是，（中国）政府通常会以更大的压迫回应他们。” 例如珠海撞人事件中，据境外媒体报道，案发后，网络删贴, 禁止记者采访，未举行新闻发布会，民众在体育中心的献花也很快被收走。 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大量媒体报道会对民众造成某种仿效(copycat)。但李厚辰反驳，“媒体的报道越综合、越多角度， 这个故事就越不容易被浪漫化，英雄主义化、悲剧化， 就越不容易模仿。” 歪脑在整理数据观察到，在早些年，还有不少中国调查新闻深入案件，而大约从2020年起，官方蓝底白字的“警情通报”，往往只有几百字，成为中国公众了解此类案件的主要信源。 社会学家弗里德曼认为，中国很多地方政府官员，当地有某种冲突时，他们的第一反应往往是试图将其隐藏起来，确保上级不知道。弗里德曼说，“遇到一些小问题，如果能以直接、透明和公平的方式处理，这些问题就不会对政府构成威胁，也不会威胁社会稳定，但如果被掩盖和压制，就会让人们感到绝望。” 案发后火速审理“平息民愤”，但很可能缺乏对程序的尊重 从中国互联网上能追踪到的79宗案件中，歪脑发现中国无差别袭击事件从案发到判决的平均天数远少于同期美国日本和台湾的天数。诚然，各国的司法体制不尽相同，但从案件审理的时间我们也可一窥各国对生命的态度。 中国最短的案件审理时间发生在2010年4月, 犯罪嫌疑人闯进江苏泰兴一家幼儿园，砍伤32名师生。从案发到执行死刑仅花了31天。而在2024年11月发生的最近两场袭击，都只用了不足70天就执行了判决，其审判速度之快是外界讨论的焦点。与中国法律体系更为接近的日本，案件审理时间最短的案件同样发生在一所幼儿园，位于东京，嫌疑人砍伤了两名一年级的儿童，从案发到被判三年监禁，用了1145天。在美国，审理时间最短的案件是2021年3月16日在亚特兰大发生无差别袭击事件，嫌疑人枪杀了8名亚裔按摩师，导致1人受伤，事发114天后被判决。 具体来看中国的数据，我们发现在2010年和2020年疫情开始后，案件处理时间尤为快。律师滕彪研究中国死刑，他认为，中国各时期政治社会因素会影响到司法审判。例如，2010年是“严打年”，全称为严厉打击形势犯罪活动。为控制当时的高犯罪率，从1949年以来，中国已施行了四次“严打”，最近的一次是在2010年。滕彪观察，“严打年”通常案件的审理到判决速度都会更快。歪脑整理的数据显示，2010年发生了3起无差别袭击事件，案件处理为37天，远低于平均审理时间。更深层的原因是中国司法行政化，司法不独立。 另外，习近平在2013年就任国家主席以后, 进行司法公开、以庭审为中心一系列司法改革。歪脑观察到，相较之前，无差别袭击事件案件审理时间也更长一些。但自疫情以来，审理时间又有缩减，滕彪认为，这是为了更快“平息民愤”。而刑事诉讼法中所规定的侦查、逮捕、预审、起诉、审判等程序，大多都被忽视了。 死刑不能减少无差别杀人事件，除了判处死刑，社会还能做些什么？ 除去嫌疑人案发后身亡的案件，在经司法程序审判的无差别袭击案件中，我们看到中国的审判结果多为死刑，日本的情况与中国类似，但被判有期徒刑的比例也与之持平。而在台湾与美国，大多是有期徒刑和无期徒刑。这四个国家都仍保留死刑。 在无差别袭击案件中，死刑真的起到震慑作用吗？李厚辰是坚定的废死派，他认为，如果一个社会期待用死刑去宽慰人心，那是“社会的病态”。的确，执行死刑可能对受害人家属在情感上得到很大的释放，但比起死刑，他们可能更需要的是生活和经济上的赔偿。尤其对于失去独生子女或失去经济支柱的家庭，现金与保险补偿更有必要。 中国目前仍尚未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而这一制度在日本台湾和美国等其它国家早已建立。其实这项政策在法律界和政界已讨论甚久，早在2007年，时任江西省检察院检察长孙谦，就在两会期间提出议案。他说，“（中国）有80%多的被害人无法得到实际赔偿。”他强调，“被害人如得不到应有的救济，还会加剧其报复心，也会增加社会的不稳定性。” 歪脑在梳理案件中看到，大多数新闻报道只提及政府会努力做好“善后工作”，但并未提及具体金额。 另外，无差别袭击事件有一类嫌疑人患有精神疾病。与其它国家类似，他们大多被强制医疗。我们看到中国无差别袭击事件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的起伏，在2024年达到顶峰。