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的讲述里，10月25日发表的年度施政报告，可能是带领香港走出经济困境的一个开端。文本洋洋洒洒三万多字，串联起了对这座城市愿景的一种官方想象。但读过之后，又不难觉察，这本绿皮报告，字里行间藏进了一些港官们的小心思和盘算；政策意图的矛盾相左，也在百十页的纸张中不时隐见；或许从里边，你还可以窥见到未来香港要被塑造成的真正模样。 接近三个半小时的宣读，李家超用这本施政报告，向所有希望从中索取利益的各方，进行了一次零碎但又面面俱到、而且部分有所保留的回应。期间，他强调了北京的政治需要，也继续回避了选举民主等本地敏感议题。他把重点放在拯救经济上，畅谈了从催生、抢人、创科，到卖地、建屋的方方面面，但仍然将国安议题置于所有任务最先，用首个章节大篇幅谈论了他将在香港怎样进一步实施国安政策和爱国教育。 外界印象里，对“维护国安”的笃信和坚守，是李家超近年示人的一个主要标签，似乎也是他如今能够稳坐“特区一把手”席位的政治优势所在。他本次将维护国安政策放在首位，自然不会出奇。在报告开首，除了语势决绝地又重申一遍防范外部势力插手、警惕软对抗等政治老词，李家超一上来也直入正题，确认了将在明年内完成《基本法》第23条立法，正式为这项长期饱受争议的立法立下军令状。 尽管针对叛国颠覆、煽动叛乱、窃取机密和分裂国家的安全立法，是《基本法》第23条要求的，但以前的数任特首们从没能成功推动这条法律落地。回想2003年，当时的港府曾试图立法，结果却惹来了五十万人上街抗议。最终，执政者退让、立法被搁置，这场官民之间悬而未决的纠葛，一拖到今，就是二十年。现在，“23条立法”又要卷土重临了。这一次，几乎可以肯定，李家超不会再遇到类似的反对了。因为今天的香港，已经不是当初的香港了。 “国家安全”下的香港现实 2019年，李家超的前任林郑月娥“失手”引爆了旷日持久的示威运动，最终也惹来对此惊讶的北京在翌年祭出了震撼弹《香港国安法》。这一切来得太突然，以至于人们都不知道，这部“从天而降”的新法律究竟是什么时候起草好的？ 自那之后，围绕国安法下陆续发生的调查和抓捕，迄今让昔日的香港“反对派”们几乎销声匿迹；那些对北京“不敬”的政党、工会、媒体和NGO也陆续关停解散；人们不敢再上街游行、集会；网络与现实中，凡是公共场域的政治讨论，“温和”程度前所未见。 从表面上看，这一切现象在今天，都凸显了北京及港府管制上的“胜利”：一部法律不但结束了抗议活动的“暴力、破坏和混乱”，也“恢复了香港的和平与稳定”，社会还逐渐走出了“泛政治化的泥淖”。新国安法生效三年，香港看上去已然“岁月静好”、“四海升平”，特首忙着讲好“香港故事”、“由治及兴”常挂议员嘴上，市民该游日的游日、该北上的北上，白昼的街头人潮依旧涌动，与记忆里曾经拥挤、忙碌的那个香港，好像也没什么异样？ 北京没动一兵一枪，轻松的，就让香港就了范。两三年的光景，香港变成了一个只谈经济、不见政治的大城市。 然而，经济引擎轰鸣的背后，城市里的每一处角落，其实都被政治打磨着。沉默的大众正在适应与这一现实共存。即便只是对社会现状或是具体政策心感不满，现如今，人们也不再畅所欲言。字斟句酌、欲言又止、想着法子迂回遮掩一下再托出观点，成了每个人说话前的新习惯。还有些人索性闭口不谈，干脆不做声罢了，毕竟少讲少错、不讲不错，不知道哪些词句讲得过火，就会误触“红线”——如果真的有这么一条界限清晰“红线”的话。 本地的大小媒体、名笔名家、意见领袖，过往那种百家争鸣般的场面也一去不复了。他们现在不约而同朝着一种“调性”聚拢而去。都市报的社论专栏、网媒上的时事短打、电视里的专家解画、政坛KOL的博文帖子......观点虽然还是满街横飞，但背后逻辑却变得如出一辙：先是充分肯定中央决策，再严辞厉斥港府和别家建制派执行种种走样，违背了上意、辜负了“阿爷”，再不检讨，可如何是好？ 渐渐地，一些文人墨客还会在这条路径上“攀比”起来，好像谁批港官批的越“狠”越重，越显得谁敢言如旧。