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来没有想过会有离开香港的一天，绝对没有。”（I never thought I will leave Hong Kong, Never ever!）

 

在香港生活了34年的资深传媒人、香港外国记者会前主席韦安仕(Steve Vines)，于《港版国安法》生效一年之后，匆匆告别这个他所深爱的城市，回到他出生与成长的英国。见证了香港三十多年来的风雨及历史变迁，走到传媒工作成为危险职业的今天，收到来自第三方的警告，Steve Vines最终选择离开香港：“我意识到自己的脆弱，有很多人比我勇敢，我不想当有一日回望香港的时候，我会有讨厌的感觉，我想珍视那些我曾拥有过的美好回忆。”

 

Steve Vines过去多年一直主持香港电台的英文时事节目《The Pulse》、晨早音乐节目《Morning Brew》。自香港电台广播处长李百全于今年3月1日上任后，港台多个节目遭到史无前例的整治。今年4月，港台发言人便指因Steve Vines无法在《Morning Brew》节目中做到持平，故被调至另一时事节目《Backchat》担任客席主持；而曾经卷入违反“一个中国”原则争议的《The Pulse》亦遭到停播的命运。Steve Vines于国安法实施一周年前夕，在《Backchat》的尾声向听众告别，宣布离开港台。

 

一个月后，Steve Vines向友人发电邮，表示自己已离港卦英，在电邮中，他表示今次的决定并非由单一事件引致，而是连串令人担忧的个人及政治事件，离开香港的决定是“带着沉重心情、夹杂极大遗憾与解脱”。

 

 

初识香港：探索东南亚的据点

回到出身与成长的地方，目前Steve Vines居于伦敦以北的小镇St Albans，由于邻近伦敦，当地已成为不少香港人的落脚之处。习惯了香港急促生活节奏及方式的Steve Vines，回来英国之后，没料到所有事情都要从新适应，“真是灾难，我来自这里，我以为我会很熟悉这里，但原来不是。我需要重新去学习所有事物，因为我习惯了香港那种很快速的生活方式，回来之后，我想我需要学习耐性。”

 

离开家乡34年，这些年来，从来没有想过要回来，因他已把香港视作了另一个家园。那些时光，占了人生几乎一半的时间。

 

1987年，《中英联合声明》签署后三年，香港主权移交前十年，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上，年轻的Steve Vines以英国《观察家报》驻远东记者的身份，来到了香港。

 

“我记得，1987年所有人都在告诉我，香港的所有事情都已经被决定了，你还要写什么关于香港的？我很不好意思，但也必需承认，当时我或多或少是认同的。”对于香港，Steve Vines当时带着这样的想像，于是大部分的时间，他都在以香港为基地，前往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印尼等东南亚国家采访报导，“那段时间，这些国度比香港有趣得多。”

 

早期他也不是完全没有采访过香港的故事。Steve Vines还记得，他来到香港的第一个报导，是九龙寨城的清拆。1987年，港英政府与中国政府达成共识，宣布全面清拆居住区九龙寨城，这个因为历史租界条件原因，曾经为香港香港、英国、中国政府均不治理的“三不管”的特殊无政府地带，终也要成为历史的一部分。当时清拆事宜惹来社会关注，也引发不少风波。

 

“我想，对于一个刚刚抵达香港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很完美的故事。因为你会从中学到很多跟香港有关的事情，你会知道有关九龙城寨的历史、在里面居住了非常贫穷的阶层，而且也会知道这里是如何成为一个如此特殊的地方。”

 

除此之外，有财经新闻背景出身的他，在初抵香港的时间，认为那段时间的财经新闻异常有趣。“有很多有趣的财经新闻，但不是政治新闻，如果你还记得，那时香港的四间交易所合并成为一间，香港的经济故事跟中国经济成长的故事相关，邓小平在1984年进一步向世界开放，那时有很多故事可以写，我也很喜欢这些新闻。”

 

 

看见香港的1989：我对这个地方可以投入更多

1989年，亦即来港两年之后，Steve Vines的视野开始从东南亚地区，转移回到香港身上。

 

“1989年，一切都好像改变了。六四前的那段时间，所有人都在谈论。那是没有互联网的时代，很多人都到楼下，大家一起看着电视，你会感觉到人与人之间想有一种连结。”Steve Vines表示，在那之前，很多人告诉他，香港人对于政治没有兴趣，他打趣地道，“我想我是与错的人聊天了。”

 

身在香港的他，当年负责采访1989年5月28日香港声援北京广场学生的百万人大游行，见证了历史性的一刻。“我还记得，那是很炎热的一天，我去到了皇后像广场，原本的方案是游行到维园，但由于太多人游行了，最后终点改了在跑马地。”他还记得，同年他采访香港艺人举办的、声援学生的、演出时间从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的大型筹款演出“民主歌声献中华”，当时参演的，有谭咏麟也有成龙等艺人。“就好像全部人都站了出来支持民主运动。”

 

“因为这件事，令我觉得我应该需要对香港这个地方投放更多的关注。”他说。

 

八九事件极大影响了香港社会对中国的情绪，也改变了一些人的生活轨迹。也是在八九之后，Steve Vines做了一件他从未在英国做过的事情∶做生意。“首先是卖厨房用具的店铺，后来是做餐饮。”那时适逢《观察家报》要裁员，远在香港的他成了被裁的对象，那笔谴散费刚好是他当时需要做生意的资本，“那时我想，如果我要一生都去当一个记者，我不会赚到什么大钱。但好像所有人在香港都在做两份工作，于是我想，为什么我不能做两份工作呢？我是这样开始了我的生意。”