斯坦福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Stanford Center on China's Economy and Institutions）研究员吴国光在《不明白》播客中，在提到这个话题时，说自己要给出一个最简单也最不让人乐观的答案，“它不会只出现在2024年，2024年只是一个开头。” 如果真的是这样，那社会还能做些什么来减少这类悲剧发生的可能性？台湾大学法律学教授李茂生曾说，政府如果对于无差别袭击者不再教育或加以研究, 只在社会动荡时执行死刑, 就如同“国家的无差别杀人”。 弗里德曼认为无差别袭击事件和自杀案件类似，都反映了社会心理健康资源的匮乏。中国需要培训更多接受过专业培训的心理健康专业人员，让不同阶层背景的城乡居民都能获得服务。但更难的是，是文化上的适应——对于自己的心理健康危机，人们能够自如地谈起这个话题，这对于中年男性，是更具挑战性的。而日本和台湾的学者也提出了人际关系建设、家庭重建、教育和职场改善等预防策略。 也有中国学者指出，政府以一元化的行政方式控制和管理着多元化的社会，会存在很多盲点，需要有民间组织和博弈群体，在遇到征地拆迁、企业改制、工伤赔偿、教育医疗等问题，需要有为弱势的社会个体代言的组织。 弗里德曼承认无差别袭击事件的复杂性，他也理解某些中国官员试图掩盖的动机，但他认为，“作为一个社会，必须学会有信心，面对自身的问题，并找出解决方法。但不幸的是，看起来事情的发展走向并非如此。” 后记 在整理无差别袭击案件数据时，每个案件都让歪脑感到惋惜。我们失去的，有年幼的儿童，即将步入社会的大学生, 妈妈, 有退伍军人, 退休老人....这些无妄之灾中的幸免者, 他们往后的一生也要学会与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共存。还有无数受害者家庭，他们一夜之间成了“失独父母”, 没了至亲, 陷在愤怒和恐惧的漩涡中无法自拔。但同时，我们失去的，还有数百位袭击者, 他们并非社会十恶不赦的毒瘤，他们有的是背井离乡的农民工，是公车司机，是儿子、爸爸....他们也是社会体制的受害者，在孤独和偏执中走向绝路。也许，一只援助的手、一双聆听的耳朵、一句安慰与劝诫，就能阻止一些悲剧的发生。 因中国司法不公开，官方数据不完整不透明等现实阻碍，文章中引用的少量数据，是民间组织整理，歪脑无法完全核实其数据的完整性和准确性。关于无差别袭击事件，还有很多是我们不能回答的。但歪脑希望通过本次报道，穿透这些冷冰冰的数据，让大家看到背后每个真实的个体。关注它，理解它，会是改变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 方法论： 歪脑使用“滚雪球”的方式收集和整理了2000年以来中国新闻媒体报道中公共场合的“无差别”、“随机”袭击事件。 我们参考台北大学法学专家周愫娴的定义，将无差别袭击事件定义为公共场所中孤独个体对陌生人的暴力行为。依据这个定义，我们最终整理出2000年到2024年，中国发生的141起无差别袭击事件。 首先，歪脑参考有关无差别袭击事件的文章，如“2018年至2024年中国滥杀滥伤案件汇总分析”和维基百科对中国袭击事件的记录，并查阅了在线资源，如中国被判处死刑的人名单，编制了无差别袭击事件列表。然后，歪脑通过百度搜索检索到的新闻媒体报道，来验证列表中的每一起袭击事件，并从报道中获取更多无差别袭击事件的案例。 歪脑从新闻媒体报道中收集了案例的详细信息，包括 犯罪嫌疑人的个人信息, 暴力形式, 暴力发生的时间和地点, 官方发布的攻击动机, 伤亡人数，和法庭判决等。歪脑还对比参照了美国东北大学和美联社发表的“美国大规模袭击事件（2006年-2024）”中符合无差别袭击事件定义的案例，一共75起。日本和台湾没有无差别袭击事件的数据库，歪脑也通过“滚雪球”的方式根据日本和台湾学者的相关研究，搜索新闻媒体的报道，收集整理了2000年到2024年18起发生在日本的15起发生在台湾的无差别袭击事件的数据。根据台湾学者研究，最早的无差别袭击事件发生在2009年。 Credits: 数据编辑： 吴拾 文字记者： 刘艺 网页设计：Regina L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