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4月28日，全世界最致力于将Covid-19病毒拒于门外的国家，台湾，也在Omicron面前放下了坚持，被迫走上了“共存”之路。 在这一天，台湾的单日确诊人数首度突破一万例，来到11,353例，被不少台湾网友戏称为“万历（例）元年”，与前一年此时的紧张情绪不可同日而语。也代表社会终于渐渐放下对“嘉玲”（“加零”的谐音）的执念。虽然对于世界上多数国家来说，单日数十万、百万确诊都已是生活日常，但对曾以强力防堵政策维持“净土”的台湾社会来说，必须经历一段漫长的过程，才能调整心态。 毕竟，回顾整个Covid-19疫情，台湾自2020年1月28日出现首例本土病例后，仅仅在该年2月下旬出现过一次本土群聚感染、3月中旬出现过一波境外移入潮，接下来便从4月12日至12月20日开始，维持了“252天本土零确诊”记录，最后被一名航空机师所打破，疫情开始延烧，也导致了5月的“三级警戒 / 软封城”政策上路，维持至8月才解除。 而这一次，面对前所未有的“万历”风暴，台湾政府一改去年的警戒、强力追求“零确诊”的政策，宣示落实“共存”政策。防疫指挥中心、卫福部部长陈时中表示，政策转向的原因，在于“病毒特性”。陈时中解释，台湾在过往一段时间内坚持“清零”，是因为一开始的病毒致死率高，但现在Omicrone的致死率已经大幅降低，因此决定共存。 然而，就实际面而言，台湾由强力清零走向缓步共存，也是不得不然的选择。早在2022年初，医界便开始有要求“共存”的呼声，基层医护也屡屡产生疲态，各地的基层医护工会不断发出求救声，直指许多一线防疫人员身心都在崩溃边缘。指挥中心也一直都正面回应，同意台湾必定有一天要一改过往两年的强力锁国政策、开放国境。 其中，台大医学院教授黄韵如，更直接具名投书媒体，指台湾“两年来最紧绷的桃园机场防疫前线已经呈现疲态”，呼吁台湾政府应该慢慢走向共存之路。在世界各国都已经不追求清零的情形下，防疫压力必定会转嫁到台湾桃园机场的前哨防线上，伴随着台湾“道德化基层动员”防疫的路线，更让防疫人员的心理压力加深，导致了黄韵如所指“前线呈现疲态”的危险情况。 台湾防疫成果：“锁国”、“民间自发”与“国族光荣心” 回顾台湾防疫得以一路维持“清零”的旅程，比起政府的政策，民间的“自律”与“群体约束”力量，其实是更重要的原因。 自2020年初疫情爆发以来，从大方向上来说，台湾政府确实在两个关键政策上做对了决定，挡下了第一波的疫情：一是以极为严格的标准迅速封锁边境；二是在本国疫情尚未十分严峻时，便禁止口罩出口，并征用国内所有口罩工厂生产线，以先“实名配给”后“统购统销”的方式，确保人人都有口罩戴。 然而，口罩发到民众手上之后，也要大家均认真配戴才有效果。作为曾经经历2003年SARS疫情的国家，台湾民众一开始即有极强的“戴口罩”共识，而台湾基层社会相当程度十分愿意遵守“公共卫生”与“环境保护”要求的精神，也在第一刻便发挥了作用。 很快地，随着疫情扩散至全世界，而台湾仍持续维持“加零”成绩且广受国际公卫界瞩目时，台湾民众的国族光荣心来到了顶峰，这也让民众配合政府防疫政策的动力大为提高。毕竟自90年代全球化时代开始，台湾便饱受“不如中国、不如韩国、甚至不如东南亚”的“资优生陨落”情结困扰，很少再有获“世界第一”的时刻。 优良的防疫成果，给了台湾一次重返光荣时刻的机会，也借以证明自身体制的优越性。相信这并非多数台湾人所乐见，但它确实发生了：在2020年上旬，由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台湾民意调查基金会的调查双双显示，在那一年，台湾人的“台湾认同”（认同自己是台湾人、不是中国人）的比例来到历史新高。 值得一提的是，在2021年同期，此一数字便开始出现小小下滑的迹象。恰好也与台湾本土疫情爆发的时间吻合。 对自身防疫成绩的骄傲，强化了台湾的“国族自信心”，这自信心又反过来成为要求自己、要求身边亲友遵守防疫规定的动力。