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结束的奥运会上，中国运动员的表现引起了国内观众的关注；在即将举行的背景冬奥会上，中国运动员的表现也将会是全国焦点。据统计，每四年一届的奥运会，中国会产生30-50位金牌得主；在刚刚过去的奥运会上，中国派出了431名运动员参赛，是历届最多。然而目前有中国5000多体育学校，至少40万青少年运动员，在走向专业运动员的道路中，大浪淘沙。后来站上专业赛场的人之外，剩下的人，他们去哪儿了？他们在干吗？ 9岁开始学乒乓球的小十（化名）曾是体校青少年运动员中的一员，他拿过省级比赛的银牌，进过国家级训练中心，靠打乒乓球小小地辉煌过。但在经历了体校的学习，从体育大学毕业后，他彻底告别了这个行业。从小十的生活轨迹，可以看见那些年的举国体制在一个没能成为职业运动员的人的生活里会留下什么烙印。 中国永远不缺兵乓球运动员 1996年，小十出生在西北的一座小县城里，这小城既没出过有名的运动员，也没人怀抱成为运动员的志向。他是家中独子，家里条件不错，父母对他没什么学业上的要求。他从小就坐不住，最爱上的是体育课，有时候逮着学校的水泥台子打乒乓球玩，玩着玩着就上瘾了。 2005年，9岁的小十读三年级。县上唯一一个兵乓球俱乐部的教练来学校里找适合练球的苗子，一眼就看中了他。对学体育意味着什么，还懵懂的小十并不清楚，他只知道，如果跟着教练就能每天打球，少写点作业。第二天他带着球拍，被爸爸送到了教练那里。 一开始没想过未来要走职业这条路，家里人也只是想帮他找个爱好。就这样小十白天在学校上学，晚上回家吃完饭后去俱乐部练两个小时球；周末完完整整练两天球。那是让小十痛并快乐着的时光，虽然辛苦，但是他越打越好。 逐渐的，他每年都能在县里的比赛上拿冠军，得到的鼓励和褒奖越来越多。2008年，北京奥运，中国乒乓球队拿下了四金两银两铜，包揽男子单打金银铜三枚奖牌。那时快要小学毕业的小十，忽然有一种神圣感，他觉得那个夺冠的时刻离自己很近。他下定决心，想走入职业训练的道路。 在教练引荐下，他一个人来到位于某中部省份的中国乒乓球训练基地。这是孕育顶尖中国顶尖乒乓球球运动员的地方，小十津津乐道地回忆，跟他同岁的奥运亚军樊振东就在这训练过。 入学前需要进行分组测试。小十所在的年级一共分为6组，第1-6组按照综合水平依次递减，每个组又分成A组和B组，B组为替补。按照测试表现，小十被分在了垫底的第六组B组。 这个结果让小十傻了眼，他没想到他一直都只是“矮子里的将军“。 打不好，没人跟你一起吃饭 由政府主导建立的体育单项基地，是举国体制体育下的产物。举国体制承自苏联，自50年代起，中国国家体育总局就成立了综合训练局，对运动员作统一管理和训练。以乒乓球为例，中国有正定、成都、南通等多处有体育总局认证的国家级训练基地。除了出战赛事的专业队会在此训练、国际队伍会在此培训外，这些基地也承担不少培训幼年运动员苗子的职能：幼童自五六岁开始进入训练基地接受全天候训练，与普通上学读书的中国儿童生活截然不同。 2011年，发展于举国体制之外的网球运动员李娜夺得世界冠军，引发社会对举国体制的讨论。当时前北京乒乓球队队员王昕玥接受采访力挺举国体制，自言从6岁开始接受乒乓球专业训练，到18岁离开北京队，“小时候半天上学半天训练，初三开始每天练习6-8个小时，什么事情都不操心，完全是国家包了。“她认为，“如果不是举国体制，中国乒乓球不可能有现在这样的水平。“每年无数与她类似的孩童进入这个巨大训练体系，经历数年的特殊训练与淘汰之后，留下最好的苗子。 在举国体制引发不少讨论的背景下，2014年，中国体育总局颁布《国家体育训练基地管理办法》，规定1个运动项目“原则上“最多同时可以有3个国家单项训练基地；并于2017年的一份文件中，点名指体操、乒乓球、田径项目已超出限额，要求相关项目管理中心根据国家队使用需要，在规定数量内明确向总局推荐命名的训练基地。在这要求下，一些基地摘除了“国字号“，但依然有大量青少年体育培训基地以地方或民营形式存在。 小十所在的训练中心规模不算大，每届只招收120到130人，而每年通过层层关卡，能从这进入国家队的只有三到四人，最后能在国际比赛上拿到金牌的更是凤毛麟角。“每一步都要踩在点子上。“小十说。