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莱彻问我：“世界上有两个国家声称他们没有疫情，你知道是哪两国吗？” “其中一个是北朝鲜？” “对，而另一个就是我的祖国。” 有时他的祖国显得比朝鲜更神秘。通常弗莱彻对中国人说他来自土库曼斯坦后，对方反应都是“没听说过”。有次他在北京坐出租车，司机好奇问起他哪国人，一听国名便摇头：不知道，一个小国吧。 其实这”小国”面积并不小，49万平方公里，是中亚五国中仅次于哈萨克斯坦的国家。只是人口却只有500多万，比香港还要少一百多万。外国人入境土库曼极难。作家刘子超在他中亚游记《失落的卫星》中写道，他最终也没能去成土库曼斯坦，只能通过该国前总统尼亚佐夫写的书《鲁赫纳玛》，一窥它的光怪陆离。这本书半是独裁者的自传，半是国家的指导精神，土库曼所有公立学校的学生，公务员，机关单位，军队都要学习本书，当做日常行为的准则。前总统在书中写道，他认为舞蹈、戏剧不利于土库曼人成长，于是加以禁止。弗莱彻证实，这些确实被禁止了。 土库曼和其他斯坦国都原属苏联，于1991年苏联解体后建国，所以俄语也是当地官方语言之一。弗莱彻觉得，被苏联的统治历史，推动了土库曼在宗教层面的世俗化，所以他虽信仰穆斯林，但并不按宗教清规生活。 建国后的土库曼政体和美国一样，总统制，但这只存在于书面上。实际中，土库曼执政党禁止境内其他政党活动，监控反对派，尼亚佐夫在境内大搞个人崇拜，修改宪法逐步扩大总统权利，并最终将总统修改为终身制。自独立以来，土库曼斯坦的经济学人民主指数自独立以来一直持续低于2.0分，时而被拿来和朝鲜对比。采访时，弗莱彻差点没让我录音，说能不能就只书写下来，“你知道我的国家，很像朝鲜。”他还曾交代我，不要问敏感的政治问题，“不想惹麻烦”。 土库曼斯坦的新闻自由度排名也和北朝鲜接近，近年甚至低过北朝鲜，连年位居倒数第一。弗莱彻说，土国的大学里没有新闻专业，尽管电视上有许多电视频道，但相关从业人员也无需学新闻，而是”政府的人“。 好在他们在对外交流上，并没有朝鲜那么封闭。2017年中方驻土库曼斯坦大使孙炜东称，土方在华留学生超过2000人。弗莱彻作为其中一员，已在中国待了九年，辗转三个城市。 他普通话流利，熟练生活在当代中国的快递外卖、地铁打车等各种系统中，能在外卖软件上输入“请不要放豆皮，谢谢”，能找到隐藏在超市角落的裁缝和干洗店，并跟店员解释“这个白色网鞋怎么洗都不净”。他会告诉出租车司机比地图导航上更快更不堵的路；租的房子靠近就读的学校，但离地铁站偏远，于是三年前，他买了一辆二手电动车。在异乡，他骑着这辆“小电驴” 再换乘地铁，在学医之余一度跑遍大半个城市兼职做英语老师。从家中妈妈生病起，他就自己打工负担学费。现在他同时接了三个培训机构的工作，几乎没有完整的休息日，这样一个月能赚三四万人民币。但他不觉得自己富有，平日生活都控制预算。 辗转三个城市，国际生的江湖 回想起第一次来中国，弗莱彻还只有17岁。 他一家人都跟中国有不少渊源。父母做跨境服装贸易，在新冠疫情爆发前，通常约每三个月来一次中国批发衣服，再回国转卖。 2012年8月，他先和妈妈、姐姐从土库曼坐了三个半小时飞机直达乌鲁木齐。最初，他觉得广州是中国最好看的城市之一，想去那读书。于是三个人花了9000元机票再飞去广东。弗莱彻清楚记得这个机票价格，太贵了，“还是单程”，他强调。在他的国家，机票价格在各个时段都是恒定不变的。 他们没有事前做任何功课，直接前往广州的学校申请入学，但广州的学校都表示留学时需要事先先网上申请。他们只好前往另一个内陆城市。