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朝鲜战争停火70周年。9月28日，中国大陆上映了一部陈凯歌导演的“抗美援朝”主题电影《志愿军：雄兵出击》，纪念的是“抗美援朝战争胜利70周年”——尽管这场战争的胜负至今没有定论，但是在眼下的中美新冷战中，“抗美援朝的胜利”成了中国为数不多的民族主义灵药，以从《长津湖》的大热开始，这个影视主题一直受到官方的推波助澜。而在称这场战争为“韩战”的台湾，虽然没有直接参与到战场，却享受到了这场战争的最大红利，而且台湾在韩战的停战谈判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那就是收留志愿军战俘，并将他们变成“反共义士”。为此，蒋介石政权直接从被美国放弃的边缘活了国来，从此成为美国的坚定盟友。 当年战争后期，影响停战协定最大的障碍，就是美军战俘营里2万多名中国战俘的去向。最终，约有1.4万名战俘自愿选择了去台湾，6000多名选择回中国。回中国的战俘遭到了严密的审查和迫害，而那1.4万名来台的前“志愿军”，成了身上刻着“反共抗俄”等纹身的“反共义士”，从军或者工作，最后成为荣誉国民，他们的事迹成为台湾这个“自由中国打败共产政权”的象征。如今，当年的反共义士们已经凋零殆尽，全台湾最大的现存反共义士安养机构台北荣民之家仅剩28位幸存者，他们真的像大部分台湾人以为的那样，是认识到中共真面目、选择投奔自由的义士吗？他们真的就是一曲慷慨的反共壮歌吗？前几天，我去台北荣民之家采访了两位近百岁的反共义士，发现他们的境遇比我们想像的复杂很多。 反共义士的两个极端：“被志愿军”与“被反共”者，态度大不同 今年98岁的满族人那凤武老先生，很接近大家印象中的“反共义士”。他性格随和，喜欢笑，虽然孤身一人，但是对现在在荣民之家的生活很满意，仿佛一切都在他当初选择来台湾时的预期之中。 他是“被志愿”上朝鲜战场的。出生在辽宁安东（现丹东市）的他，本没有当兵的打算，但是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他便被解放军抓了壮丁，成为“志愿军”战士，渡过鸭绿江，来到了朝鲜。回顾起那段烽火岁月，他记得的并不是壮志豪情，而是血腥与残酷。当时军中很多像他这样的被“乱抓”过来的补充兵，由于经验不足，战死者不少，还有不少因为天气恶劣、营养不足而病死累死。后来中国官方的宣传把美军形容为“纸老虎”，但是那凤武诚实地说，战争就是比武器，当时美军用了汽油弹，飞机成天在头上盘旋，炸弹一来，整个山头就光了，根本无法打，而志愿军这边则严重缺弹药。他最后一次负责运送弹药，好不容易送到的时候，全连已经被全歼了，他只能束手就擒。 被问及当时为什么选择来台湾，他不好意思地笑笑：“投奔自由嘛。”他身上依然还留着在战俘营里刺的字——左手腕“效忠蒋总统”，右手腕“反共抗俄”，历经岁月洗礼，仍然清晰可见。他对这些刺青从来没牴触过，虽然不是自愿参加“志愿军”，却是真正自愿选择了台湾。 他记得，在赴朝鲜半岛参战前，在中国大陆的从军伙食很差。上火车前，只有炒面，炒米，军营里只有半碗饭没有菜；来台湾伙食不仅有饭菜，还有牛肉罐头。 来台之后，他被派发桃园一兵工单位修军，但生活清苦，至今单身一人。 1988年开放老兵回乡探亲之后，他也回到了大陆的老家，见到了父亲和同父异母的妹妹们。回想起那次探亲经历，他笑着说自己好像被“宰”了，他对妹妹说，为了表示礼貌，想请她的公公婆婆吃顿饭。