如今回望，他才知道中国顶尖乒乓球球运动员的人生是早就设定好的，要进国家队，要当冠军，一步路都不能走错：5到6岁开始训练，十岁左右拿到名次，十几岁进国家二队，然后进国家一队，在运动员状态最好的年龄展现实力，被关注被认识，拿到奖牌，然后就光荣退役。 9岁才开始业余训练的小十，其实从一开始就注定了根本够不上这套标准，但他当时并不知道。 专业水平之外，年幼的他也真实地感觉到基于水平形成的等级。在这里，年纪偏大，排名靠后，“没人跟你玩，也没人跟你一起吃饭，到哪都低人一等。” 他回忆，这里的竞争比以应试为目的学校更激烈，名次靠前和靠后的小组得到的训练资源、受重视程度差异甚远，差生没有尊严。第一组的人只跟第一组的人玩，第六组的人也只能跟第六组的人玩，大家的训练安排、日常生活完全不一样。“因为大家彼此知道对方未来的处境，不是一种人，就不会一起玩。” 小十在这哭天不应，晚上抹着眼泪给妈妈打电话，“这地方不是给人打球的，是让人受罪的“。 直到一年半后，小十迎来了一个转折点。经过努力训练，他从第六组一直打入第三组的B组，马上就能升上A组。一年半没回家的小十，在这个当口，请假回了趟家给父母报喜。在家期间，小十自己参加了一场西北五省的乒乓球联赛，拿到了第三名，这让他很得意，一洗在学校的挫败感。 返校后，小十却又被分回垫底的第五组，第三组不要他了！校方回应，他没有经过允许就私自参赛，降组处理以示惩戒。小十的父母来到训练中心，和教练见了面，请求校方网开一面，让他回到第三组。 教练拒绝了，也说了自己的心里话：“小十已经迟了啊，他当不了运动员，只能学个一技之长，走不了专业的路。他就算再努力，花几年时间打到国二队，过几年打到国一队，到拿名次的时候，都30多岁了。中国永远不缺乒乓球运动员。” 在训练中心的劝说下，小十从那里退学了。 在北京奥运之后的下一届奥运会，2012年，张继科在伦敦奥运会上斩获男单和男团两枚金牌。这同样让小十印象深刻，但那时的他已经不再认为自己有机会成为职业运动员。张继科5岁开始打球，父亲是职业教练。他不断比照自己跟张继科们的经历，早已得出了结论——自己根本没有任何出路。 职业运动员的人生，仿佛一颗最精细的螺丝钉，铁杵磨针般，少打磨了一点，都无法放置在职业机器之上。 在体校，看见体育生的财富阶级链 还不到16岁，小十的职业之路就宣布结束。某种程度上，他成为了集中训练培训体育胚子这一体系下的弃子。不过幸好他也才16岁，还来得及再做打算。 对此时的小十来说，已经不太可能插班去普通高中。学籍怎么解决？体育生的背景怎么能适应普通中学的生活？高考如何应付？全部都是问题。最后在家人的安排下，他进了一所体校，相当于体育中专。 所谓，体育学校，就是体育训练为主的学校。体校制度同样起源于冷战时期苏联、东德的体育教育制度。据报道，1955年开始，中国国家体委在北京、天津、上海试办的3所青少年业余体育训练学校，这里的“业余“是指青少年利用业余时间训练，是和成人专业训练相比业余。报导指，在次年的第一届少运会后，1956年国家体委下发《青年业余体育学校章程（草案）》和《少年业余体育学校章程（草案）》，这成为中国青少年业余体育训练体制的起点，业余体校开始为举国体制培养源源不断的输送“后备体育人才“。在当下，体育学校的运营和比赛成绩，是各级政府体育局的指标之一。 对小十来说，这是所差强人意的学校。当时这所市级体校计划升级成省级体校，需要一个能拿奖牌的运动员代表他们参加比赛，就破格录取了小十，帮他解决了最麻烦的学籍和户口问题。相应的，他允诺为对方在省级比赛中拿到奖牌，以帮助学校完成体育局下达的指标。 体校和训练中心相比，是另外一个世界。小十在这里的大多数同学都没有专业训练的背景：“体校几乎是没有任何门槛的，只要一个人四肢健全，体能差不多达标，身体算是灵活，就能来。” 他回忆，同学们大多来自农村，家里没什么钱，家长们也没有太多精力管教他们，对他们的期望是未来最好能考个体育大学，实在考不上，也能靠在这学的一技之长，回老家谋一份工作。 体校的孩子们没有奥运梦——这是他们做不起的，光是训练费付不起。 小十记得，在训练中心时，练习乒乓用的乒乓球拍子是红双喜牌的，底板3000块，能打3年，但拍子上的胶皮是要换的，正手2到3周一换，反手1个半月到2个月一换——胶皮用的是红双喜“狂飙系列“，一个月下来，换最贵的“国狂“要七八百，最便宜的“省狂“也要三四百。