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ading...踏入2022年的夏天之后,伦敦多个地铁站关闭、全英国铁路网络运载班次大减、英国邮政服务遭到延误、爱丁堡的街道上堆满垃圾……这个被称为“不满之夏”(Summer of Discontent)的罢工浪潮,不同行业都响应罢工的呼吁,展开了一系列的工业行动,从铁路工人、码头工人、邮政工人、清洁工、刑事律师、伦敦巴士司机都参与了这次的罢工行动里面,而多个工会正蕴酿于秋季发起大罢工。 这场牵起英国社会神经的罢工浪潮,其中一个原因是生活成本及物价正急速上升,而工资并无法跟上物价飙升的速度。根据英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反映通胀率的消费物价指数(CPI)于九月按年上升10.1%,是近四十年来的高位。才上任45天就宣佈下台的首相卓慧思(Liz Truss),在九月上台之后,政府公佈“迷你预算案”,提出多个减税措施,一时之间,市场动盪、英镑大幅贬值,结果上任仅一个月的财政大臣关浩霆(Kwasi Kwarteng)被解僱,由侯俊伟(Jeremy Hunt)接任,并推翻早前提出的“迷你预算案”。 面对生活成本不断上升、财政压力增加,政府推出的经济政策却重创经济、并且摇摆不定,民怨一直不断累积。新任首相辛伟诚(Rishi Sunak)上台后,承诺会修正前任所犯下的错误,并称英国正深陷经济危机当中。 歪脑访问了两名参与是次罢工的本地地铁工人和邮政工人、一名华人Uber司机,谈谈参与罢工背后的想法。事实上,在这次罢工浪潮里,却一直难以看见华人、香港人参与的踪影。 罢工工人:生活成本危机、通胀失控,基层工人深受其害 谈到英国今年的罢工浪潮,让我们回到今年六月的夏天,英国爆发了近三十年来最大规模的铁路罢工。这场由英国铁路、海事和运输工会(RMT)发动的罢工,为“不满之夏”掀起了序幕,这场工业行动有逾四万名铁路工人参加,罢工期间有八成列车班次需要取消。 “外界很多人都有一个印象,觉得伦敦地铁的铁路工人常常都罢工,但这不太符合事实,虽然我希望是真的。我今年参与罢工的次数,比起我过去工作那麽多年来的总和还要多。”有份参与罢工的RMT工会代表之一Daniel Randall,他在伦敦地铁工作了接近九年,担任客户服务助理一职,自入职之后就一直有参与进工会里面。 Daniel指,当初他想进入伦敦地铁工作,就是因为想到一个工会文化较强的地方去,“能够容许我去成为工会里面的行动者。”RMT是英国里面涵盖了各运输部门的工会,是英国国内的大型工会之一,过去曾发动过不同程度的罢工。 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伦敦地铁的载客量大减,其财务状况录得亏损的情况,需要仰赖政府的拨款资助。裁员、修订退休金、冻薪等等措拖是政府及铁路公司祭出的手段,这是最初引发地铁工人酝酿罢工的开端,Daniel质疑:“为什么每次受到影响的都是劳动阶层的员工,而管理层及僱主却仍然在坐享那些盈利及好处?这是不公平的。” 铁路工人进行罢工,都会作出事先的预告,而Daniel也走上了工会的纠察线(Picket line)上。过往地铁工人的罢工行动,在媒体上的描绘往往是对人们带来的影响,“媒体都很爱集中在罢工如何带来不便、也喜欢访问途人的看法,”Daniel表示,这段时间的罢工,虽然导致铁路网络陷入了瘫痪的状况,“但也得到了坊间高度支持,我想如果大家是看到全貌时,他们是会理解的。” 这场从六月开始掀起的罢工浪潮,至今尚未落幕,RMT与铁路公司之间关于薪资、工作、工作条件的长期争议仍未解决,罢工行动仍然持续。Daniel表示,过去五年间,英国的罢工行动处于低潮期,而今年各行各业的工人都纷纷发起工业行动,“我觉得这是很有象徵意义的回潮,人们相信工人行动是能够带来某种社会改变,也是一个象徵希望的时刻。” 当日常生活中的食物、能源、必需品的价格不断上升,然而工资追不上通胀的升幅,实际上是变相“减薪”。 另一个发起罢工的英国电讯业工会(CWU),有近11.5万名邮政工人持续参与罢工行动。Jason Richards在威尔斯西南部的城镇阿伯德尔(Aberdare)里当了邮差已经17年,加入皇家邮政(Royal Mail)不久之后,他就加入了工会,后来担任了该处的工会代表大约九年。 “当时的工会代表问我要不要参加工会,我就加入了。”