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岁的末代港督彭定康在香港主权移交25周年前夕发布新书《香港日记》，从个人的角度出发，以日记的形式详细纪录了他在任的五年内（1992年4月10日至1997年6月30日）香港政府的运作细节、主权移交的过程与期间各方的角力。 香港作为前大英帝国殖民地，是这个日不落帝国解体前的最后一根支柱，也是首次英国未给予属下殖民地独立地位，而将其移交给其他国家。对于彭定康来说，这意味着英国必须带着荣耀离开香港。因此，当他在1992年失去巴斯（Bath）选区国会下议院议席后，在机缘巧合下被保守党党友亦是时任英国首相马卓安（John Major）安排赴港，于7月9日接任卫亦信出任第28任香港总督时，彭定康为自己订下的目标不仅包括筹备并确保1997年香港主权顺利移交，更要巩固法治并努力扩大和深化民主，令香港在1997年后仍能维持高度自治。 《香港日记》详细记述了他在任内为以上目标所付出的努力以及所遭遇到的意外阻力；这些阻滞，不仅来自于北京，更来自于后方——英国政商界以及香港的公务员团队。 近年，彭定康多次公开声援香港的民主运动。除了支持2014年雨伞运动和2019年的反修例运动外，彭定康在2020年《港区国安法》生效前，与近200名全球政治人物发表联合声明，批评《国安法》冲击香港自治、法治与基本自由。随后，彭定康加入关注香港人权状况的英国非政府组织“香港监察”（Hong Kong Watch），成为赞助人。 在《香港日记》的新书发布会上，彭定康抨击中方违背《中英联合声明》，可能是因为这一份直白，香港3大知名连锁书店——商务印书馆、Bookazine和诚品，皆拒绝贩售彭定康的这本新书。香港读者只能在楼上书店或通过海外途径，买到《香港日记》。 了解香港史的必读文献 对于有兴趣了解更多香港史的读者来说，彭定康的《香港日记》不失为一本必读的文献。书中涵盖了香港主权移交前后的重大议题，包括新机场建设、香港公务员退休金问题、越南船民问题、英籍少数族裔人士的身份权益等议题。更重要的是，《香港日记》记载了彭定康与中方日复一日的斡旋与缠斗，以及回归前香港政圈的暗涌；用彭定康的话来说，香港政治是一个“蛇坑”（snakepit）。尽管本书长达五百余页，但彭定康坦承、精准且幽默的文笔，为阅读增添了许多乐趣。 在书中，他直白地表达了自己与中方周旋时的挫败，对包括时任中共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鲁平在内的中方官员的厌烦、对英国政客和商人向北京“叩头”的不满、对香港公务员团队在回归后是否能如常运作的担忧；同时他也不吝且不避讳分享自己与妻女的家庭生活、他作为港督所享受的特权待遇（直升机、粉岭别墅、管家、厨师和司机）、他的上流社交圈、他的体重和身体健康状况、走访香港各区的轶事，甚至这个“香港第一家庭”的两只爱犬“梳打”及“威士忌”，也是书中的主角之一。 跛脚鸭或北京烤鸭 1996年10月，彭定康即将卸任前夕，前美国驻华大使温斯顿·罗德（Winston Lord）写信给他。在信中，罗德赞誉彭定康证明了自己既不是一只“跛脚鸭”（lame duck）,也不是一只“北京烤鸭”（Peking duck）；这让彭定康心感戚戚然。 与以往的港督不同，彭定康本身没有涉及中国和英国殖民地事务的经验，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政治家。而担任港督对他来说是一项全新的挑战。彭定康在书中表示，无论他做什么，总有人指责他向中方叩头；同时，另一派则抨击他搞僵了与中国的关系。 在上任的第二年，他在日记中写下了自己对香港这个城市的认识：“香港或许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一个有自由却未完全民主化的社会。而它向完全民主化行进的路径因1997年主权移交的迫近而蒙上了阴影。