 

慢慢地，Steve Vines开始对这个城市增添多了一份家的感觉：“我很难答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将香港视作一个家，那是循序渐进的过程。但也没有很久，我想大约是来了五、六年之后的事。”以前Steve Vines经常要到东南亚国家采访，“每次飞机着陆回到香港之后，我都会觉得很高兴。例如我去菲律宾工作，那里是很贫穷的国度，但我回到香港之后，我知道不会有人因为饥饿而在街上死去。这是很鲜明的对比。”

 

 

97之后的急速后退：变得太快了

因此，被裁员后，Steve Vines留在香港创业，同时仍继续为不同外国媒体进行采访工作，曾任职《卫报》、《BBC》、《每日邮报》、《独立报》、《亚洲时报》等媒体，多年来为香港电台主持节目，甚至1993年时曾一度进入过本地的东方报业集团创办的英文报章《东快讯》（Eastern Express），担任这份报纸的第一任主编，“但最后我被解雇了，在那里只做了不足一年。”

 

一留30多年，他见了过殖民地政府的最后岁月、九七主权移交、九七后的香港、大大小小的社会运动、直到国安法来临。

 

“1997年之后，在主权移交的早期，香港仍然享有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如果你去法庭，你能够预期会有独立的司法程序。所有人都会问，香港变得可怕了吗？我当时的答案是否定的。虽然有些事物是突然改变了，但我不认为是变得可怕。我真的不认为是。”

 

当时的香港彷似一切如常。“很多在89年因担忧而移民离开的人，在97的时候又回来了，那时的经济也很好，甚至如《苹果日报》这样的报章都在移交前一年创办，没有人阻止它的出版，那是一个相当开放的社会。”他也提到，虽然有人会说，情况将会变得更糟糕，“但我认为你最少需要给予它疑点利益（benefit of doubt）。当然，现在他们是对的。”

 

Steve Vines承认，对于香港在2014年雨伞运动之后的急速转变，他是感到吃惊的。“所有事情都在以令人吃惊的速度在变化，我是完全不能相信这样的速度，太可怕了。在国安法落实之后，事情变得更快了，好像每一日都有人因为政治原因而入狱。”

 

但在2020年6月《港版国安法》刚落实的时候，他原本还没有离开的打算。“我仍然以为会有空间。我知道这会迈向更差的情况，但我没有了解到会变得多差以及多急速。我还以为是可控的。”

 

直到今年，香港电台前广播处长梁家荣被换，由民政事务局副秘书长李百全出任处长一职，李百全一上任，港台成了被重点整顿的对象。“在工作场合我感觉到压力。自从管理层更换之后，所有节目立刻遭到审查，我甚至被通知不可穿什么衣物上电视。真是荒谬。”后来如上述，Steve Vines本人主持的节目也遭到停播及撤换。

 

今年6月，《苹果日报》多名高层被捕，作为资深传媒人，他过去也曾在《苹果》撰写专栏，而前《苹果》英文版执行总编、于离境时被捕的卢峯正是Steve Vines的编缉。离港前的一段时间里，Steve Vines也收到过来自第三方的警告，提醒他要小心言行：“（对方以）非常间接的方式（提醒），直到今天，我仍然不知道这到底是来自官方的警告，抑或是有人在找我麻烦（making trouble）。”

 

名字变得敏感，也使他不得不离开曾经有份创立的企业。“我的公司有很多事务都牵涉进公共机构里，我真的无法继续下去，因为这会威胁到公司的整个业务，因为我的名字，将会变得愈来愈困难，我感到如果我继续留下来，会把公司摧毁。”

 

 

“离开”这个话题让我生气

当从事传媒工作在香港变得愈来愈有风险的时候，Steve Vines不得不思考将来的前路。在思考去与留的时间里，不停有人告诉他：“你得走了”。

 

“人们都在问，你要留下来吗？你要离开吗？我从来都不想去讨论这个问题，这令我感到郁闷。当所有人都叫我要走时，我感到很生气，那个时候，我心里想的是，这跟你无关，我会自己做决定。”

 

但最终决定要离开，对于Steve Vines来说，是一个异常艰难的决定。他回到出生的地方，但同时意味要在将生活了34年、早已视作为家的地方，连根拔起。“这是整个人生，表示你需要放弃自己的家，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有离开香港的一天。”

 

目睹认识的人为了香港而身陷囹圄，也令他不得不直视自己的脆弱，“很多人比我勇敢，他们很坚定，我对于他们只有敬佩，也意识到自己的脆弱（weakness）”。选择离开，也因不想日后回望香港这个地方时，会令他生起讨厌的感觉，“我对香港只有美好的回忆，香港给了我很多的机会，我不想有日坐在那里，然后感到愈来愈苦涩（bitter），我不想有日看着香港的时候，然后会说，我讨厌这样，可能最好的方法就是不要留在那里，然后好好去珍惜那些曾经拥有过的美好回忆”。

 

7月20日， 《2021年入境（修订）条例》生效前夕，Steve Vines坐上了离开香港的航班，抵达英国之后，才向友好发电邮透露自己已经身在英国，在电邮中，他形容这是一个非常沉重的决定，对此既遗憾又松一口气，电邮里面解释∶“白色恐怖横扫香港，对于事情在短期内好转的愿景并不存在”。望着深爱的城市走向崩坏的轨迹，Steve Vines说，“我之前对此感到很郁闷，现在我只是感到愤怒，那些来到掌控香港的人，对于香港只有破坏而没有建设，他们是怪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