Jason表示,他的父亲过去是矿工工会的工会代表,“他曾经参与过1984至1985那场对后来影响深远的矿工大罢工,虽然最终失败了,但当年的工业行动持续了近一年。”1970年代,英国的工会运动的高峰期,直接或间接地促使了政府的下台,根据1979年的数据显示,当时有53%的劳动人口为工会会员。 当年那场大罢工的失败,普遍被外界视为是前保守党首相戴卓尔夫人及其拥护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胜利。上世纪80年代戴卓尔夫人上台之后,英国推行一系列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包括将公共产业私有化、削减公共开支、大幅减税、放宽金融监管,而当中对于工人运动影响最深远的,是在她的任内打压工会力量。自1980年起开始,工会会员的数目就处于持续下降的趋势,在2021年的数据中,英国的劳动人口中只有23.1%为工会成员,大约为6.4百万人左右。 相比起伦敦地铁工人罢工,邮政工人的罢工却是较为罕见,Jason说:“对上一次应该是13年前了,过去数年虽然也有一些劳资争议,但未去到罢工的阶段已经能够解决,唯这次发起罢工之后,我还看不到甚麽时候能够解决。”皇家邮政作为资方代表,称工会拒绝接受它们所提出的加薪5.5%方案,而皇家邮政最近更警告若罢工行动持续,明年八月前将会计划裁减高达一万个职位。 “你看,皇家邮政去年盈利7.58亿英磅,目前生活成本上涨的危机仍然持续、通胀失控,有钱的人继续有钱,但基层则要继续接受及面对加诸在身上的难关,这是不公平的”,Jason指,这次的罢工得到社会的高度支持,“在纠察线上,我们得到了很多的公众支持,如果没有大众的支持,我们不能处理这样的争议的,但大家都知道目前正在发生甚麽事情。” 上一代移英华人的保守、BNO移民仍处于融入社会的早期阶段 虽然英国参与工会的人数比起高峰时期有所下降,然而英国社会一直有着深厚历史的工运传统,故整个社会对于以罢工手段争取权益一事并不陌生。参与罢工的工人中,除了传统白人以外,也能看到其他族裔参与其中,然而,亚裔及华人面孔却甚少能够发现。自BNO签证计划实行以后,英国至今已批出约13万个签证,过去曾以罢工手段作政治诉求的香港人,参与进本地工运里的情况仍然罕见。 由于最新的人口普查详细数据仍未公佈,根据英国于2011年的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当时在英格兰及威尔士的华人(Chinese)族群的人口数目大约是39万,仅佔全部人口的0.7%。 位于东伦敦的克尼华人社会服务中心经理林怀燿移居英国已经五十多年,多年来,他都有在关注华人劳工的议题。林怀燿表示,英国的华人一直都很少参与进当地的工人运动当中,“这里的华人群体一直对于英国工人活动的争取、社会议题的争取都有少有参与进去的。” 林怀燿说,这种状况跟上一代的华人到来英国的背景有很大关系,“最初来英的那一批华人,是上世纪50至70年代的新界人,”这群来自新界的人,到达英国之后要面对语言不通、没有城市工作技能的困境,“很多人就会进入了饮食业,华人之间一起去开中餐馆。可是同时期的黑人,他们来到英国之后就要协助战后重建,一来到就投入到主流社会去工作,接触的都是主流工作的环境。” 华人社群留了在中餐馆的行业里面,自成一角,“所以当时大部分华人的工作环境都是孤立于主流社会及工作以外的,可以来了几十年,但一句英文都不懂。而第二、三代的华人,不少又继承了饮食业,在这样的家庭背景下长大,不会觉得自己是工人或社会运动的一份子。” “一般华人社群对政治感到厌恶,又觉得罢工会影响到他们,所以不会有共鸣。另一方面,作为饮食业僱员的那些华人,又会受到僱主恐吓,不敢加入工会,有个不成文的规定是唐人街不可以有工会。”林怀燿解释道。 至于近两年大量香港移民来到英国各地,林怀燿认为这群新来的移民很多都进入了主流社会的行业里面,“就业层面上宽阔了很多,现在也才两年而已,有些人才刚到达,处于寻找工作的阶段,现在讨论都是言之尚早。” 今年七月,有港人团体进行的研究显示,移英港人普遍都会关注政治,有超过八成受访者已登记成为英国选民,愿意去行使投票的权利。然而,吊诡的是只有不足两成受访者参与本地的政治及社会议题相关活动、1.2%的受访者相信能透过联合的行动来改善社区、65%受访者认为不能为社区带来改变。 曾被戏称“好锺意返工(很喜欢上班)”的香港人,在这次罢工浪潮里,也曾经引来过一些争议。