虽然中方签署了《中英联合声明》，确保香港在1997年后的“五十年不变”，而英方除相信中方会信守承诺外，别无选择——毕竟香港好，中国才会好；反之亦然。我们应尽力给予香港最大机会，使之在主权移交后仍能维持一个自由城市（a free city）的身份。对于香港人来说，他们其中的大部分都是当年为逃离共产主义政权而来到这里的难民，他们应有机会和能力去保卫他们的公民权（citizenship）不受侵犯。”他也向党友和部下反覆重申，不应任中方予取予求（I’m not persuaded that, because the Chinese may behave in a thuggish way, we should always give in to them.)。 1992年10月，彭定康发表了任内第一份施政报告，报告提及政制改革方案，除了改革立法局的选举制度——“两局分家”，以取消所有委任议席，更新增九个功能组别议席“新九组”，使所有在职人士都有资格投票，以加快香港的民主步伐。 此举立刻引起中方强烈不满，认为彭定康的政改方案未曾咨询北京意见，并声言将在香港主权移交后取消相关改革措施。包括鲁平在内的中方官员，大骂彭定康是“千古罪人”、“毒蛇”、“小偷”、“娼妓”，是在为民主派跳“最后探戈”，被彭定康在日记中揶揄为“在‘文化大革命手册’中寻找用来形容我的合适名词”。最终，彭定康的政改方案获立法局通过，民间反响热烈，投票率大增，但中共执意终止“直通车”，不让1995年当选的立法局议员过渡到1997后的立法会，另组“临时立法会”。而自宣布政改方案后，彭定康任内再未被邀请与中共领导人会面。 《香港日记》披露，为阻拦彭定康的政改方案，中方在1992年的机场融资安排谈判中，将新机场的建设与立法局直选议席挂钩，以拖延战术阻挠彭定康的施政，使新机场动工延迟及造价上涨。彭定康在日记中也多次写到，北京以英国对华进口和贸易相要挟，以达到自己想要的政治目的，而对英方则立场强硬、寸步不让，令中英联合联络小组（Sino-British Joint Liaison Group）的谈判进程严重受挫。在书中，这被彭定康统称为“China bully”。 另一方面，彭定康的施政也饱受来自本国的批评声音。彭定康曾落区深水埗和旺角，体察民情，目睹居住在“笼屋”中的香港低下阶层的境遇，令他在任内大幅增加社会福利和基建开支，这引起中方和部分英国政客的不满，认为他是在“浪费公币”。英国外交部官方和多名在港英商也从背后攻击彭定康，以向中方示好。而英国保守党在彭定康担任港督期间，遭遇分裂。彭的密友马卓安为保首相之位，被迫在党内重新选举。随后，保守党在1997年英国大选中惨败，工党的贝理雅（Tony Blair）挤下马卓安成为首相，这一系列政治纷争也影响了彭定康在香港的施政。 哪怕是香港的民主派，本应是彭定康所提倡的民主改革的最大受益者和天然的政治盟友，也与这位末代港督产生了分歧。彭定康在主权移交前夕无奈地承认了他与李柱铭所领导的香港民主派之间的紧张关系：“他们是善良而勇敢的人。我们让他们失望了。” 这种腹背受敌和两边不讨好的政治生态，在《香港日记》中占据了极大篇幅，可见彭定康虽有雄心壮志，但在履行港督职责时所能游走和操纵的空间实在有限，局限了他能为香港做出的贡献；用评论家的话来说，是太少又太迟了（too little and too late）。 全香港最清醒的人 在《香港日记》里，彭定康记载了一个他之前也曾披露过的小故事。在离任的最后几个星期，彭定康在视察青山医院（香港历史最悠久的精神科专科医院）时，遇到了一位穿着三件套西装的男患者。这名男患者走上前用流利的英文对他说：“总督先生，我可以问您一个问题吗？” “为什么英国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民主国家之一，在未征求港人意见下，要把香港这个运行良好的自由城市，移交给世界上最大的极端国家？”这位男患者的话，令彭定康感叹为何全香港最清醒的人（the sanest man in Hong Kong）被锁在了精神病院里。 可能和这位男患者一样，彭定康也是一位痛苦的清醒者。