没想到，对方竟然来了五桌人，花了他一大笔钱，大家都好奇地打量着这位来自台湾的“国民党老兵”。在父亲92岁过世前，他每年都会寄钱回家。父亲去世之后，他再也没有计划回大陆了。在荣民之家，他的声望也很高，屡次被评为模范荣民。 然而另一位反共义士叶树华，却和他截然不同。 他是真正自愿上战场的志愿军，以保家卫国为荣，至今满口都是打倒“日本鬼子”，打倒“美帝国主义”，对自己“反共义士”都身分更是充满了耻辱感。 92岁的他来自山东广饶，被俘的细节他不愿多讲，只是气愤地说：“因为美帝国主义很坏，对我们使用细菌战，一到了晚上就什么都看不见，只能被抓。”在说完这番令人不解的话之后，他又忿忿不平地表示，自己根本就没有打算过要来台湾，“台湾就是一个岛，来台湾做什么？”但是，在战俘营的时候，他却被迫在身上刺了字。“蒋介石派了2000多个特务来到战俘营，强迫我们刺字，丢人呐，”他不停地说“丢人呐”，被刺字之后，当然也没脸回大陆了，只能选择来台湾，成了一个被“自愿反共”的反共义士。 这种愤怒跟随了他一辈子，至今被问到那段经历，他依然难以释怀。叶老先生来台后，先在台湾成家，军中退伍后，又在台北开了几十年的计程车，直到小孩长大成人后， 他搬到了“台北荣民之家”生活至今。两岸开放探亲后，他回去了四次，第三次的时候，母亲去世。他说，母亲是个伟大的女人，一定要见到他才肯走。后来，他虽然用激光技术把那些“侮辱”了他半生的纹身全部去掉了，但心里的不平却与日具增。 他认为自己的一生都被否定了，他一心追随八路军和共产党，却被迫“反共”，他痛恨“日本鬼子”和“美帝国主义”，没想到现在台湾却是这两个国家的坚定盟友。但是，当被问到他是否知道当时那些选择回大陆的战俘后来怎么样了，他略有犹豫，却仍强辩说：“共产党杀他们了吗？也没有嘛。国民党投诚的那么多，共产党也没有杀嘛。”他对共产党执政下的中国大陆心存好感，认为即使台湾被统一，也无可厚非。 这一期的采访视频出来之后，台湾观众一片哗然。大部分人都觉得感情受到了强烈的伤害和背叛，也有少部分人和我一样，在思考，他为什么会这样想。因为这和我们印象中的“反共义士”截然不同。当时的战俘营里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差别为什么这么大？仅仅是因为一个是自愿，一个是非自愿吗？ 他们在战俘营中殊死斗争，却仍是国际政治暗流中的无助棋子 1950年代初，刚刚退到台湾的蒋介石政权其实仍然摇摇欲坠，一边是摩拳擦掌准备渡海攻台的毛泽东，一边是准备放弃蒋介石政权的美国，可谓进退无路。但是韩战的爆发，让蒋介石松了一口气。为了争取到战俘这个政治红利，蒋介石下了很大的功夫，并且和美国合作，在战俘营展开了很多情报行动和争取战俘来台的行动，和中国与北韩的情报组织斗智斗勇。这种情况下，不少战俘成为了意识型态阵营斗争的棋子，因此这部分人来台之后，衍生出不少问题，历史创伤一直遗留至今。 像叶老先生这样非自愿来台的“反共义士”到底有多少呢？ 其实韩战战俘营的构成非常复杂。当年联合国军和中国志愿军总共发生五次大的战役，在前两次战役中，因为美军从未和解放军交战过，不熟悉中共军队的打法，总体比较吃亏，但是从1951年1月开始的第三次战役之后，美军掌握了志愿军的战术习惯，开始逐渐掌握主导权。再加上中共兵员减损厉害，第三次开始增派的都是各地增补兵，其中不少都是临时抓的“壮丁”。因此，战俘营有少部分的战俘来自前两次战役的精锐部队，大部分战俘则是第三次战役之后被俘的。 战俘营里，双方发生过多次斗争，其中最著名的就包括1951年10月9日巨济岛战俘营的“夺旗事件”——亲台战俘营决定挂青天白日满地红旗，被亲共派得知后，双方夺旗，大打出手，后被美国士兵镇压。