在这三年之间，若有人走在台湾街上“未完全配戴好口罩”，有很高机率会遭到路人的指正与“要求戴好”，全民动员防疫。 若中共政府至今仍派员潜伏台湾，想必也会对台湾民众这种“高度自愿自主配合国家、配合党”、几乎无需强制开罚且少有怨言的精神感到惊讶。 总体而言，这也是台湾最有“竞争力”的项目：由于未经历过粗暴的土地改革、三反五反、文化大革命等政治动员运动的破坏，台湾民间相当程度保持了华人乡村社会人际网络的纹理，只要粗略辅以一些民族轻工业产品（制造口罩）、清楚的政策指标（大家带口罩勤洗手）与道德劝说（保护台湾不受病毒侵害），民众便会以举办宫庙祭典的精神，勤奋地自主动员起来。 这样的动力，虽然在最后导向了“台湾国族自信提高”的结果，但它的原始样貌十分朴素、简单，甚至可说是以乡庄为共同体单位的“自我防卫”古老思想。台湾防疫指挥中心在此一阶段取得的成功，相当程度可说是前现代性的，由“得人心的父母官”指挥官陈时中为首，带领团队“安定民心”、让民众“相信政府”，进而配合这些简单、可以在个人层面落实的政策。 在疫情爆发的第一阶段，这一简单朴素的逻辑取得了世界上多数地区都无法取得的漂亮数字：252个“零”。 朴素的“民间自主防疫”终有极限：疫苗、医疗、Omicron 然而，这仰赖社群自主动员的防疫奇迹，终有陨落的一天。在2021年5月，台湾医疗系统已经饱尝痛苦。 当前线的桃园机场围堵长城确定出现破口，大量的确诊、疑似确诊、恐惧自己确诊的民众涌入医院急诊室时，台湾基层医护发现，主政者给他们准备的疫苗、药物与紧急应变计划都大大不足，原先以为十分流畅的“筛检程序”也出现塞车现象，延宕后续医疗流程，导致在疫情爆发四十日后，本土确诊人数虽然仅仅有12,938人，但死亡人数却高达575人，出乎众人意料之外。 当年，台大医院急诊医学部主治医师石富元对此提出批评，台湾总是喜欢将指挥官神格化、没有真正谨慎设计现代化的灾害应变流程、不注重实战演习，总是“把灾难场景与应对方式扁平化、单纯化，不对当中的每一个步骤详加推敲反覆推演”，以这种方式防疫，自然很难获得令人满意的成果。 很快地，各式各样的防疫失误新闻，开始打击台湾民众的信心：台北出现一家三口皆确诊猝死的案例；电视台摄影在公司角落猝死，遗体检测后确诊；防疫旅馆不断出现确诊者死亡的消息，有些甚至是死后一两日才被发现。疫苗采购的流程、数量等问题亦遭到民众质疑，治疗患者的药物也被爆出数量不足，多家外国媒体都以“模范生蒙尘”的角度来叙写台湾去年这三个月的疫情热期。 而在整场抗疫故事中，这三个月的“三级警戒”风暴，给台湾社会唯一留下的、令人悲哀的影响，即是愿意施打疫苗的民众比例大大提高。毕竟，在“防疫模范生”、“252个零”的阶段，这强大的国族自信心也带来一个负面影响，即是民众不太愿意施打疫苗。 毕竟，在染疫风险并不高的情形下，要民众仍自动前往承担注射疫苗后的不适与风险，已经超过了台湾社群道德可以负荷的极限。为了保护身边的人而戴口罩、洗手，这犹可接受；是否愿意为了保护他人而注射疫苗，多数人的意愿便有所保留。 再加上台湾政府初期亦不吝向国际宣传“台湾防疫成功”，也成为采购疫苗时的阻力之一，起码在台面上是看来如此。由全球疫苗免疫联盟（GAVI）和世界卫生组织（WHO）主导的新冠疫苗全球获取机制（COVAX），便曾经以“台湾疫情并不是最严重”为由，拒绝先将疫苗售予台湾。 也正因此，在2021年5月第一次疫情大流行初期，台湾接种疫苗的人数仅仅不到20万人。仅仅靠着洗手、口罩，而未在医疗流程与疫苗接种上跟进战斗的体制，在去年此时尝到了苦果。 在这一波疫情过后，台湾民众历经了三级警戒的不便、经济活动受影响的痛苦后，民间开始出现“学习国外共存”的声浪，历经一个冬天的酝酿，终于在2022年逐渐成熟。 准备好从“模范清零”到“平常心共存”的社会 2022年1月19日，执政的民进党公布党内民调，指台湾社会有34％民众支持维持“清零”防疫政策，但有57％可以接受“与病毒共存”的方向。民进党释放出此一讯号，意在指出，从民调数字上，“可以感受民众的防疫观念在转化。” 