专用的乒乓鞋几乎一到两周一换，一双也要100多块。这些钱都是要自己出的。 用小十的话说，他在训练中心认识的朋友都“非富即贵“：”哪有人五六岁就能确定自己要打乒乓球呢？“都是家里人铺的路。那些朋友后来也各有出路：“成绩在前面的去了国家队；进不了国家队的至少能进省队；打得没那么好的，通常都能上不错的体育大学，当国际赛事的裁判，或者成了大学的体育老师。” 体校的学生则没有这么多出路和打算。小十体校的日常其实非常辛苦：每天六点起床跑操，8:20前要到教室上课，下午5:30下课后体育训练，每周一、三、五晚上7:30体育训练，二、四上晚自习。 要兼顾文化课和日常的训练，听上去他们的生活比普通高中更辛苦，但这里的学生能考上大学的占总人数不到一半，升读大学的，也几乎全部都是通过文化课分数要求较低的体育专项招生考上，而非一般高考。这也意味着，他们在大学里还是要毫无选择地就读体育专业，未来大概率也要以此为职业。 就算在这所所有人都做不起职业梦的体校中，省体育局为学校下达的主要任务，还是为省队培养、选拔、输送高水平竞技体育人才。所以学校没有升学的压力，更没有教学的压力。小十说，文化课老师们的惯用做法，是在考试前提前让同学们背好答案，以完成及格率考评。在校期间，他靠吃老本为学校拿下了数块奖牌。 没有社会化的体育项目，被抛下的运动员 小十在这里的唯一期待，是去一所相对好的大学，他需要拿到大学毕业证，找别的工作。 他报考的是某省师范大学的体育教育系，这基本是他们这个体校的学生最好的出路。最后结果显示的是，他文化课过线了，专业分差了0.1。而小十托人打听，得到一个未能证实的说法，称大学实际上是把名额给了一个在中国乒超联赛拿过奖牌的职业运动员：“他们学校当时还没有这个级别的运动员。而且这种人都不用来读大学，不用写论文，学校就直接给他包办。有比赛的话，学校给他报销吃住去比赛，比赛一打完，学校包返程机票再送他回家。” 大学高校免试录取职业运动员，也国家级体育管理的产物之一。2002年，国家体育总局发布相关政策，鼓励运动员进入高校学习，成绩优异的运动员可以免试进入各级各类高等院校。受惠于这个政策，据统计，从1984年到2016年，奥运冠军中有107人选择攻读硕士，有79人在读或者本科毕业。 吸引不了奥运冠军的普通高校，就把目标瞄准了省市专业队的二三线队伍，或者一些即将退役甚至已经退役的运动员。高校以学历证书交换运动员的奖牌：需要帮扶的运动员与需要证明自身体育实力的高校“互相成就“，形成闭环，被嵌套在整个体育系统里。名额挤掉这一的传言，对小十这样的学生来说，没有什么公平公正可言，他必须为集体的选择让路。 小十最终去了一所体育大专。他的大学生活是“混”过去的，把重心放在了积累工作经验上。经历了这些波折，他一早就确定了自己不会从事体育相关的工作：“能走体育这条路的人还是太少了，这条路是摸着石头过河。就算过去了，就算真能拿冠军，路不也就到头了？你看张继科他们为啥要往娱乐圈跑，如果不这样，他们未来干什么去呢？” 以举国制度培训、筛选专业运动员的体制之下，除了产生一批批被淘汰的牺牲者外，另一个副作用是并没有自然产生这些体育项目相应的社会市场体系。哪怕是作为中国国球的乒乓球，在中国也暂不具有商业价值的职业联赛，更不要说与之相应普及的乒乓球文化，造成的结果是，除了小部分顶尖的选手外，很多以职业乒乓球运动员为目标的培训选手也难以将此真正作为职业。 而从事其他社会化程度更低的体育项目，运动员通常要付出更大的代价。在早年的公开报道中，获得全国举重冠军的邹春兰，退役后曾在长春一家大众浴池打工，靠给客人搓澡挣钱养家；曾在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上夺两金的张尚武靠在街头卖艺为生，后来又因为盗窃被判刑。而今年奥运期间广为人关注的，是14岁跳水冠军全红蝉夺冠后的心愿是为母亲治病，但她却不认识母亲疾病的文字，令外界担心她接受训练时，文化教育是否相应跟上。 如今24岁的小十，并没有再从事和体育相关的工作。他是幸运的，毕业后，最终回去跟着家人做生意。“我是彻底不走体育这条路了。“从前热爱泡在水泥台边上的小十，从体校毕业之后，再也没拿过兵乓球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