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我们所有的讨论内容被泄漏到报纸，这不合适。如果有诚心，我们就用互相尊重的态度来进行讨论。否则，这个结果就不好说了。 特鲁多：我们在加拿大相信的是自由、开放和坦率的对话，我们一直以来都这样。我们会持续寻求建设性合作，但也许过程中也有意见分歧的时候。 习近平：创造条件，创造条件…… 这是2022年11月17日，中加两国首脑在巴厘岛G20峰会上一场并不友好的场边谈话。从那时到特鲁多宣布卸任的今年1月，习近平说的“条件”始终没被创造出来。 习近平和特鲁多此后再未会面，中加两国关系也维持在谷底：加拿大是极少数尚未获得中国单方面免签的西方发达国家（另有美国、英国、捷克、瑞典、立陶宛）；两国航权谈判也进展缓慢，直到中国疫情后开放边境两年的现在，两国间航班客座量仍不及疫情前的20%。 但在特鲁多刚就任总理的2015年，他还被认为是西方国家政治人物中“最亲中”的一批。这得益于他的父亲老特鲁多在1970年代顶住美国压力，执意和当时处在文革最混乱阶段的中国建交；而他领导下的加拿大，也在2016年8月加入中国创设的，为“一带一路战略”服务的亚洲投资银行，并未跟随美国的抵制。 特鲁多是如何成为“美国走狗”的？ 2021年3月28日，中国驻巴西里约热内卢总领事李阳在Twitter上对特鲁多骂道： “小子，你最大的功劳就是破坏中加两国友好关系，把加拿大变成了美国的走狗，败家子！” 如此激烈的发言有其“时代背景”。2021年3月，西方国家刚渡过疫情肆虐的痛苦冬天；彼时新冠疫苗刚刚面世，尚未普遍施打；大部分国家还处于封锁中；工业生产停顿，民众企业只能靠存款和政府发下的救济金度日。 与之相对，中国则因有效控制还未变异的疫情，不仅民众生活如常，工业和出口更迎来加入WTO以来的最强成长；不少地方更因为太过蓬勃的生产需求，需要拉闸限电。强烈的“东升西降”感，令中国的战狼外交一时风头无二。 而在李阳领事发文的前几天，加拿大正和美国、英国、澳洲、欧盟一道通过了针对四名中国涉疆事务官员和数间涉嫌雇佣再教育营在押人员公司的制裁案。 制裁案并非加拿大单方面推动的，但为何北京却会单单迁怒于特鲁多和加拿大政府呢？ 其中一个解释是，加拿大在2018年12月1日配合美国司法部要求，逮捕孟晚舟，触怒了中国政府。几天后，两名加拿大人康明凯和斯帕佛以“涉嫌间谍活动”被中国逮捕。和孟晚舟大部分时间都被保释在自己位于温哥华的豪华别墅不同，两名加拿大人直到2021年9月获释前，都是被单独关押在北京郊外的拘留所中，且严格禁止对外联络的。 实际上，自中国改革开放重新和西方国家恢复邦交后，类似的外交冲突也并不少见：最近的2024年5月，两名香港人因涉嫌监控在当地香港社运人士被逮捕；过去3年在美国因参与劝返逃犯“猎狐行动”或涉入间谍活动被逮捕的中国人更不可胜数。即使如立陶宛设立台湾办事处、韩国配合美国设置萨德反导系统、美国飞机轰炸南联盟中国大使馆这样“涉及中国主权原则和国家安全”的重大事件，中国也只在外交层面调降双边关系，或针对对方国家发出措辞强烈声明。 然而，以上这些外交冲突从未有对对方国家领袖发起人身攻击的先例。 北京对特鲁多“亲中幻想”的破灭 2016年11月，特鲁多亲自任命了华裔学者胡元豹为上议院议员。在加拿大宪政制度中，上议院的实际权力远比下议院小，议员也很少投票否决民选下院通过的法案。但和英国类似，能被任命的上议员通常对国家或所在族裔、团体作出过极为突出的贡献，拥有极高社会地位；议员头衔也能协助其进一步扩展本人政治资源，并影响政府政策。 然而，胡元豹本人的政治立场可称得上“毫不避讳地亲中”。他先在2017年反对谴责中国南海岛礁军事化的动议，声称加拿大应适应中美之间的霸权转化；在2021年涉及新疆的国会决议中，又援引民调称“70%的中国受访者认为自己的国家是民主的”，表示中国政府具有相当合法性，并支持在新疆设立再教育营出于“反恐、鼓励当地经济民生”概念。去年，他再次反对自由党提出的《反外国干预法》，要求删去条款中“与外国实体有关联”等核心条款。 有充分佐证现实，特鲁多并非出于“无知”而任命了胡元豹，而他在当时确实属于西方领袖中的“熊猫派”。2013年11月，还是反对党党魁身份的特鲁多被问及“除了加拿大，你最欣赏那个国家的治理模式”时脱口而出是中国，因为“他们的基本独裁制度可以集中财力（办大事），提及环保可以立刻投资太阳能。” 而正如前文提到的，就任首相后特鲁多不仅批准加拿大加入亚洲投资银行，更启动了和中国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 当时的北京政府也确实对特鲁多投桃报李。在特鲁多还是反对党领袖时，就有和中国政府关系密切的富商张斌向老特鲁多基金会捐助了20万元，另外付出5万元在蒙特利尔的大学中修建老特鲁多铜像。 而根据加拿大官方“外国干涉联邦选举进程与民主机构公开调查委员会”2024年5月发布的报告，中国在2019和2021年两次大选中干预选举，“但没有改变整体大选结果”。