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官方向来大力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国学”“国术”盛行；另一方面，传统文化中非常直观、具标志性的古建筑，却在过去几十年中一直面临蹊跷境地。 在1949年后，政治运动、城市化进程、旅游业的发展，甚至不当的保护，都将大量珍贵的古建筑埋没在历史中。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不计代价的“革命”之后，不少建筑被摧毁；在改革开放时期，“传统文化”开始显露出巨大商业价值，人们又试图用现代化手段，恢复或者重建这些“文化标志”。 如今，从中国官方到民间，都意识到古建筑保护的重要性，以及保护和修缮方法能造成的影响。“修旧如旧”、“减少干预”等更先进的理念开始指导古建筑等保护和修缮。即便如此，有时对古建筑的“不专业的保护”，依然会成为珍贵古建筑覆灭的推手。 相比投入时间和资金进行保护，“拆旧建新”看起来更加便捷，也更加符合短期利益，因此全国各地也在大量建造着“现代古迹”。有媒体介绍：虽然《文物法》从法理上禁止物质性再造，但此行为却仍然在中国大范围存在。有中国官方媒体形容其为“喜新厌旧真文物遭毁，涂脂抹粉假古董盛行”。 1 2015年8月10日，北京，正阳门前，夜色下等候公交车的队伍。正阳门坐落于北京城中轴线上，在天安门广场南侧，是北京内城唯一存世的城门。（歪脑/Shell Long) 在1949年后，北京的古建筑面临的第一场浩劫就是官方对北京城的“改造”。北京城墙始建于元朝，当时称“元大都”，有700多年历史。上世纪50年代，当时的中国政府认为北京城墙妨碍交通、不利城市规划，决定将其彻底拆除。在激烈的争论后，该项目还是于1953年动工。 在五十年代末，北京外城城墙已全部拆除，内城城墙部分保留；在六十年代中叶，中苏交恶的背景下，北京开始修建包括北京地铁在内的地下工程，随即拆除了大量剩余的内城城墙。如今，北京内城九座城门中只有正阳门得以保留，其余均被拆除，只有地名得以保留。 2015年11月4日，北京，雾霾笼罩下的故宫。（歪脑/Shell Long) 故宫（紫禁城）作为中国乃至全世界最著名的古代建筑群之一，曾险些面临拆毁。据报道，1958年1月，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讲：“北京、开封的房子，我看了就不舒服”，“南京、济南、长沙的城墙拆了很好，北京、开封的旧房子最好全部变成新房子”。随即北京市文化局党组提出《关于故宫博物院进行革命性改造问题的请示报告》，拟对故宫的宫殿建筑大肆清除，仅保留主要建筑。后在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陆定一的力保下，以“保留封建落后样貌，用来教育群众”的理由终止此项工程，故宫才得以保存。 浙江镇海，某近郊村落中，一名本地居民查看自家门廊，他说他自年幼时就已经住在这里。（歪脑/Shell Long) 据居民本人介绍，他所居住的这所宅院有至少150年历史，始建于晚清，曾经为某大户人家宅邸。他家于50年代搬进此宅院，与几户人家共享，曾经嘈杂拥挤，如今只剩其他一户邻居依然在此居住，不少空置的房间都变成了杂物间。 该宅院门楣上的人物雕塑和文字砖雕，在文革期间被捣毁。（歪脑/Shell Long) 他回忆说，在文革以前，村里很多宅院都有大量精美的石雕和砖雕，各种各样的神仙和才子佳人。在文革期间，这些建筑细节都被红卫兵用铁钎捣毁。他表示，最初有人试图阻拦红卫兵毁坏建筑，还遭到了殴打；后来所有人都加入了“破四旧”的队伍，甚至不惜破坏自家的院墙和房屋。有一些雕刻由于位置难以触及，或者关系到建筑结构，才幸免于难。村里有一座“阴德祠”，被村人忌惮，怕损阴德所以没有被捣毁，只是用石灰膏将雕刻的人物和花纹涂满抹平，然后用红砖封死大门，侥幸保存。 文革期间不仅有“炎帝陵”孔庙“等著名古迹被毁，整个民间大大小小的古建筑也遭遇了浩劫，古迹消失损毁的数量和速度无法估量。 河北，白雪覆盖下的明长城遗迹。（歪脑/Shell Long) 在河北境内，“长城最东端”的几公里内，有些区段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经修葺成为景区，而其他区段则保留原始样貌。这就造成了这样的景象——一段段雄伟瑰丽的“新长城”与风化坍塌的土丘交替蜿蜒。据中国政府网站介绍，如今长城的现状是：三分之一完好，三分之一残破，三分之一湮灭。 2015年11月，河北，村民骑车通过明长城遗迹上的豁口。（歪脑/Shell Long) 据中国官媒介绍，在长年的自然损毁和人为破坏等多重因素下，明长城已有31%完全消失，保存较为完好的不足8%。