在战俘营暗流涌动的争夺战俘之战中，反共力量方面因为进入得更早，总体占上风。在亲台战俘阵营中有一些掌握领导权的人便通过强迫刺青等手段，迫使不愿来台湾的战俘没有回大陆的余地，其中最有名的亲台战俘领袖莫过于“活阎王”李大安。李大安是满洲国军的驾驶兵出身，因为参加过东北反共游击队，战后饱受中共的迫害（另一种说法是，他的家人在土改中被迫害致死）。于是，他主动参加志愿军，却在朝鲜战场上直接开车向联合国军投降。据说，战俘营里很多人被他强迫刺青，反抗者会遭到严厉惩罚——其中最有名的一位战俘是四川大学毕业的志愿军林学逋，因为拒绝刺青，被李大安当场“剜心”行刑，十分血腥。至今，在四川大学望江校区的烈士纪念碑上，依然刻着林学逋的名字。 但李大安并非个案，据台北荣民之家的社工回忆，在战俘营中，还有不少来自西南地区的前国军投诚的志愿军，他们也积极游说乃至强迫部分亲共战俘刺青。由于他们有一些人出身于袍哥等帮会组织，组织严明，手段狠辣，的确把很多战俘拉到来台队伍一方。有研究者统计，通过这种手段被迫来台的“反共义士”，应该占到一到两成。 而大部分主动选择来台的人，有不少是那凤武老先生那种被抓壮丁的补充兵员。比如知名YouTube频道“谭兵读武”的博主还采访到一位黄埔军校毕业的战俘，本以为被领导安排到北京，结果到的却是安东，直接就被推上了火车去到朝鲜。于是，他在战场上就一直想投降，后来因为回去的路被炸断，他如愿被俘。 但是，这些选择来台的战俘处境迅速改善了吗？在初期也没有。据一些反共义士的口述，反共战俘到了穆瑟普战俘营之后，也曾一度粮食短缺，生活困苦，大家不满到私底下说“反共抗俄打老美”，后来还因为吃不饱而发生过暴动。 那叶老先生说的“美军细菌战导致他们一到了晚上就什么都看不见”是怎么回事呢？战争期间中国和朝鲜均指控联合国军队投放毒物、病毒和细菌，而美国则全盘否认，其向联合国发起的调查提议也被否决，其争议未有定论。有推论认为主要是因为志愿军的口粮太单一，只有炒米或者炒面——把高粱米、玉米炒过之后磨成的粉，连盐都没有，更不用提蔬菜水果。这样的饮食导致志愿军大面积营养不良，缺乏叶黄素、维生素，于是很多人得了夜盲症。但是“美军毒气实验”的说法也不是空穴来风，根据资料显示，战争后期，北韩人民军的情报人员也通过故意被俘的方式进入战俘营，策划暴动，引诱并扣留了美军的战俘营指挥官法兰西斯·杜德，并迫使美军在战俘营召开了“朝中战俘代表大会”，逼迫他签署了一堆文件，里面就有承认美军对战俘进行细菌毒气实验等指控。 那么这些战俘来台之后，如愿获得自由和尊重了吗？ 在战俘营时，蒋介石政权方面曾向战俘承诺去台后可以自由选择工作、务农或者上学，不肯去台湾的则可以选择前往中立国，但最终有条件去中立国的人寥寥无几。但是，当时的台湾还没有经济起飞，根本没有那么多工作机会。战俘抵达台湾后，先被送到设在大湖，下湖和杨梅的义士村，然后很快就举行“请缨大会”，除了极少数体弱病残者，大多数来台战俘都被“自愿加入”中华民国国军。于是有部分战俘抱怨“国民党不守信用”，可当时正值戒严时期，一些抱怨太多的人因为各种罪名被判刑。 然而进入军中之后，他们也并未获得公平的机会。台湾一开始是用“匪俘”来称呼他们，直到战俘问题成为意识形态胜利的标志，才用“反共义士”称呼。但是他们在军中是受到歧视的。在军中，他们最多只能做到中校，而海军则规定，一艘舰艇上最多不能超过6位反共义士。反共义士甚至曾一度变成政治笑话，身上的刺青也一度变成耻辱。