而在当时，指挥官陈时中仍未完全松口，仅仅说，如果要共存，必须要缜密的规划。然而，不论是外部的国际环境因素、台湾本身的社会氛围与年底即将带来的地方选举，都让“共存”成为为一一条可行的道路。 自2022年初开始，世界各国都开始逐渐采取共存政策，此时，台湾社会对“共存”的支持度，大约仍然维持在年初民进党民调的尺度，未有太大改变。指挥中心所谓的“共存”脚步，虽然已经逐步上路，却似乎尚未获得十分强而有力的社会共识。 但随着3月底中国政府在上海采取以“全域静态管理”为名的封城政策，诸多社会问题浮现、然而确诊数字并未下降，给了台湾防疫系统更好的理由，将本地政策往“共存”方向又推了一步。 2022年4月27日，“上海模式”对台湾防疫政策的影响，清楚地浮出了台面。 当天早上，中国大陆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发言表示，中国大陆在全球的感染率、死亡率都是最低，“而依当前台湾所谓的新防疫模式，到年底前会有400万到700万人感染，可以算一算有多少台湾同胞失去生命。” 对此，陈时中回应，中国防疫数字很漂亮不得不佩服，但“未来可能饿死比病死多，”每个国家有自己好与不好的地方，“我们见贤思齐，见不贤就不要齐。” 虽然令人十分悲哀，但毫无疑问地，过去七十年来，“与中共竞逐制度优劣”的动力，已经成为台湾的DNA。马晓光的这番发言，不但让辗转痛苦中的上海人听来刺耳，也在台湾社会造成了反向效果，替台湾政府巩固了民心与“共存”的共识。上海模式造成的人道悲剧与失败倾向，让台湾民众很快有了共识：自家的政策，必须与上海有别。 而早在此前，台湾知名媒体人、政论家顾尔德就曾经以〈学上海还是南韩？防疫“新台湾模式”影响九合一大选〉为题，不但点出台湾现在是“学上海（清零）”或是“学南韩（解封）”的十字路口，这一决定更会影响到今年底以县市长选举为首的地方大选。 三年来，担任防疫指挥官、深得民心的卫福部长陈时中，一直都是民进党竞逐台北市长大位的热门人选。若这一波疫情没有在4月28日“破万历”，根据党政消息，陈时中原拟在五月就正式宣布参选，与国民党的强棒候选人蒋万安一搏。 随着疫情延烧，指挥官离岗参选的可能性下降，然而，距离年底选举还有一段时间，支持陈时中参选的民进党人，莫不希望防疫政策尽快找到一个新模式，将陈时中这枚“活棋”释放出来。若要坚持“清零”路线，那在Omicron的威力之下，陈时中很大可能性要继续担任指挥官，作为全台选举指标的台北市长选战，便会少掉一位捍将。 虽然这并非台湾选择“共存”政策最主要的因素，然而，也不可否认地，绝对是让体制内、党政系统内特别愿意加速推动“共存”的重要动力之一。搭配马晓光的发言，让台湾民众的“共存”共识来到高峰。愿意配合“共存”政策的意愿提高、民怨下降，指挥中心自然也可依照科学数据制定一定的“共存”政策。 不过，在“共存”这段期间内，台湾医疗系统确实又再次出现了紧急应变程序不足的倾向，诸如医疗系统满载、居家隔离的程序规定不完备、初期治疗药物数量一度不足等问题再度浮现，仿佛2021年5月的重演。陈时中在回应居家隔离者如何领取药物的问题时，甚至出现“把钥匙绑绳放到一楼”的发言风波，引起民众强烈批评。甚至连快筛都出现争抢排队的情形，直到“快筛实名领取制”上路后才稍稍有改善。 总体而言，台湾三年来的防疫，可以总归为“强社会、弱体制”，只要取得民众共识，让民众愿意配合防疫政策，台湾便可走上共存之路，在选举年尤其如此。但在走向共存的路上，台湾的现代化防疫应变流程设计不良，如石富元所批评的“不注重实战演习”的文化，一定会展现出来，给台湾居民带来生命风险，难免让共存之路多有颠簸。 究竟这一波的“共存”能否平安降落？是否能够减少人命伤亡？仍要端看接下来的防疫指挥系统是否真能记取去年此时的教训，以及台湾人的“基层社群”韧性还能在新局面中发挥多少作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