八月期间,苏格兰的清洁工人进行为期12日的罢工,以垃坡堆积如山的状况来向地方政府施压,惟有移居到爱丁堡的港人自发清理及收拾街头的垃坡,经传媒报导后惹来网民批评,认为是消弥了清洁工人罢工带来的压力,此事更进一步引来香港建制媒体大做文章。 前职工盟总干事、目前在英国成立非政府组织“劳权监察”的总干事蒙兆达,同样表示香港人在英国生活的时间不算很长,“仍然有很多事情需要安顿、可能没有甚麽空间跟心力去关心,加上以往香港人参与公民社会或罢工的经验不是太多,但意识上已经是有所觉醒的。” 虽然在2019年的反修例运动期间,为了响应“大三罢”(罢工、罢课、罢市),香港多个行业纷纷设立了新的工会,当时甚至成为了一股趋势及浪潮,在2019年6月至2020年2月期间,劳工处收到多达735宗新工会的申请。 蒙兆达认为,当时有很多人参与罢工是为了达到政治诉求的目的,属于“政治罢工”,但香港人过往较少参与及发起因劳资争议而引发“经济罢工”,“可能会带来意识上的提升,但性质及诉求上是有所不同的,而且过往港人对工会的心态有一点是有事情发生后才找工会帮忙。但英国不一样,一般是入职后就加入工会的,而工会对会员的身份是颇为重视的,如果不是工会会员的话,便不会太提供支援。” 如果说港人移英后,进入的是主流社会的职场上,要加入工会的机会相对容易。蒙兆达说,他认识有以前职工盟的成员来到英国之后,在超级市场里面工作,已经加入了当地的工会,“他上班第一天就已经有工会代表找他,然后他就加入了工会,之后有遇过一点小问题,都能找工会代表去反映意见及寻找协助,不需要藏在心里。” 蒙兆达建议,若果移英港人有意加入及了解工会的话,职场上有工会专用的壁佈版,而公司里工会代表的身份是公开的,要找到人其实并不困难,“这边有几个大行业的工会,有不同的工会可以加入。”他又提醒,如果可以的话,不要只做一个付费的会员,“可以尝试参加工会举办的活动,认识多点本地人,并尝试与社区去建立关系。” 华人Uber司机:只有站在一起才能团结争取权益 然而,也不是完全没有华人参与进英国的工运里面的。“应用程式和外卖员”工会(App Drivers and Couriers Union,ADCU)在今年六月的时候,也发起了为期一天的Uber司机罢工及抗议行动,以抗议生活成本及油价飙升的情况。 其中一个参与罢工的Uber司机,是在香港出生、并在英国长大的Philip To。 Philip在很小的时候已随家人移民到来英国,当上Uber司机大约四至五年左右。2020年的时候,他在朋友介绍下加入了ADCU工会,“这是我第一次加入工会。”这个工会的会员主要是来自应用程式司机及外卖员等,例如Uber、Deliveroo、foodpanda等,在零工经济下被视为“自僱人士”的工作者。 跨国企业Uber一直坚称Uber司机的性质定位为自僱人士,然而司机属于自僱人士或公司员工之间的分歧,一直存有争议。2015年的时候,ADCU工会把Uber告上法庭,纠缠了接近六年的案件,最终于2021年的时候,最高法院正式裁定Uber司机属于公司的僱员,可享最低工资、有薪假、退休金计划等劳工保障,可说是小胜一仗。 “过去只是一个又一个以个体为主的司机,但只有司机们愿意站在一起,工会的力量才能展现出来”,Philip向我解释当初加入工会的一些想法,他认为如果人们不团结起来的话,“就得不到我们想要争取的东西。” Philip说,Uber常常都在修改司机伙伴条款,而作为司机的他们,只能被动地在条款更改前的两星期才收到通知,“另一方面,伦敦的交通规则也是常常在改变,首先要有Private Hire Driving Licence驾驶执照,也要通过各种不同的测试”,作为单独的Uber司机,只有很低的讨价还价能力。 加入了工会成为会员之后,Philip跟其他司机一起开会、协助招募更多司机加入工会、也有在帮忙处理其他仍在法庭上的案件,“只有更多司机加入我们,工会才会有更多游说方面的能力。”Philip直言,在参加与组织工会的过程中,对他来说也是一个充权(Empowerment)的过程。 谈到去年的的胜诉时,Philip坦言“当然是开心的,但前面还有很多的挑战在等待着我们呢。”然而,在工运的领域里,始于难以看到华人或港人的身影,在英国长大的他这样认为,“华人社群是保守的,心里想的可能是如何去克服这个工作。但我觉得,自从2014年的雨伞运动之后,香港人愿意站出来发声,情况开始有了不同。目前来到的港人移民,先给时间大家去慢慢融入社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