据报道，在河北某些地区，甚至有靠近长城遗迹居住的村民会去偷拆长城砖或者条石，运回自家盖猪圈厕所，以致于这些长城区段需要专人看管。据报道，2023年9月，山西朔州的明代“二十三长城”被附近施工人员用挖掘机拦腰斩断，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 2015年，河北，某明长城修复工地现场。（歪脑/Shell Long) 据2019年媒体报道，中国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在采访中说：“很多地方对长城的理解，只是简单地将它视为一种资源去利用。”“目前长城修复依然没有统一标准。” 有报道称，2016年辽宁小河口明长城就曾发生过“长城被抹平”的事件，地方保护长城的方法即是将顶部铲平后铺设水泥，将长城修成了“一条硬化路面”，舆论哗然。有媒体将这种修复称为“建设性破坏”，并认为这种“建设性破坏”比直接破坏还要糟糕，却相当普遍。 2019年2月，河北，铁栅栏内冰封的“老龙头”景区。（歪脑/Shell Long) 作为明长城唯一入海点，“老龙头”是国内知名的景区。据《中华文化遗产》杂志2018年第三期中的论文《观念与制度：长城保护维修的两个基础问题》介绍，“老龙头”于1986起由当地政府组织文物部门修复。此前，该段长城已经完全塌毁，仅存石基础。因此“老龙头”是一座仅有三十余年历史的“新建古迹”，而因为它的兴建，原始的长城“石基础”也随之消失。近年，景区又在城墙东侧较远处加建入海的铁栅栏，游客需购买门票，才能进入景区才能一睹这座“新古迹”。 2017年2月，杭州，雷峰塔内部。（歪脑/Shell Long) 因家喻户晓的民间故事《白蛇传》而知名的杭州雷峰塔始建于北宋年间，历史上经多次重修，后于1924年坍塌，仅存遗址。21世纪初，当地政府决定原址重新修建雷峰塔。在参考古代雷峰塔的体量和制式下，在新的钢结构塔身内部保留古代雷峰塔遗迹并向游客展示。 “原址重建”在古迹保护中一直饱受争议，中国清华大学建筑学教授郭黛姮曾在文章中说：“在原址重建仿古建筑不是保护文化遗产。”不过相比许多其他古迹景区粗暴地铲平遗迹原址重建仿古建筑，雷峰塔这种“留旧建新”的方法，已经为未来留下了更多的可能性。 2015年6月，河北，山海关古城中，空置的仿古建筑中的视野。（歪脑/Shell Long) 山海关古城有着约600年历史，在2003年之前，有大量本地居民聚居在城中，烟火气浓厚。山海关古城城墙除了“天下第一关等”景区区段，其余均为原始状态。2003年，当地注资18亿元，对山海关古城进行改造，迁出大量本地居民，并拆除主街沿线几乎所有房屋，建设了大量“古风”商铺。按照规划，这里将在保护古建筑的前提下进行仿古建筑的开发，并开发建设餐饮、酒吧、旅馆等现代旅游设施。 2015年6月，河北，山海关古城中空旷的仿古建筑区域，这些仿古建筑大多自建成起就一直空置。（歪脑/Shell Long) 据媒体报道，在经历“改造”后，山海关古城上演着一出“空城计”，大半仿古建筑被空置乃至废弃。与改造前的人头攒动相比，改造后的“古城”人气低下，少数租用“仿古”商铺的商家面临经营困境。而规划不合理，商业气氛过浓等则称为山海关古城如今现状的主要原因。 2015年6月，山海关古城中，依旧在建设中的由水泥浇筑建造的“仿古”建筑。（歪脑/Shell Long) 2014年，河北，山海关古城中，新建的高耸方正的城墙。（歪脑/Shell Long) 在山海关城内主街上旅游区域大兴土木的同时，留下的本地居民的生活环境却基本没有受益。在大量居民迁出后，山海关古城内青年人口比例进一步降低，按照城中居民的叙述，“‘城里’基本就只剩下‘老头老太太’了。” “光城墙盖挺高，厕所基本都是旱厕，哪个小年轻愿意住？” “以前城里还有个医院，现在啥都不剩了。” 有媒体形容山海关古城的现状：“山海关古城的荒废，让仿古建筑热潮再次引起关注。真古迹的破坏和假古建疯长，成为这个价值观错乱时代的注脚。” 2014年，河北山海关古城，被拆除中的民居。而随着居民的迁出，许多无人居住或看管的民居迅速老化，在成为危房后被拆除，有一些甚至自然坍塌。（歪脑/Shell Long) 2017年4月11日，北京海淀中关村街道科馨社区内的“清华园车站”遗址。在当时这栋已有部分坍塌的百年建筑在被作为外来工人宿舍使用，内部外部堆满杂物，还设有做饭的炉灶。（歪脑/Shell Long) 这栋始建于1910年的车站建筑现状在经媒体曝光后，当地政府决定对其进行休整和改建，并于2023年3月重新开放。据报道，修缮后的清华园车站成为了一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成为了“红色传承打卡地“，建筑主体旁还加上了带有鲜艳红色的标牌和党徽。 2010年5月，浙江宁波，一片等待拆除的民居历史建筑。