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两位台湾青年刘宸君、梁圣岳受困尼泊尔山区47天，3月初却在登喜马拉雅山时失踪，一直到4月26日才被找到，原来滑倒跌落瀑布受困山壁。这期间二人靠雪水和盐巴生存，21岁的梁圣岳在第47天获救，但19岁的刘辰君则在他们被救援队找到的3天前去世。 本届金马奖入围最佳纪录片《雪水消融的季节》以他们的故事为基础，述说导演罗苡珊作刘宸君的挚友，追述并面对他离世的伤痛经验。本篇专访聚焦在罗苡珊作为导演、作为访问者、也作为逝者好友的这段疗伤且探索的创作过程。 刘宸君写给罗苡珊：“就去爱吧” “你所做的便是去爱人，就去爱吧，答应我好吗？”2017年3月15日，因大雪受困尼泊尔山区洞穴第五天的刘宸君，写信给人在台湾的朋友罗苡珊。 两人相识高中校园，是前后辈的关系，因为二人所在的台中市天主教晓明女中校风保守，同样迫切地想更接近自由与真实的两人， 一起抵抗“外敌”，变成相知相惜的共患难二人组。那时候，罗苡珊常常对刘宸君说：“你是有能力去爱的人。” 刘宸君顶着一头短发，像个小男孩，经常被老师和修女关切，但即便校园生活压抑苦闷，他总是笑脸迎人，“在走廊遇到老师、修女，他还是会笑笑地打招呼。如果是我，就会装作没看到。”现在回想起宸君，罗苡珊的脑海中依旧是一张笑脸。只有单独相处时，宸君才会陷入沈默，表露因性别认同处境而压力沈重的样子。 刘宸君爱文学，那是他安放自己的地方，也造就他丰富、勇敢的个性。相对之下，罗苡珊自认当年自己没有安放的去处。习惯质疑各种事物的意义，质疑到后来，找不到理由去面对、行动。那段话是宸君的鼓励，罗苡珊说：“对我来说，那个‘去爱’是直接去行动的意愿。” 与刘宸君、梁圣岳的相识 两人是在社团里变熟的。那几年，台北有反媒体垄断运动、太阳花学运，中部也有越来越多学校在做学权社团，升高二的罗苡珊成立了异议性社团“设计思考社”，把对学校体制的质疑延伸至社会，社团讨论社会议题、参与社会运动，高一的刘宸君跑来加入；大罗苡珊一届的梁圣岳，在新竹高中也创办异议性社团“土地社”，他顶着一颗爆炸头出现社运场合，特别显眼，早知道这号人物的罗苡珊，在台中同志大游行与他相识了。 回望那段参与社会运动的青春，罗苡珊说：“是出于一种自身匮乏感，才需要把自己丢到冲突场域。”太阳花学运的结果终究浇熄台湾高中生对于社会运动的理想与热血。 高三那年，罗苡珊转而走向文学与电影，躲避备考压力，他沉浸在大量阅读里，午休时候，会与宸君偷偷溜出教室，在操场书写信件（在刘宸君的著作《我所告诉你关于那座山的一切》，其中一章节是〈致信〉，收录了刘宸君给他人的书信）。 刘宸君与梁圣岳，都是让罗苡珊向往的个体。梁圣岳有自由不羁的灵魂，高中毕业后不选择升学，远赴新疆骑单车，读着他纪录在脸书的文字，罗苡珊常常边读边哭。“他才是真正不去依附体制，让我非常向往。” 梁圣岳回台后，邀请罗苡珊一起骑车环岛，但因为正在备考，他把刘宸君介绍给梁圣岳。那个环岛的2014年暑假，成为刘宸君生命里“一切都美好得不可思议”的光景。“那一趟与圣岳的环岛，宸君是很自由的，完全摆脱是男是女的框架。” 两个迷恋山林、热爱自由的灵魂决定在一起。是情人，也是兄弟。 山的启蒙 罗苡珊一直站在最靠近的位置，向往地望着两个独特的灵魂，“我觉得这是很舒服的位置，距离他们很近，但不介入他们的亲密关系。包括后来那趟旅行，我也是这样定位自己。” 罗苡珊其实并不常与他们一同走近山里。他笑说，从小最讨厌的科目就是体育，对山更是一无所知。直到学测前几个月，他终于下定决心奋发念书，在等待前往读书目的地的火车时，一位学姊打电话来邀请他爬鸢嘴山，只穿着帆布鞋的他毫不犹豫答应了。 