其主要手段为通过微信群组、亲北京的中文媒体和亲中侨社，鼓动选民不要投票给“反华”候选人。而这些候选人大部分为保守党或新民主党成员，只有极少数来自特鲁多所在的执政自由党。尽管特鲁多本人并未授意这样的行为，也没有证据证明其知情，但也被报告批评应对疏于应对选举干预负责。 众所周知，加拿大和美国保持极为紧密和特殊的盟友关系。多次裁军后，加拿大国防尤其是海空军力量极为依赖美国；美国也是加拿大最大贸易伙伴，美占加国出口比例达约75%，远胜过排在第二的中国的约5%。当特朗普在2018年发动对华贸易战时，也同步启动了和加拿大与墨西哥自贸协定的重新谈判，并在新条约中纳入排他的“毒丸条款”。换而言之，从客观地缘政治角度出发，中国希望特鲁多政府保持“独立自主”，拒不遵从美国关于华为的司法合作要求，或在新疆、西藏等人权议题上保持一致，是极为不现实的。 回到早前提出的问题：2019年香港社会运动、新疆再教育营事件和新冠疫情爆发后，中国和几乎所有西方国家关系同步转差，但唯独对加拿大和特鲁多“歇斯底里”，可能的解释来源最初期待的幻灭。 和特鲁多“享受”同样待遇的还有前韩国总统朴槿惠，在2015年9月出席北京的“九三大阅兵”，是西方阵营中极少数亲自出席的国家元首，同年两国自贸协定正式生效。但到第二年，随着韩国同意美国在当地部署萨德反导系统，中韩关系在半年内急转直下，中国政府不仅颁布影响延续至今的“禁韩令”，更对乐天、三星等在华韩企发动税务、消防检查等骚扰措施。 和加拿大的孟晚舟事件一样，韩国政府决定部署萨德同样受到来自美国的压力；两国同样在事件前和中国保持紧密关系；中国同样选择绕开美国，将怒火发泄在“小国”身上。 无法融入“克里斯马世界”的特鲁多 其实习近平已经不是在公开场合羞辱特鲁多的唯一外国领袖，对他采取类似态度的还有印度总理莫迪、和美国总统特朗普。 2023年6月18日，锡克教分离主义分子尼贾尔，在温哥华郊区的一座锡克庙前，被数位印度教人士枪杀；几人后来被加拿大政府认定为印度政府特工。但在当年9月的G20峰会上，莫迪反而“恶人先告状”地冷落特鲁多，莫迪安排了与几乎所有G20国家首脑单独会面，唯独落下特鲁多。而特鲁多的专机更离奇地在当地“故障”，延宕三日才得以回国。 至于特鲁多和特朗普间的龃龉，则发生在最近。尽管特鲁多已“屈尊”飞往海湖庄园纳头便拜，得到的回应却是特朗普在X平台上蔑称自己为“加拿大州长”，又戏谑地表示“如果加拿大无法处理好关税和非法移民问题，不如加入美国成为第51个州。” 尽管特鲁多的住房、移民等国内政策广受民众诟病，也拖累其支持率陷入谷底。但坦诚而言，其外交逻辑延续了加拿大一贯传统：在美加联盟的基础上，强调人权外交、意识形态输出和国际责任。而当加拿大在1980年代后逐步确认移民国家身份后，也将多元文化主义作为价值输出的重要一环。 然而生不逢时。特鲁多初上任的2015年，全球范围内的民族主义和保守主义浪潮尚未露出獠牙。在英国，脱欧公投尚未进行；在美国，特朗普还是共和党初选中排名10名开外的“边缘人”；而致力于用印度教民族主义取代甘地一手创立的“包容民族主义”的莫迪，也才刚上任一年。特鲁多在当时的好形象得益于自由主义的最后余晖。而当习近平、特朗普、莫迪等拥有强烈克里斯马的政治人物占领国际舞台，高举保守的“本国优先”大旗，主张更为“实际”的利益交换和硬实力，对所谓意识形态外交嗤之以鼻时，未曾改变立场的特鲁多便成为被嘲讽和“霸凌”的对象。 事实上，特鲁多还有另一条路可走：便是效仿如今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前总理默克尔，抑或是乌克兰总理泽连斯基、建立起一个强势的“自由主义捍卫者”形象。 过去5年，在新疆人权议题、台湾问题和电动车出口为代表的贸易争端方面，加拿大和法国采取了几乎相同的立场，但马克龙却每每成为北京的“坐上宾”和“统战对象”，中国官媒更将2023-2024年习近平和马克龙的互访作为“重要政绩”宣导。这样的对比凸显了新一代威权领袖“遇强则弱，遇弱则强”的惯性。然而或许是个人性格使然，也因为加拿大对美国的深度依赖限缩了特鲁多的国际谈判空间，又或是过去30年对国防建设的忽视令加拿大缺乏“硬实力基础”来和中国掰手腕。冷酷的地缘政治现实，令特鲁多试图建立个人魅力的努力失效。 根据当下加拿大民调，博励治领导的保守党几乎肯定会在今年稍后接掌加拿大政府，这位口说“加拿大优先”的党魁，相信在和特朗普沟通时会用更直接的条件交换，取代“自由贸易、国际责任”的外交辞藻；而在1月28日，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代表卡拉斯，也在欧盟外长会议提出“应学习特朗普政府，用交易的语言和美国对话”。 随着旧时代“老好人”们的离去，我们终需适应“真小人”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