（歪脑/Shell Long) 这片以毛衙街为核心的街区包含多所清朝以及民国时期的古典甬式建筑。在城市的快速开发中，同一时期被拆除的历史建筑群不止这一处。据报道，著名历史景区月湖旁也有大量历史建筑被拆除，在该区域损失大半历史建筑后，面对大量质疑声才紧急叫停。而宁波只是这种状态的一个缩影，同样保护困局几乎困扰着所有119个历史文化名城。 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著名专家谢辰生在接受采访时说:“这种拆真古董、建假古董的模式完全就是胡闹,是完全错误的。”“有些地方官员讲,我要改造什么什么。遗址能改造吗?文物能打造吗?这口号就是错的。”谢辰生说,保护就应该原址原样修复,根本就不应该改造、打造。 谢辰生还曾提到，改革开放后的年代中国对古迹的破坏甚于文革时代，而根本的问题是金钱的驱动。 2016年4月，浙江，宁波海曙，前图中原址重建后的仿古建筑“公共文化街区”。（歪脑/Shell Long) “拆真建假”的策略在文化和古建保护圈层引起一片悲鸣，但民间也有支持的声音。由于这些出于城市核心地带，拥有大量历史建筑的社区通常设施老旧，道路狭窄，人口居住密度极大，各种风险和社会问题层出；而重建过程中，在资金充足，花费更多心思等前提下，普通市民体验和感官并不差。相比曾经全国统一的“景区式”仿古建筑，如今，“旧材新用”和“保留地方特色”等手段被更多运用在这些“新建古迹”上。 浙江东部特色的“瓦爿墙”，即用废旧瓦片和砖混建而成的院墙。左为某村落中原始状态的“瓦爿墙”，右为文化街区仿古建筑区仿建的“瓦爿墙”。（歪脑/Shell Long) 山西和顺县，坐落于县城道路上，建于明末的兵宪牌坊（前）。这座石质牌坊在1996年被定为“省级文物重点保护单位”，而不远处的“诰封副使坊”（后）在2003年被定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歪脑/Shell Long) 中国对古建筑实施“分级保护”制度。作为中国历史上经济相对发达地区，山西是全国拥有古建筑最多的省份之一。而据报道，在山西省记录在册的28027处古建筑中，被定为“国家级”和“省级文物保护建筑“的不足3%，大量有价值的历史建筑被定为“市县级”甚至没有被认定为“历史建筑”，而这些“低级别”的历史建筑经常因为经费的不足和对“重点单位”的倾向，得不到有效保护。 浙江镇海，从二楼俯瞰一栋依然有居民居住的清代木质民居。院中虽配有灭火器，依然保留几口大水缸，以应对不时之需。（歪脑/Shell Long) 浙江镇海，在院落中打麻将的本地居民。他们头顶悬吊着简易接通的电源和灯具。（歪脑/Shell Long) 在江浙等历史上相对富庶地区，民间存在大量具有很高历史和艺术价值的古建筑。这些建筑通常有超过百年甚至数百年房龄，以木质结构为主。相比著名的古建筑，这些依然在被使用的民间古建筑并未得到同样的关注，而它们面临的最大风险是私人改造搭建和火灾。有数据显示，在2009年至2019年的十年间，中国共接报文物古建筑火灾392起，而其中三成由电气引起。 浙江，某村庄内横跨河流的水泥便桥。据字体简易歪扭的铭牌所示，该座便桥建于2003年。（歪脑/Shell Long) 该便桥的基座为大小不一的条石建成，其中许多为各种古代石碑，图中所示雕刻于清同治年间。（歪脑/Shell Long) 据本地村民介绍，该桥基座使用的条石有些来自大户人家的墓碑，还有曾经村里的读书人得“诰封”留下的纪念碑，也有一些老宅倒塌后留下的“石敢当”。当时没多少人注意到，后来才发现施工人员是用这些碑石修的桥。 安徽省黟县，晨雾中的西递古村落。（歪脑/Shell Long) 西递村始建于11世纪，如今它与宏村一起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是最著名的徽派古建筑群之一。据报道，西递村通过制定《村规民约》，来限制村民私自改建加装和提高消防应急能力来保护村中建筑原貌；同时村民享受村落旅游业带来的分红，来激励村民对村落的保护，成为一个民间古建保护的成功案例。 在这些知名的古建筑群落之外的广大民间，古建筑的保护却有另一番场景。长年拍摄徽州的中国摄影师张建平在2013年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在过去七年里，徽州的村庄中那些古建筑正以难以想象的速度消失。”这篇2013年的报道中还提到根据安徽文物局报告，在过去五年间，有2134件文物消失了。“通常只有这些建筑在遥远的其他城市出现时，公众才会知道它们被迁建了。” “对于当地人来说，维护和维修房屋仍是沉重的经济负担。徽州地区的贫困使得该地区的传统建筑显得格外脆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