罗苡珊形容，第一次爬山经验“很魔幻”，“你要仰赖石头、树木作为支撑，你要信任它，那是很深刻的身体经验。” 考完大学，罗苡珊决定与梁圣岳环岛。就如同片中，梁圣岳总是走在很前头，登爬台东辘辘泉时，罗苡珊因脚程跟不上而心慌，不小心踩空坠落，四肢受伤、脸部也有撕裂，“你要毁容了。”这是梁圣岳找到他的第一句话。后来的一年，罗苡珊不敢再爬山，连走在田埂都怕。 等到刘宸君也高中毕业，考上东华大学，并且已计画半年后将休学与梁圣岳到东南亚旅行。几乎每周，罗苡珊都到东部找刘宸君，才重拾爬山。“对于爬山的自信，是跟着宸君时，慢慢长出来的。”两人会轮着当走在前头的人，罗苡珊才逐渐掌握路感，踩着不同土壤，懂得调整身体重心。 说起最有印象的一次，就是刘宸君与梁圣岳即将出发印度前的最后一次爬山——塔魔巴纵走。从清晨走了近十六个小时，但罗苡珊不觉得疲惫，“那次状态非常好，很轻盈的感觉，我们也聊了很多怎么整理出发前的心情。” “你会不会害怕回不来？” “如果可以，当然想回来啊。” 看着刘宸君、梁圣岳即将走向世界，罗苡珊也计画起自己的独旅，从泰国、缅甸到印度，再与两人于尼泊尔相会。 “活着的生命面临死亡一律都是痛苦的，没有痛苦的生命没有尊严。”——吴明益《复眼人》 他也想藉由行动，去体会活着的证明。罗苡珊想象，这趟独旅能带他暂时脱离一直以来待在体制内的不适，与前面二十年的生命画上断点。 各自的旅程 心中不是没有害怕，按下确定购买仰光飞印度的机票，罗苡珊全身都在发抖，“我有强烈的感觉，如果这一趟旅行有人不会回来，那个人会是我。”他想起《复眼人》里的教授阿莉思，因失去丈夫、儿子，决定自杀，默默将物品送给学生，与指导学生吃饭告别。罗苡珊一直怀着可能回不来的心情。 这趟独旅，让罗苡珊终于找到自己探索外界的方式。“整个旅程我想了很多事，包括对于他们的向往。我在他们面前会自卑，他们总是很欢迎我加入，但我有恐惧，害怕跟不上他们，也会失落为什么不能跟他们一样，在旅行中遇到很酷的事。但某种程度，又想跟上他们，一直有拉扯。” “像是我去了缅甸，走过不同的邦，看到不同的样貌，让我重新思考自然的概念。它直接影响到我对于文学、电影信念的转向。我发现，高中时期所读的现代文学，没有帮助我理解眼前的世界，回台后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在拆解我过去的阅读经验。某种程度来说，我找到自己与世界连结的方式。” 找到自己的步伐，还在缅甸的罗苡珊传讯息给刘宸君，说：“我身体目前好转了。但我想了一阵子，觉得以我的程度，不管是高海拔、体力还是负重能力，是不太可能去跟你们所挑选的路线的。我实在是不能逼着自己每次都向往你们到自虐的程度，这也是我真正独自旅行以来，时常思考的。” 然而，当时的刘宸君、梁圣岳已受困洞穴，这封讯息始终没有收到回覆。 “在山里发生的死亡” 再次收到两人的消息，是两个多月后了。“我已经开始做好准备，他们不会回来。”2017年4月27日，罗苡珊正在美术馆看展，突然看到搜救群组讯息留言说“找到了”，“看到那三个字，我直觉是还活着，但打开信之后，第一句话写着‘这是一个复杂的消息’……。”看到信中写着“刘宸君不幸于三天前过世”，罗苡珊忍不住地哭起来，难走步伐。 隔不久，他收到许多慰问讯息，新闻也已经在报导。“那种感觉好荒谬。”就算已试着做好准备，消息依旧来得太快，还未完全理解和消化，新闻却已铺天盖地。 台湾情侣、休学圆梦、男活女亡……新闻简化且耸动的标题，让最靠近两人的罗苡珊感到陌生与抽离，“新闻文字跟我所认识的他们，有很巨大的断裂，那种断裂也让我意识到，刘宸君是真的离开了。”