但是也有一些能力过人者，被CIA吸收，送回大陆做情报工作，还有400多个反共义士在金门炮战中阵亡，名字都进入了忠烈祠。台北荣民之家的社工唐大绶还告诉我，据他了解，有一个战俘因为发牢骚，入狱10年，出狱后也一直被监视1988年，他出狱后回大陆探亲，发现自己已经被追封为烈士，还意外让他家人安全度过文革。历史的吊诡可见一斑。 在这样复杂的情况下，像叶老先生那样终生难以自洽的反共义士并不是孤例。不过微妙的是，就算他对自己被“耽误”的一生如此耿耿于怀，也非常清楚当初选择回中国的战俘是什么下场。他们一归国就被送到偏僻的辽宁省昌图县，开始受到将近一年的政治审查。文革时期，他们被扣上“叛国投敌分子”、“里通外国分子”、“叛徒”、“特务”等罪名，成为黑五类，受尽歧视和迫害，还有不少人被劳改。有的家破人亡，有的逃荒要饭，很多人被迫害致死或被逼自杀。即便文革后得到平反，多数人也在贫病交加之中匆匆逝去。 现在的台湾还需要“反共义士”吗？ 如今，全台湾的韩战反共义士平均年龄超过90岁，数量只有三四十位了。在台湾中学生的新课纲里，也几乎没有提到韩战战俘问题与台湾的关联，只被视为“我国自抗战以来，中美关系最为重要”的注脚。只有在位于新北三峡区的台北荣民之家，才为反共义士设立了一座史料馆，纪念那段历史。 这里住着28位“反共义士”，还能清晰表达和交流的，就只有那凤武老先生和叶老先生。但是在民主后的台湾，无论他们是什么样的立场，发表什么样的言论，他们都被一视同仁当作对台湾有贡献的荣民，和其他的荣民一起，在这里享受免费的全天候安养。如果还有自理能力，他们可以自由活动，如果失智，他们则进入到充满人性关怀和科技感的失智照料区，如果去世，就会被安葬在旁边的“荣灵堂”——专门用于供养荣民牌位和灵骨的灵堂，偶尔接受总统的祭拜。 2023年01月16日，蔡英文来到台北荣民之家的荣灵堂出席“辅导会-随政府来台历年亡故荣灵启建中峰三时系念超荐佛事暨住民祈福法会”，在她的演讲中，反覆提到荣民过去对保卫台湾和建设台湾的贡献，并承诺政府一定会努力提供荣民更完善的照顾服务。却并没有特别提到反共义士这个群体。 只有在荣民之家自己的网站上，其中2020年1月21日的新闻《台北荣家反共义士齐聚重返荣耀》里，有一段文字很值得玩味：在2020年的世界自由日，荣民之家的反共义士们齐聚一堂聊家常，其中竟然有几位韩战反共义士们聊着聊着就眼泛泪光，“似乎在诉说着当年选择由韩国转往自由台湾时心中的无奈”。荣民之家当天还为他们安排了一场音乐会，为的是“疗愈反共义士内心伤痕”并“温暖荣家所有伯伯的心”。不了解这段复杂历史的人，可能很难理解，为什么这些反共义士们选择台湾会是种“无奈”，他们的“内心伤痕”又是什么。过去作为意识形态斗争筹码的反共义士们，早已失去了他们的特定意义，但是那些伤痕却仍然难以释怀。 现在的台湾，还有能力扮演曾经热烈拥抱各种义士的“民主自由热土”吗？答案是否定的。台湾虽然是亚洲民主灯塔，但是已经无力，也没有必要再和中国进行意识形态的激烈对抗，尤其是在本土化意识日益浓烈之后，执政党更无意和对岸较劲。而且，由于台湾没有联合国正常国家地位，加上对国安的忧虑，和经济承受能力的考虑，直到现在也没有签署联合国难民法。因此，近几年来，偶然出现来自中国大陆或者香港的政治受难者向台湾求助时，台湾当局往往只能采取复杂而低调的专案救助。即使这样，也仍然面临两头不讨好的境地——既会被中国视作挑衅，又会被部分选民骂作浪费资源和忽视国安。 （歪脑的专栏、评论和分析文章均属文章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