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以美国芝加哥学派为首的政治学家和包括戴卓尔夫人（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在内的西方世界主流政要都相信，经济改革必然带来政治改革。在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下，中国将从一个极权国家变得更为民主开放，最少将转型为如李光耀治下的新加坡般的“仁慈的极权社会”（Benevolent Dictatorship），（在《香港日记》中，也有很多关于李光耀和他治下的新加坡的精彩内容）。这一理念使得包括英国在内的西方主流国家默认香港主权移交为既定事实，更期望一个民主和自由的香港能改变闭塞和专制的中国；而不是反方向。 对此，彭定康在日记中毫不留情地将其斥为“妄想”（delusion）。他同时也痛心地发现，包括英国工党前首相詹姆士·卡拉汉（James Callaghan）在内的政要漠然地认为北京领导人在未来必定会表现地很差劲（behave badly），但我们无能为力，因此无需大惊小怪；“现实点（get real），耸耸肩，然后事情就过去了”。 因此，彭定康一方面愿意说服自己，相信香港的经济繁荣可为中国的政治经济改革带来积极效应。在他任内，香港经济发展蓬勃，其中以楼市和股市最为显著。在1993年12月10日，恒生指数首次冲破10,000点并以10,228点收市。而在同年4月1日，彭定康成立了香港金融管理局，以确保整个银行体系的稳定。他本人和后来的布政司，也是首位华人布政司，陈方安生多次飞往美国，游说白宫和国会无条件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在他对美方的陈述中，彭定康强调，中国经济改革的成果将有益于地区和世界的稳定，而良好的中美关系将有益于香港的长期繁荣。 而另一方面，警报仍未解除。虽然外界常以“生金蛋的鹅”（golden goose）和“矿井中的金丝雀”（canary down the mine）比喻香港，认为中共不会冒险损害香港的繁荣，特别是经济的繁荣，从而影响自己的发展。但就像《香港日记》中彭定康警吿读者的，在中方高层心中，党的利益与国家利益是统一的。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香港的成功对于整个国家来说将逐渐失去重要性。一旦这只“金丝雀”危害到党对国家的控制权，那么中共将会毫不犹豫地掐死它。 让彭定康无法消除这一悲观情绪的原因在于他无法信任北京官员对港的管治能力。他在日记中披露，他在会见鲁平时曾提到法治（Rule of law），鲁平则指我们也有“法治”。彭定康回覆：“不，你有的是法制（Rule by law）。”在人治社会，法律不过是“治人”的工具。 在日记里，彭定康把他离开时的香港比喻为“劳斯莱斯”，这个城市经济繁荣、社会稳定、政府运作畅顺，且有了不起的公务员队伍，在一段时期内亦未爆发大规模示威。北京只需启动这辆“劳斯莱斯”，就可以直接上路。可惜的是，中共和一些香港人（在日记中彭定康写下的是首任特首董建华的名字），企图摆弄这辆车的引擎，更换它的轮胎。 敌人和朋友 在这本充满个人喜恶和个性的《香港日记》中，彭定康毫不掩饰自己的情绪和观点，尽管这些看法可能是主观和局限的。 自与中方周旋的第一天起，彭定康就认定这些来自北京的高级官员是“阴谋论的信徒”（conspiracy believer)。在主权移交仪式上，这位末代港督将站在对面的中共领导人形容为“列宁主义的活化石，有钱、无所不能、看起来脏脏的、残忍、腐败、令人沮丧的不起眼”（the coelacanths of leninism, rich, mighty, a bit seedy, cruel, corrupt, depressingly unimpressive）；而在本书的前言，他已将1997年后香港的境遇形容为“一个关于违背诺言和极权主义大肆破坏的故事”（a story of broken promises and totalitarian vandalism）。 