那里的学校很爽快，外国留学生想来华学中文，交学费、走流程即可。 弗莱彻大她三岁的姐姐当时在在那读另一个专业。弗莱彻的计划是：两年学中文，六年医科本科，三年研究生，三年博士，一共16年。父母笑他要一直待在中国了，但也不反对。 然而，一年后他决心离开这座北方城市。导火索是他和五个塔吉克斯坦人打架了。中亚民族存在大量历史渊源，乌兹别克族与塔吉克人素来不和，乌兹别克斯坦又与塔吉克斯坦不断有历史争端，身为乌兹别克族的弗莱切不喜欢塔吉克斯坦人。他认为，塔吉克斯坦人“平日在外面到处打架，也没人会说”。学校的所在城市有很多塔吉克斯坦人，这让弗莱彻想离开，于是一年后，他前往一个南方城市的大学学中文。因为母国处于内陆， 80%领土被卡拉库姆沙漠覆盖，弗莱彻偏爱这座有海的城市。这次他吸取上次在广东的经验，提前咨询了校方。学校给了明确回复。 抵达学校宿舍，他敲门，戏剧的一幕出现了，他想逃离的就站在他面前——一个来自塔吉克斯坦的新舍友给他开的门。弗莱彻直接跑去宿管中心提出想换室友。他给宿管的说法是，他们和塔吉克斯坦人的那种矛盾渊源，就像中国和日本，住在一起会感觉到不适。工作人员给他换了一个土耳其室友。他去到新宿舍，推门又是一阵惊吓：土耳其室友正和一个女生在床上睡觉。 18岁的弗莱彻此时还未有性经历。在他的国家，性观念保守，未婚男女界限分明。2019年，土库曼斯坦教育机构人员、国安人员、警方和医生没有预警地前往达沙古兹一所中学，突击检查学生手机上是否有黄色信息，又组织女学生做妇科检查，检查是否已发生性行为，这一新闻传至国际。对此，他波澜不惊地告诉我，被检查的女生如果不是处女，他们就要找出与她发生关系的男生，让他坐牢，或者让他们结婚。 厦大宿舍楼里，弗莱彻边说抱歉边掩门退出，他又折返回宿管中心，表示想再换个舍友，除却舍友带女生回来睡觉之外，还因为宿舍里很多烟蒂。办公人员回应说，和女生睡觉是正常的，不过可以让弗莱彻把抽烟的事写个投诉反馈。弗莱彻说，没必要写反馈，他只想换一个不抽烟的室友就行。 他问，有没有来自加拿大或美国的？ 最后，弗莱彻成功换来了新室友，一个加拿大人。在和加拿大室友的相处中，弗莱彻觉得，自己很难融入欧美人的圈子。在他眼中，这些西方人更喜欢和同样背景的人待在一起。“像我，来自一个不知名的小国，那跟我一起玩就不是一件很酷的事了。”我问他会为此感觉到歧视或不适吗？他说感觉还好。“那时候大家都很小，我也很小。我们都想和酷的人住在一起。” “但是当我们长大，我们意识到，人和人之间并没什么不同。” 在南方又学了一年中文后，弗莱彻赴北京学医。弗莱彻喜欢北京。 说不谈政治，但也关心政治 在北京，弗莱彻生活规律。点外卖爱点宫保鸡丁和鱼香茄子，每天健身45分钟，每周三晚上八点去踢足球。他从百度联系上了一个足球爱好者的俱乐部。他每天固定看美国媒体NBC的夜间新闻，有时会看南华早报的视频——他来自一个没有新闻的国度，但在外国，他通过Youtube等讯息，对诸多媒体都有所了解，认为FOX、CNN、CGTN各有偏向的立场——虽然他所处的这个外国实际也禁止了这些外网。有段时间他还制作视频，最高一期播放量的视频里，他分享在华的学习经验。视频发布后，许多人咨询他的在华留学事宜。 弗莱彻觉得北京发达、生活便利、生活质量高。他举例说，如果车坏了，在土库曼斯坦，可能得等一个月从其他国家拿来零件更换，但在中国，找家最近的店面，当天就能修好。北京比起土库曼也有更多工作机会。“在我的国家，有工作是一种奢侈。”土库曼斯坦天然气和棉花资源丰富，但并没发展出很多工作机会，有稳定工作的人相当少，很多人都是打零工。