于是乎，李家超这些港官们近两年“躺枪”被骂的程度顺势而增，社会积攒下的“新账旧账”，管他三七二十一呢，索性一股脑都算到这波港官头上去。 骂来骂去，其实所有人都不过是在言论空间的边缘不断蜷脚，不敢越雷池一步。没有人会去谈问题的真正症结，都在小心翼翼地指摘着那些尚且还可以被指摘的人。大家心里都清楚，只要别骂“出”香港这一亩三分地，就是“安全”的。 伴随时间流逝，香港那种曾经充满活力和对政治玩世不恭的气氛，如今正消失得越来越快。新国安法已将这里塑造成了更“温顺”的地方。实际上，被“国安”怀抱的，并非只有香港。放眼全中国，腹背受敌的地缘政治恶如当前的背景下，“国安”二字放在神州任何角落，都无疑有着强烈的存在感。这一点上，香港与内地如今在感官上的差距，似乎也没有从前那么明显了。大家都是一样的。 和历任前特首相比，今时今日的李家超无疑是“幸运的”。“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有林郑月娥“排雷”和新国安法在前，香港的政治基因已经被彻底改造，挡住立法进程的所有“阻碍”都大刀阔斧地清空了。李家超接下来的推动工作一定会“轻松”许多，也难怪他这次可以底气颇足地说出，2003年不成功是“因为当时无法令人理解‘23条’会带来什么正面影响”、2019年又“令我们知道国家安全对稳定有多重要”。 时移世易。放在4年前，怕是哪个特首提起“23条”这个数字，都够他/她愁眉紧锁、焦头烂额的了。相同的状况的数字，还有64。 “爱国教育”必然压倒批判思维 随在“23条”后面，李家超也提出了多个措施，来响应此前一天（10月24日）中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爱国主义教育法》。这部国家级法律要求官员采取措施，“开展历史文化教育和‘一国两制’实践教育”，增强港澳人士的“爱国精神”，令这些群体“自觉维护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 时隔仅一天，李家超就拿出了一箩筐落地的措施。在施政报告里，港府把爱国主义教育纳入了国民教育体系，并准备设立两家专题博物馆介绍中国发展成就及抗战历史，还会在小学开设“人文科”强化儿童国情学习。在校园外，官方也将制作教材培训地区导师，并到各社区推广国安教育。港府还将加强培训自己的公务员，让这几万名端着“铁饭碗”的打工仔学会“在复杂的国际形势下，主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还会依照“爱国者治港”的原则，再重新修订一遍《公务员守则》。 说起“爱国教育”，港府也曾在这件事上铩羽而归。2012年，港府一度在中小学力推“德育与国民教育”，计划三年之后，让这门“加深学生认同祖国及对国民身份自豪”的课程，成为当地的必修课。但此举以及课程内容中诸如只谈国家光辉、避谈黑历史等俯拾皆是的问题，都被教师、学生等民间团体认为是"爱国洗脑"的政治任务。有关国民教育的争议，终于在当年7月引发九万人走上街头，游行事件沸腾到国际社会也投来关注。最终，当时刚上任的特首梁振英选择退让，这场“国民教育”一役以港府折戟告终。 对于利用历史故事和宣扬经济成就，来向人们灌输对国家根深蒂固的喜爱，以及燃起孩子们和年轻人猛烈的爱国火焰这一点上，内地此前几年爱国主义的强劲势头，以及留给世界好斗印象的民族自豪感，都显示了类似手段可以获得与香港截然不同的成效。基于意识形态的国族主义宣传，与多元环境下的批判意识思维，这对“冤家”一遇上总是会争个输赢高下。 但现在不同了，北京和港府的工具箱里，如今有了更多选项可以支持他们重新来过。接替“国民教育”的新版“爱国教育”，接下来也要卷土重临了。这一次，同样可以肯定，李家超也不会听到任何反对声音。 “国家安全”与“经贸环境”的矛盾循环 很多问题，都是联动在一起的。 眼下的香港，正在面对人才流失、外资撤离、财政转差等诸多困境。