不过，他最尖锐的评论留给了在伦敦的亲中派外交官。前驻华大使柯达利（Percy Cradock）被描述为“积极破坏我们正在努力做的事情”（working actively to scupper what we are trying to do），是本书的主要“反派”。支持香港回归、被北京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的爱德华·希思（Ted Heath）在书里是一个“卑鄙的老无聊”（despicable old bore）。而在港的亲中英商则被彭定康形容为“令人毛骨悚然的”、“癞蛤蟆”（creeps, toadies)，包括大东电报局（Cable & Wireless）的David Young和汇丰银行（HSBC）的William Purves。 书中两个最主要的英雄皆是女性，彭定康的太太彭林颖彤（Lavender Patten）和他最得意和信赖的下属陈方安生。另一个引人瞩目的女性是戴卓尔夫人，虽然他们的政见相去甚远，但并不妨碍戴卓尔夫人在书中获得极高的评价。他俩一同斥责英国的商界领袖为经济利益向中方示好，是“爬到北京”（crawling to Beijing）。不过彭定康写明，他对戴卓尔夫人认为中国的经济繁荣会带来民主的天真期望，不敢苟同。 除此之外，香港政坛的民主派老将和资深公务员及专业人士均被提及，包括李柱铭、刘慧卿、杨森、黎智英、吴霭仪，以及邓莲如、王䓪鸣、董建华、曾钰成、李国能、曾荫权、曾俊华等。彭定康与香港普通人的交往也被记录在内，包括落区时遇到的市民、帮他做西装的印度裔裁缝、他的网球陪练、因不信任新政权而决定移民的公立医院医生，不可尽录。 在彭定康的交际中，许多对话如今看来仍有启迪性。1994年，加拿大前总理布莱恩·穆尔罗尼（Brian Mulroney）访港时告诉彭定康，在他看来香港是世上唯一一个地方，它的人民会为金钱而放弃自由。而《中英联合声明》则是一个“浮士德式的交易”（Faustian deal），只要中方遵守条文，那做什么都可以。但是很快的，用来约束李柱铭的法律也会降临在那些大公司老板的头上。 Auld Lang Syne 随着97大限的临近，《香港日记》中的彭定康变得越加内省和痛苦。“我们——我——真的开始显得越来越无关紧要（irrelevant）。” 五年前，当彭定康一家离英赴港前，他的小女儿雅思曾站在自己的房间外哭泣。 “我敢打赌，五年后你离开香港时会哭。”彭定康当时对她说。当时间快进到1997年6月30日，当英国国旗最后一次在官邸降下，当彭定康一家在蒙蒙细雨中登上“不列颠尼亚”号，媒体镜头捕捉到彭定康的次女丽思和雅思按耐不住的泪水。彭定康为女儿拭去眼泪，在“Auld Lang Syne”的乐曲声中，向香港挥手告别。 一个时代就这样结束了。 如今，当读者翻阅这本25年前的日记，发现彭定康在1996年10月发表任内最后一份施政报告时，曾列出衡量香港“一国两制”是否成功贯彻的16项准则，包括特首能否真正行使自主权、民主派人士会否被排除在立法会外、集会和新闻自由可否继续等。这16项准则，在近年亦被港人翻出对比，且在大部分人看来，几乎全部都不达标。 书中最令人动容的段落之一也出现在这份施政报告中，彭定康对港人作出了如下劝勉。他引用了杰克·伦敦的诗句：“宁作飞灰，不作浮尘。宁投熊熊烈火，光尽而灭。不伴寂寂朽木，默然同腐。宁为耀目流星，迸发万丈光芒。不羡永恒星体，悠悠沉睡古今。”彭定康认为，这是港人一直在生活中实践的信条，他继续说道：“前路不管有何挑战，都不会，我重复，都不会使这颗流星飞坠，光华从此消逝。我深愿香港能奋然而起，征服未来，那时候，历史也必为之动容，起立喝采。” （歪脑的专栏、评论和分析文章均属文章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