罗苡珊并不以“山难”简单概括刘宸君所发生的事，而是“在山里发生的死亡。” 那种荒谬持续至梁圣岳回国。回台的第一天，梁圣岳反覆练习医院公关提供的讲稿，准备对外说明的记者会。不只练习，梁圣岳还自己修饰讲稿，偶尔问一旁的医院人员确认“这样可不以？”罗苡珊说，那是见到圣岳之后，第一次感到想落泪的时刻。 新闻甚至开始报导为何梁圣岳笑得开心。罗苡珊说，当时梁圣岳有些激动亢奋，脑海中有很多想法，要罗替他他带上一些东西：“老五万”台湾地形图、《沙郡年纪》、黄杆铅笔和空白笔记本。梁跳跃式地述说在尼泊尔的事，包括他们在洞穴里聊了些什么、听了什么歌，罗苡珊在一旁抄写，整理后列印再拿给梁圣岳确认。 梁圣岳惦记着刘宸君的遗愿，他与罗苡珊订下计画：将刘宸君的文字编辑成册、这次事件的非虚构写作、纪录片影像，以及虚构书写。 2017年5月17日，梁圣岳出院，罗苡珊拿起摄影机开始拍摄。 拿起摄影机追溯 一开始，罗苡珊只是随意纪录两人的日常。“那时候没有作品意识，对于拍摄者位置、导演意识也完全没有概念。”拍了七、八个月，素材已有累积，罗苡珊起心动念开始撰写企划书、申请资金，过程中，影像将怎么继续拍摄的想法在脑海中打转，作品意识缓缓成形。 梁圣岳却因此开始有所保留。作品意识影响两人在纪录拍摄的位置与关系，罗苡珊举例，梁圣岳爬到营地后喜欢放音乐，因为拍摄，必须要求他关掉，“这影响到最初很纯粹的关系。”另一方面，梁圣岳也已经有了新生活，时常上山进行文史与生态调查，也考上大学就读，“我觉得他想要脱离之前的状态。”梁圣岳并没有直接拒绝拍摄，但罗苡珊感觉得到那股抗拒，不上不下的拍摄持续了半年之久。 片中，关于梁圣岳的最后一幕，两人在房间里谈话。那一天，梁圣岳终于说出要退出拍摄。“虽然纪录片里没有剪进去，但那天我们聊了很久，其实到后来是蛮开心的。”拍不到梁圣岳，罗苡珊就得承担“主角”的位置，“这或许推着我加速地去面对创伤吧。”罗苡珊感谢梁圣岳担起拒绝的角色。 尼泊尔拍摄计画因疫情中断的期间，罗苡珊回头梳理这段创伤。“对我来说，山难创伤跟性别探索，其实是绑在一起的。”山难之后，罗苡珊想“成为”刘宸君，他收拾自己所有的女性衣物，穿刘宸君的衣服，逼着自己远离阴性特质，不知不觉中，把自己的女孩深埋内心。那段时间，他透过阅读省思自身性别经验，才意识到，那些经由父权体制禁锢包装的伤痛，源自于内心的自卑与不安。梳理与拆解，罗苡珊学习摆脱被单一性别定义的桎梏。 那些阅读里，娜恩．雪柏德的《山之生》给予罗苡珊很大的启发。1940年代，登山是由男性主导的领域，论述崇尚“攀登顶峰”，但雪柏德写的山，就是她家乡旁的高原，她把爬山形容成拜访朋友，是一种与山互动的日常实践——山，不是被征服的单一山头，而是作为整体存在——于是，罗苡珊也这么做。 “在《雪水》里，我用一种非常‘主观身体经验’的方式，用视觉、声音传递我眼中的山，这部片里几乎都是由我的主观视角构成，有很多走路的步伐、自己的手去展现触觉的镜头，我想藉由这样的视觉，来强调走进山的过程里‘身体的能动性’。以身体为经验世界的主体，透过身体带领思维走向山与自己的内在。” 《雪水消融的季节》分成两部分，前半部是在台湾与圣岳的日常纪录，后半部则是罗苡珊飞去尼泊尔进行采访与拍摄，“在台湾的时候，我一直试图用不同形式去捕捉他们的旅途和洞穴经历。但实际到达当地，看到不同于想像中的真实，才让我承认缺席这件事，这个落差是好的。”不只是当初的受困洞穴，已有流水潺潺流出；当年尼泊尔才刚经历大地震，居民全住在临时住所，如今都建设完全，两人所走过的小径，也已经能开车行驶。 “它们（当地的落差与变化）让我知道，我必须站在缺席的位置，因为我终究没有办法体会到他们所经验的。甚至觉得自己想经历他们的那份渴望，是一种傲慢。” “在这次事件中，我的定位是什么？一直是这部片很核心的追问。到了现场之后，我终于理解自己的位置。”抵达洞穴，罗苡珊意识到自己无法待在里头，物理上的，也是心理面的——那一刻，他知道这部片拍摄完成了。 关于谁的纪录片？ 起初，罗苡珊对于叙事的想像，是以自己踏上尼泊尔作为起点，事件则穿插在其中，甚至还曾想过虚构刘宸君、梁圣岳当年的那趟旅行，跟自己回到尼泊尔的旅途交叉剪接，但这面临素材限制和缺失创作者观点的问题。 终究想说的是一个关于自己“缺席”的故事。罗苡珊这几年参与多场工作坊，经常收到将创作者与角色分开、“以第三人称看待自己”的建议，“我懂那套方法论，但我还是会困惑，当导演去设计作为角色的自己时，那还是不是真诚的个人纪录片？”日本导演河濑直美的《拥抱》、《蜗牛》以及南韩导演金宝蓝的《白狗》给予罗苡珊启发与信心，私人且单纯的纪录目的，能有所特别真挚之处。 剪辑过程，最让他陷入难题的主要是梁圣岳的片段，不仅因为前期拍摄缺乏意识与方法，素材杂乱无章，也牵涉到还想说得更清楚，却有种过于给予交代的不适感。他举例，当故事从与梁圣岳日常转至尼泊尔，原先其实是采用梁圣岳住院时所写的文字，但罗苡珊却总感觉有点怪，“一方面，那是圣岳很私人的东西；另一方面，这好像是试图替圣岳向观众去解释什么。那个工具性太强了。” 那段转场，后来改用罗苡珊粉刷满是关于刘宸君回忆文字、关于创作思考笔迹的房间墙壁。这样尝试后，终于觉得对了，“因为这不是一部关于圣岳，而是关于我的视角出发的纪录片。” 2023年9月，《雪水消融的季节》完成定剪，罗苡珊以“决定收手”来形容，“并不是我已经满意了，而是这些素材都被放在最适合的位置，它们前后呼应、创造意义。我没有办法再去做任何更动。” 从定剪到接受，罗苡珊还花上近半年时间，那段时间要面对内心的不确定感，一边还在申请影展、向外推销。直到确定由国际发行片商Square Eyes进行海外发行，他才渐渐安定下来，接受目前版本。 死亡作为联结 对罗苡珊来说，拍摄纪录片是一段面对挚友离开的经验行动。“我已经习惯文字的逻辑，它会困住我，所以选择纪录片拍摄，可以让我更靠近刘宸君、梁圣岳的状态，单纯去行动的方式。”片中前半段，还不熟悉器材的失焦画面，对应着罗苡珊内心不知如何面对事件的心境。 “我想活在他的死亡里。”死亡是排除，也是连结。罗苡珊说：“宸君的死亡是绝对的排除，但这个排除也导致我非常渴望与他的死亡维持联系。这是我想拍摄纪录片的原因。” 片名——雪水消融——同样对应罗苡珊的这趟经验，“在某个时间点后，疼痛有机会被消解、被融解。” 这也说明了，定剪之后的空虚失落。拍摄是向外拓宽经验，剪辑则是不断收拢叙事，“在这一两年，我一直坐在电脑前剪辑、思考文本层次的东西，似乎又跟经验产生了距离。作品必定是文本化的过程，但我觉得真正的答案，行动的答案，不可能在作品里被找到，必须回到经验的现场。” 这阵子，罗苡珊带著作品到各地分享，准备这些演讲素材，终于让他有机会回望感受这趟创作旅程，前往各个地方也让他重拾身体经验。特别是回到花莲，回到曾经与刘宸君一起度过的地方，他终于体会到，所谓的连结，不是活在刘宸君的死亡里，而是让刘宸君回到自己的生命中。 “那就好像他其实不曾离开过。”罗苡珊说，很多朋友们后来都留在花莲生活，没人明说，他们以自己的方式与刘宸君维持连结。 “你也想搬到花莲吗？” “有，有在想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