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我一直避免在春节期间出行，一方面是因为那种躁动和拥挤让我精神紧张；另一方面，我不想占据宝贵的社会资源，哪怕只是绿皮火车中的一个硬座座位，但今年，我决定在新春期间出去看看。一切就如我的预感，人们对2023年“复苏”的预期感到幻灭，也让这个春节有了极为不同的体验。日常里那些最熟悉的场景开始变得充满戏剧性，一切都看似平淡，却又仿佛积蓄着什么。 我范围有限的旅途当然不会如《奥德赛》这样的史诗一样波澜壮阔，但我相信此刻我就穿行在历史之中。我选择将这些照片归档，一如收拢一些历史的碎片。或许它们终将随风飘散，但却记录了此刻：我们一路狂奔，直到陷入泥泞才发现自己走到了不认识的道路上。 华北，某火车站地下通道中，撑着伞的乘客走过大幅标语和监控摄像头。 虽然早已习惯了随处可见的大幅标语，不过我依然感到了它们的一些微妙变化：标语的尺寸越来越大，制作愈发精良，更加空泛的“语录式”标语也越来越多，“伟大复兴”不可或缺，“撸起袖子加油干”随处可见。 每次见到“撸起袖子加油干”的标语，我都不由想到2016年山东某领导提出的“头拱地嗷嗷叫”的口号，当时被放在官媒上大肆推广。不知我该说它们是亲民，还是粗俗？反正只要是从掌握权力的人嘴里说出，就会在其权力范围内被奉为圭臬，无论它有多么可笑。 大年初三，华北，雾霾中的城市。 俗话说，霾是故乡醇。 今年春节，多地解禁了烟花爆竹，对这一政策人们褒贬不一，可我还是从密集的新年爆竹声中，听到了人们压抑许久的一些释放。这是唯一提醒我还在春节假期中的声音，也许还有超市里循环播放的贺年歌曲。 不出意外，春节里，浓郁的雾霾笼罩了华北，一如既往。我相信，大量燃放的烟花爆竹污染了空气，因为在晨间，我还能在空气中闻到丝丝的硫磺味道；但对于新闻中宣称的是“烟花”造成雾霾，我也并不全然相信。想当年，他们打着治理雾霾的旗号，拆掉了农民的暖气，装上了“烧不起”的天然气，可雾霾也并未因此远离。反倒是，每年“两会”前夕，一道停工令便能立刻造就“两会蓝”。 有趣的是，现在老家的一些亲戚家中，又恢复了烧柴和玉米秸秆，用土炕取暖。前些年在土暖气锅炉里填好煤就安睡一夜的日子结束了。 春节也正值“两会”前夕。游客们要进入天安门广场，面临的检查十分严苛。一些没有预约的外地人被直接劝返，悻悻穿过排队的人群。降旗仪式后，人群迅速退去，天安门广场上留下稀稀拉拉的游客，和一群抢占“好位置”直播的主播。与我想像的不同，这些主播多以中年男性为主，讲着“正能量”的故事，展示着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来人往。 作为普通人来说，这里是距离中国权力核心最近的地方，在这里直播自然也能吸引粉丝和流量。 某中部城市，大雪中直播的男主播。 春节假期后不久，中国北方迎来一场大雪。瑞雪兆丰年是后话，它至少拯救了我的肺。雪后的空气清新寒冷，我终于可以在城市中畅快地呼吸。 这场大雪并未过多影响才刚刚从假期中复工的人们，下班的人群踉跄地走在湿滑的人行道上，公交匆匆进站，把路上的雪碾成一片泥泞。忙碌的人，因为大雪更加忙碌，只为“生计”二字。 中部地区，大雪中停在路边接单的外卖小哥。 我曾经对骑着电动车在人行道上横冲直撞的外卖小哥颇为反感，直到我了解了是什么让他们这样拼命。常听身边的人说，假如失业了就去送外卖。其实大多数人并不知道外卖员面临的压力和艰险，至少我做不来。 大雪天对外卖员们是灾难性的。即使点外卖的客人可以理解，平台也并未给他们时间上的宽限。这一天我见到了至少三个外卖小哥滑倒在地，他们连检查一下自己是否受伤的时间也没有，爬起来就继续上路。 每次坐高铁路过天津一带，我都会被这栋坐落于天津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的超高建筑吸引，它硕大的身形让我的目光完全无法从它身上移开。 这栋建筑叫天津高银金融117大厦。597米的高度使其成为中国第三高楼，同时，也是中国最高的“烂尾楼”。这座大楼已经停留在这个半完工的状态数年，如同中国疯狂追求“高速发展”却又“烂尾”的一个隐喻。 当我们狂热地把面子甚至“民族尊严”都押在这些震惊世界的超级工程上，也会反过来被它提醒：普通人的世界并不需要这些空中楼阁。 中部某县城火车站，返工的民工。 也许我已经习惯舒适的高铁和动车，似乎忘记了，普通的绿皮火车依旧是大部分中国人的出行选择。在这个前总理李克强亲口说过的“六亿人月入不足一千元”的国家，大部分人还是会在乎高铁多出来的票价。