据丝路新观察网引述关注中亚局势的网媒inozpress称，根据各种消息表明，土库曼斯坦有60%的人口是失业状态，但土方没有公布官方的失业数据。所以当初他父母为他在中国挑了医学这个专业，无论怎样，医生都不太容易失业。 弗莱彻父母在除了卖中国进口的服装，也卖冰淇淋。但土库曼外汇被严格管控，与境外交易的美元只能从黑市购买，黑市也由与政府有关的人把控。弗莱彻认为，自从2015年从中国开始借钱后，土库曼更加衰落。因为借来的钱都投入到建筑上，没钱还就用外汇，导致美元更加紧缺。 土库曼是一个根据总统个人喜好来治理国家的国度。由于总统别尔德穆哈梅多夫喜欢白色，首都阿什哈巴德的建筑景观基本全部改为白色大理石，甚至如果驾驶黑色车辆也会被要求涂白，否则可能会遭到处罚。弗莱彻还记得2007年选举的时候，别的候选人都在说教育民生，就这位总统一直说要多建些白色建筑，让城市更美丽。“他不知道人们真正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弗莱彻说。 土库曼斯坦是阿富汗邻国。自从拜登政府4月宣布9月11号之前全面从阿富汗撤军后，阿富汗形势日益严峻。7月27日，联合国报告指，随着塔利班和阿富汗安全部队的对峙升级，5月和6月，近2400名阿富汗平民伤亡，是2009年以来的最高伤亡记录。8月15日，塔利班宣布接管阿富汗，阿富汗总统加尼逃离喀布尔。 弗莱彻一直关注着相关新闻，这跟他切身相关。7月12日至16日，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出访了土库曼斯坦等中亚国家，议程之一就是探讨阿富汗事宜。塔利班发言人扎比乌拉·穆贾希德7月对俄罗斯卫星通讯社表示，阿富汗与土库曼斯坦和伊朗接壤的边境地区已经完全被塔利班控制。塔利班势力的扩张使土库曼不得不在边境加强兵力，这时征兵就更成为国家重事。而弗莱彻不想回国参军。 在异乡一晃九个年头，弗莱彻今年26岁了，如果他还在土库曼斯坦，就得服兵役。土库曼实行强制参军制，每年两次征兵期。分别是四至五月和11至12月。18到27岁是服兵役年龄。2022年3月份弗莱彻将迎来他的27岁生日，也就是说，2021年12月前，他不回国，就能成功避开最后一次军兵招募。 起初他担心自己护照过期后会被遣返回国参军。他甚至想到一个plan B——如果到时新护照还没下来，他想以做鼻子整容手术为由，在中国留下来。弗莱彻眉眼立体深邃，嘴唇偏厚，他本是黑色短直发，但将头发烫成棕色小卷，认为这是当下“世界时尚”。他最近还网购了项链和手表。他说他有强迫症，不喜欢自己不够直的鼻子，为此他去了好几家医院，还咨询了在整形科工作的老师。他的Plan B整鼻手术不用等到年底，可以提前做了：近日大使馆给他发新护照，他不用担心被遣返回国参军了。 不过这也好，弗莱彻说，这或许能让总统认识到，国家面临真正的威胁，总统就能够少思考关于城市美化的事，多想些实际的问题。 土库曼从总统到基层官员，腐败都很严重。根据2021年发布的腐败感知指数，土库曼在179个国家中排倒数第十二，腐败度极高。弗莱彻说，每次想到这些都会生气，生气起来他就会告诉自己，这些人和他有什么太大关系呢，不如不想。 弗莱彻感慨，有时候一个小的决定就能改变人的一生。新冠疫情刚在中国暴发时，外国同学几乎全部回国，父母也叫他回去，他不想回去，一度因此而起争执。他说，现在很庆幸自己没回去。如果回去，由于疫情的限制，他很有可能继续留在本国，那样他的人生就会是参军两年，然后到了年纪，结婚。就与如今是完全不同的方向。 我说，那你怎么知道，这样的方向不好呢？说不定也是另一种幸福的人生。 “我不会高兴的。” “什么令你高兴？” “自由。在北京的自由。” “谁爱极权呢？我爱民主。”他曾对我这样说。有趣的是，他当下所在的，也并不是一个民主国家，有时候中国可能接近他的祖国。而他又比所在国走得更远：他不看抖音，主要看Youtube；他用VPN，关注国际新闻；在这里，他的朋友从巴基斯坦人到南非人都有。 有一次，我和弗莱彻一起看Youtube一期关于新疆的视频，他非常谨慎，让我把两台手机都设成飞行模式。 我问他，有这个意识，是因为土库曼还是中国的影响？ “都有”，他说。 但弗莱彻用异乡人的视角，还是感受到了中国的自由。这自由可以让他远离封闭传统的国度，避过参军制度。在北京他还不用被强迫爱国。他抱怨在土库曼，人民在每个特定的节日被强制举国旗，他搞不懂这有何意义，“可能就是为了在电视上显得好看？”历史课本中很少讲述近代史，他们学世界史，以及久远的追溯到奥斯曼帝国的历史。弗莱彻说他不喜欢历史，由胜利者书写的，他不觉得那就是真实。 比起“中国”，改变他的更可能是“异乡生活”这件事 除了逃避参军、逃避封闭国度，他不喜欢回土库曼的另一个原因，是逃离他的家庭。 土库曼斯坦的女性地位极低，性别与家庭暴力问题严重。据国际人权机构的报告，土库曼女性遭遇家庭暴力问题广泛且严重，但官方并不认知与讨论这一现象，受害者也没有保护机制。弗莱彻五岁时，父母就离异了。亲生父亲是酒鬼，没日没夜喝伏特加，而继父在小时候经常打他和姐姐。 “现在想起来，他真不应该打女生，打我是可以的。” “打人都不可以吧，是暴力。” “有些人会用‘暴力‘这个词，有些人用‘严格’。” 直到弗莱彻九岁开始做水工赚钱后，继父打他的频率才降低。如今每次回家，他也都是在帮父母干活，“别的什么也做不了”。 在中国，弗莱彻还打破了祖国的男女区隔观念。尽管一开始被土耳其室友床上的女孩吓坏，但后来在南方，他也曾用微信“附近的人”第一次和女生发生性关系。在北京，他曾有过两段认真的恋情，都是网上认识的北京女孩。弗莱彻说，你知道最讽刺的是什么吗？两次分手都不是因为我这个外国人要离开北京，而是她们出国，一个去了英国，一个去了美国。 我问他，你就没有觉得中国有不好、而你们国家好的地方？ 他说，可能土库曼的人比较热情吧，中国人如果不认识你，就完全不在意你。令他印象深刻的是，有次他在北京地铁上看到一个男人打女人，但旁观者都冷漠处之。 哪怕在中国生活了9年，他依然觉得自己是一个他者。而他也记得在他居住的小区里，一个阿姨经常跟弗莱彻打招呼。“出去啦”、“回来啦”，弗莱彻用中文模仿着她说话。他说，这种时刻，他觉得自己在这里是被接受的。 但想了一会儿，他又补充：“在中国，你从来不被当作自己人看，他们永远会觉得你是外国人。”除了本地人对外国人的他者凝视，这种区分更多来自政策层面：小区门口的人脸识别要登记身份证，没有中国身份证的他就不能使用；疫情期间线上买药，需要登记身份信息，登记选项也只有“身份证”；“健康宝”推行的头两个月，外国人也用不了；他想做投资，但不能在中国无法买股票买基金、不能买房。 中国如何改变了你吗？我问。弗莱彻说，中国让他理解了一种在他的祖国可能属于“非传统”的生活方式。比如在家乡，男女都分得很开，做什么事也都要不断走后门求人。但他成年生活都在中国，在这里他更加独立，也更加自信。 比起说中国如何改变了他，或许更精准的说法是“异乡”如何改变了他。在异乡生活带来的影响，不局限在那个地方和那里的人带来的影响，而是交汇、杂糅与碰撞本身，使得多元和开放成为一种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