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业：还能自由分析吗？ “在7月1日之后，你会感受到那种压迫感，”秦伟业(化名）在一间支持反修例运动的茶餐厅低声说，“在国安法实施之后，我觉得香港真的无可挽救了。”他所说无可挽救的，除了指香港将失去言论自由、法治精神等等核心价值，还有那所谓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6月30日晚上11时，港区国安法正式实施。秦伟业读过那些比大多数人所想象严苛的条文后，给出的评价是“戆鸠”（粤语粗言，用于指责别人做了愚蠢的事）。秦伟业在香港土生土长，大学毕业后便投身于金融界，打滚了多年，现时任职于一家外资金融机构。虽然他的年薪已过百万，可以成为别人眼中的“离地中产”，但他仍然积极投入去年的反修例运动，是行内少数的“任性者”。 “小小（对中国）的批评都不可以，又怎会容忍到你唱衰中国，”秦伟业表示，香港金融业早有不明文规定，“你可以不亲中，但你不可以反中。＂正因如此，他指国安法对业内工作的实时影响不大，大家最多只是较以往更小心说话。“以前有客人和我聊天，关心一下香港的情况，我会说中共是怎样，香港人是怎样，但现在真的要想一想才说。” 秦伟业指出，从金融专业的角度来看，撰写分析时确实不应掺杂个人政见，最重要是如实反映，但在一个自由的金融市场，看淡言论也应该被容许。他举例说，当有对冲基金要沽空某一市场，便可能发表较极端的看淡言论，包括批评相关国家的发展方针及政策。他补充：“在美国，你可以批评政府救波音，但如类近情况在中国发生，今天在香港就不能（批评中国政府）。＂ 前汇丰银行经济分析师、现任南区区议员林浩波与秦伟业抱持相近看法，“我现在都不知道（国安法）的尺是怎样，红线在哪里，这是最恐怖的。＂他不讳言指，香港或步向“以言入罪＂，因此金融从业员撰写研究报告，也很可能会作出自我审查，是为了自身安全，也为了保着饭碗。“以前是写一套，讲一套，我的写法可以亲中，但与客户对话时却又是另一回事，＂林浩波说，“现在连这个空间都没有了。＂ 他更担忧的是，当越来越多金融从业员作出自我审查，最终只会窒碍信息的流通，引致没有足够的信息来作客观分析，而客户亦难以信任香港的分析员。“过去曾有企业高层和我说，他觉得上海的分析员比较开放，而香港的分析员反而有更多顾忌，这已是国安法以前的听闻，＂他忆述，“现在我想更多人会封嘴，那分析员的功能就失去了。＂ 会计业：处理的数据，会否变成国家机密？ 对国安法的恐惧不只笼罩这群金融业的前线，站在较后方的会计业也有担忧。“国安法好像是头上一把无形的刀，随时跌下来插着你，”担任会计师十多年的陈文成（化名）说，“我们这一行在审计时都可能触及公司机密，当处理国企数据时，这些数据会否变成国家机密呢？＂ 陈文成现时任职于香港一间小型会计师行，亦曾于其中一间四大会计事务所工作多年。他接受访问当晚是9月8日，香港科技大学学生周梓乐离世的第10个月。去年11月4日，周梓乐在因反修例而发生的警民冲突中坠楼，并于11月8日晚上8时09分证实不治。陈文成在访问前特意表示自己要在8时09分为周梓乐默哀一分钟。他说，会计师素来予人保守的形象，但一场反修例运动却让他知道并非所有同业也会为钱屈服。 不过，他指国安法就如同一把“尚方宝剑＂，对业界确实是多了一个威胁。他回忆自己曾为一间内地大企业核数，当时发现公司无故多了数千万的收入，但该公司却答不出原因，也提供不到任何证明。该公司的董事却要求陈文成相信他，在时间有限之下，陈文成的上司决定相信该董事。但第二年再核数之际，陈文成的同事发现该公司是后来才将那数千万分开多个月补回，与当初这些钱早已存在的说法不符。“虽然上市公司的财务资料都要对外公开，但会计师始终会见到更深入的事情，这些财报会否只是报喜不报忧？＂陈文成说，“当我们怀疑或批判内地企业，会否被要挟违反国安法？＂ “会计这一行业最重要是看你有否个人原则，”陈文成自言是有原则的人，但被问到当自己日后会如何处理涉及内地企业的问题情况时亦有所顾虑地说，“（当发现问题时）我们要看看这家公司的后台是什么人，如果背后是政府，很大可能会接受他们的做法。” 洗牌：外资是否会去？中资是否会来？ 今年6月，港区国安法落实以前，汇丰中国微信公众号发表文章，指汇丰银行副主席兼亚太区行政总裁王冬胜到“撑国安立法”的街站签名，表态支持国安法。作为汇丰银行的前雇员，林浩波坦言，所有外资金融机构的目标都是提高盈利及保障股东利益，而汇丰银行的业务更加依赖内地，若它不作表态，在内地或将有更多制肘，牵连甚广。“我明白它为何要如此做，但至于是对是错，就由市民自行判断。” 当社会关注国安法会否损害香港的言论自由、司法独立之时，秦伟业直言：“外资金融机构根本不关心这些价值，只会讲空话，他们其实只关心钱。”