而且高铁上，也没有让他们放置自己大包小包的空间。在出行交通的选择上，我们也被有意无意地划分了阶层。 高铁不知什么时候成了中国的一张名片，我也曾为前些年流传在网络上的外国人组团体验中国高铁后发出阵阵掌声的视频激动不已。如今，我的家乡，和我熟悉的许多地方，都修了豪华气派的高铁站，可是几年过去了，一直未见有列车停靠，站内更是看不见一个人影。我不知道这些车站有没有带动地方的建设，但它们的荒凉没落让我忍不住想问：谁该为这些气派而无用的铁路景观负责？ 华北某县城街头，等待零工的装修工人凑在一起打发时间，气氛略显凝重。 在与他们攀谈后得知，曾经在这里找活计的工人要多得动，他们中的多数人在年前的几个月中几乎没有赚到任何钱，因为入不敷出，过年回村里后索性便不再出来了，至少要等一阵看看。而如今即便竞争不像曾经那样激烈，但依然一活难求。 “连问的人都没有，都不装修了”。一名木工说。“要不是家里在县城买了房，我早就不干了，回村怎么都能活着；可是孩子得上学，县城没房连他妈的学都上不了。” 这些夹带着脏话的控诉，是社会在“总体向好”中的一声哀嚎。 北京街头公交站牌灯箱内的招聘平台广告，放眼望去，这些招聘平台占据了多数的户外灯箱，成为了真正的“互联网大佬”，连地铁内的拉环都被招聘平台占据。 在几轮失业大潮冲击后，招聘平台似乎成了不少人的救命稻草，而效果，见仁见智。至少在过去的两年间，我从信心满满，到抱有期待，再到困惑与崩溃，每一次招聘方的“已读不回”都只是让我对自己的境况更加淡然。曾经的同事和朋友，有人失业后开始创业，如今偃旗息鼓；有人跟我一样广撒网而不见任何回报；还有一批直接离开了大城市返回家乡，暂且蛰伏。更多的人认清现实后开始做一份平实的工作，在星巴克或者便利店打工。在这些地方，排班和收入也在减少，工作量却丝毫未减。 而今年要毕业的1000万大学生，则震慑着早已步入社会的“老油条”们，他们一边端着可怜的工作饭碗，一边瑟瑟发抖。 华北，公交站上身着军服军帽，佩戴毛泽东像章的老年人。 我一直知道，中国有大批人，尤其是老年人还在怀念着他们所谓的“激情燃烧的岁月”，而这正是为什么我认为文革从未结束的原因。即便如此，对真的有人穿这样一身出现在闹市中，我还是十分惊讶。 实际上，网络上甚至延伸到现实中的大肆“批斗”和“讨伐”，也无不在表明，“文革”离我们并不远。莫言没能逃过，农夫山泉没能逃过，连胡锡进都被顺路讨伐了。难道有一天，我们所有人都逃不过？ 河北某火车站。“两会”前夕为进京旅客设置的二次安检区域。 北京的历次大会前，官方如临大敌已成常态，我们也早已习惯了。只是这些繁琐的安检流程到底有什么意义，能实现什么目标我依然想不通。两次安检只间隔不到五分钟，内容没有任何不同，第二次安检也没有比第一次更加仔细，只是把北京方向的旅客用一堵压抑的墙隔离开来。这一切都像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舞台剧——他们在对领导呢喃着“该做的我们都做了，请领导放心”；也在对普通人咆哮着“我们在盯着你，全都老老实实的”。 顺便一说，隔离围栏上想说的貌似是“禁止倚靠”，而“禁止依靠”却让戏剧感倍增，这里确实没什么靠得住的。 中部地区，高速公路休息站中。我乘坐的大巴车停靠在一辆看上去“不简单”的巨大军用卡车附近，车上的人纷纷猜测，有人甚至说车上装的是导弹。真实情况不得而知。近期，我经常在公共道路上看到军用车辆。新闻上说，今年军费又增加了；家里人说，今年医保又涨价了。一切似乎都没什么联系，又有些联系。 军车车门上贴着两个大字“拍摄”，人们就纷纷掏出手机拍摄，我还一度觉得惊讶，怎么这么大方地想让我们多宣传“军威”？后来我发现，另一扇车门上还有“禁止“二字，被“猪队友”警车挡住了。我忍不住笑了。 首都机场，曾经熙熙攘攘的免税商店区内，几乎所有店铺大门紧锁，不少店铺内部已经清空。疫情解封已一年有余，再以疫情为由，恐怕解释不通这片萧条。如今在街上见到的外国人更少了，这片土地似乎成为了外国商人眼中不可踏足之地。 身边有些朋友聊到外国人便是一脸鄙夷地表示，爱来不来，跟我们又没关系。可是真的是这样吗？ 如今在中国媒体上，我们越来越看不到真实的消息；可现实中，依然有无数的场景和细节，聚在一起描述着我们生活的世界和时代。在我看来，这一切依然振聋发聩。我的新春旅途不长，可依然让我掀起眼前红布的一角，用余光窥探这空中楼阁的根基，也哼起了崔健的那首歌。 “那天是你用一块红布 蒙住我双眼也蒙住了天 你问我看见了什么 我说我看见了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