每个人都看得出，港府这个“守财奴”迫切想要扭转局面、追上因疫情失去的三年经济。但最新一份施政报告的内容设置已经清晰说明，“维护国安”仍然是香港的头等大事。 国安政策与吸引投资之间难以调和，让香港和内地今天身处同样的局面，束手无策。要对北京有所交代的港府坚称，如果社会不稳定，就不能发展好经济，即使赔上经济代价也必须要做。但整日对外宣扬保安事务，把政治斗争的声量喊到最大，已经让外资越来越没有意欲落本投资，在港外商、外国人也因为不安日渐离开。这些被撤走的财富和就业机会，又进一步引发本地商界和内地资金的疑虑、谨慎，然后资本畏首畏尾再传染到香港各种股指、评级、国际排名的表现转差，继续让这里成为中西方关系恶化的最新例证。因为国际关系又加剧恶化，再令上面的循环得以继续重复。 一边是先国安，后经济；一边是有国安，没经济。关于要国安还是要经济，朝野之间各说各话，逻辑的黑洞转个不停。只不过，这一切不妨碍经济的逆风正越吹越冷。 从中国内地“抢人才”现实吗？真诚吗？ 港府碰到的难题，或许还不止这些。政治为先的做派，让香港对外籍人才的吸引力受到折损，或许从内地14亿人群中也很难弥补回来。这次施政报告中，港府再推措施吸引外来人才，弥补移民潮造成的人才荒，包括增加“高才通”签证适用的学校清单，让再多四所内地大学的毕业生申请；又把刚刚才正式施行了几个月的非永居港漂买房“先征后退”税，改成了“先免后征”税。 过去十年，为遏制楼市过热，港府曾推出非本地人买房征收合共房价三成税费的惩罚性举措。这一政策自此成为了横亘在港漂和本地人之间的巨大分野。去年施政报告，港府在楼市已开始转差的背景下，推出港漂“先征后退”税政策，希望让该群体出钱托市。只不过，先照收税、七年后换身份证才可以退税，这个条件是否“真诚”，港漂们已经用按住钱包的行动回应了。于是乎，旧政刚执行数月，就有了今年施政报告所谓的再次“优化”，改成先不征税、七年后没换身份再补缴。 说到底，“先征后退”、“先免后征”，本质上都是周期长达多年的金钱质押，让那些本身想要留下的港漂，也要额外付出或是为防意外预备付出一笔巨额的行政“押金”，才能换取一个安乐窝。这一政策的动机，正是发生在港府求贤若渴般推出“抢人才”计划的背景下。 港官们的“小盘算”，就是这样跃然在施政报告纸上的。对内地人才放开，还是不放开？对于港官们来说，其实更像是一个“愿意或不愿意”的问题，一个如何维系优越的脸面问题。彻底放开内地人准入、准住，香港看上去好像更像是深圳了。不放开，眼下的情势，吸引来的人数和质量，又追不上流失掉的。这是一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矜持。 其实，港府也清楚，去年到今六万人（绝大多数是内地人）在政策招徕下抵港的数据，大浪淘沙过后，真正找工作、定居、走完七年程序留下的人有多少？每当提起香港国际都会身份总自豪无比的港官们，对于如何保留及加强城市独特性、自由开放和社会多元性，当下又习惯性语焉不详。这样的风向，不只外国人，内地人也看在眼里。今天的香港，已经不是当初的香港。 更不要说《施政报告》中“求钱若渴”的重启“资本投资者入境计划”，也就是“投资3000万港币以上股票、基金、债券等资产（房地产除外） 可申请来港。”想当初这一计划被关停的2015年，投资额尚被标在1000万港币的额度上；现如今港府究竟何来自信能够在香港经济势头不升反降的当下，用三倍于当时的门槛来吸引投资换身份，实在让外人颇费思量。鱼逐水草而居，鸟择良木而栖，内地人在践行“润”学的道路上也在不断比对，寻找着最优落脚点。会不会搬去香港，还是其他地方？答案早在每个人心里。 这就是今天的香港。留不住走的人，生不出新的人，抢不来外地人，对着过去的傲人光辉，孤影自怜。要说好“香港故事”不容易。鱼和熊掌，哪有那么好兼得呢？ （歪脑的专栏、评论和分析文章均属文章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