他分析，自国安法实施以来，中国政府出尽全力托市，大量中资企业来港上市，例如京东、百胜中国、农夫山泉等，北京甚至有意打造香港成为中国版的纳斯达克。中国人大在5月21日宣布审议港区国安法，5月22日香港恒生指数大跌1300点至约22930点，惟股市很快便回稳，更在国安法实施后的首个交易日升穿25000点。“部分业内的亲中人士更觉得国家十分照顾他们，今年是我们近10年来赚得最多钱的一年，” 秦伟业说，“我们这一行业是既得利益者，亲中只会赚更多的钱。” 然而，亦非所有外资金融机构均如秦伟业所言。今年9月，有报道指日资金融机构思佰益（SBI）因国安法削弱香港作为金融中心的吸引力而考虑撤离香港。林浩波认为：“外资不会一次过撤离，而是慢慢离开，要再过两、三年才见到后果。” 外资金融机构是去是留，仍需时间验证。但对于这些机构的驻港人员来说，离开可能是首要目标，而这或是促使外资撤离的关键因素。“有时候一间公司决定总部在哪里，可能视乎它的区域总监想住在哪里，＂秦伟业说，“我听闻有数间银行的高层都打算卖楼离开，挂名自己在香港，但长期留在新加坡。＂他分析，这些人的首要考虑是子女，他们都希望子女在自由社会成长，而国安法的影响相信亦会波及国际学校。至于秦伟业，他亦指自己将来如要生小孩，也一定会离开香港，并考虑移居到伦敦或新加坡。 国安法之下，外资退，中资上，相信是中国政府所乐见的。去年10月，“末日博士”罗家聪“被离职”，辞去交通银行香港首席经济及策略师一职，他及后接受访问时表示，自2014年雨伞运动以来，金融业一直在换血，筛走香港人。金融时报在8月中报道，指今年上半年中资金融机构在港已经聘请逾2100名投行人士，按年增长4%，人数逼近外资金融机构，后者多年来的人手数目一直徘徊在2500名左右。“中资要聘请多些人，这是上面的政策，第一是要托市，第二是同化我们，”秦伟业说，即使是外资机构也倾向不聘请本地大学的毕业生。 秦伟业认为中信里昂（CLSA）就是在港外资被内地同化的最好例子。2013年，中信证券收购里昂证券，并指会保留原来的管理架构。而随着近年多名外籍高层相继离职，秦伟业表示中信里昂已变成一家不折不扣的中资企业。据彭博社今年9月的报道，中信证券要求中信里昂参与中国的五年计划，显示北京对香港金融业的进一步控制。 林浩波同样听闻在去年反修例运动期间，金融机构不招聘数间本地大学的毕业生，到今天即使进一步不聘请任何香港人亦不足为奇，特别这些机构可以招聘具备同样能力的外籍人士，同时可以避免政治上的风险。林浩波虽然在去年接替被取消资格的黄之锋参选区议员，并成功当选，但他透露自己无意成为全职区议员，反而希望重投金融业。但在如今紧张的政治环境之下，他多次求职，却连面试机会也没有，“我比较想回到外资机构工作，但它们一定不会聘请我了。” 香港还会是“国际金融中心”吗? 那国安法后的香港能否继续保持其国际金融中心地位？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其网志中回答此问题：“作为国际金融中心，香港的成功建基于良好法治、信息及资本自由流通、言论和出版自由等要素。香港国安法维护了这些重要价值，确保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 与此同时，加拿大智库菲沙研究所在9月发布《世界经济自由度2020年度报告》，将香港评为最自由经济体，但亦指出中国对香港的干预将削弱香港的法治。“香港的价值是外国人仍然相信这里的制度能够保障他们。以会计角度来看，以香港公司身份进入内地市场，仍可受香港法例保护，＂陈文成说，“如果香港法例和中国法例是一样，那（国际金融中心）就完了。＂他指，今天的香港会计师普遍仍能坚守专业，保持权威，而他们所遵从的《香港会计准则》亦较符合国际标准，惟内地所行的一套则完全不同。面对来势汹汹的国安法，他担心地说：“如果香港的法例变得如此快，会计界又能坚守多久？＂ 相较于国安法的直接影响，秦伟业表示金融界更担忧国安法触动到国际社会的神经，特别是美国近月采取一连串针对香港的措施，包括取消对香港的特殊待遇、制裁中港官员等，令业界忧虑中美关系若进一步恶化，港元与美元脱钩的风险会上升。“香港最有价值的地方就是美元，”他说，“如果香港真的大陆化，甚至与美元脱钩，为何外资还要来香港，倒不如直接去上海？＂ “不要说国际金融中心，香港甚至不会是国际城市，＂林浩波相信，北京不介意将香港内地化，并只会有限度地维持香港作为美元集资地，以及外国投资内地的渠道。 “香港某程度上已失去了其特色。”林浩波说，“如果一个地方的特色被摧毁，那这个城市就会死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