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奥运在疫情阴霾下一片愁云惨淡。运动员小心翼翼，生怕不小心染疫的话，即使看上去生龙活虎，也会被取消资格，五年苦心准备付诸东流；赞助商如履薄冰，悄悄撤下所有广告，只因国民对这场“气泡”中的奥运兴致寥寥，仅有3成多人支持。音响播放的“罐头加油声”赶走了观众席上的欢呼，热情的拥抱变成冷冰冰的体温枪；就连对奥运最为上心，希望日本可以在东奥正式走出“失落三十年”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最近也神隐了。

不过，“奥运热”退潮似乎不只关Covid的事，早在疫情爆发前，各国已对承办奥运失去热情。巴黎和洛杉矶在无人竞争的情况下，获得2024和2028年夏季奥运主办权。几天前，国际奥委会宣布澳大利亚布里斯班承办2032年奥运时，连“Breaking News”跑马灯的待遇也没有，激不起一点涟漪⋯⋯

2001申奥后中国社会短暂的“小阳春”

奥运热情的冷却，在中国身上更是明显。距离北京冬奥只剩下几个月，宣传机器宁可每天不断重播“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美国疫情数据，也不愿意开足马力为冬奥造势。相比之下，2001年北京申奥成功后举国欢腾，官媒《人民日报》比照97香港回归在当晚印出号外；时任中共总书记的江泽民“放下身段”在深夜即兴讲话，李鹏、朱镕基、李瑞环等时任政治局常委几乎全在侧旁等待。

2001年之后的几年，奥运主要场馆、口号、徽章、吉祥物等“周边”每次一经公开，都会掀起一阵社会热潮，通宵抢购“福娃”玩偶的人龙竟绵延数十米长。北京各行各业“学习外语”的新闻，换个职业每几个星期便会出现一则。从官僚到民间，全国上下都急不可耐地想要证明“中国正重回世界舞台”。

无独有偶，中国对奥运最热情的几年，也是千禧年后中国社会最为开放的“Good Old Days”。江泽民在邓小平逝世后，成为党内无二的“领导核心”，得以放开手脚不理保守派掣肘。政治上他用“三个代表”逻辑吸纳更多阶层人士入党，推动了政治局集体决策、党内差额民主选举制；经济上中国完成了世贸组织谈判，推动国有企业改组和下岗，向民企让出更多市场空间；公民权利方面，大量市场化媒体和非政府组织在世纪初涌现，结束了大学在“六四事件”后的言论严管期，出现更多“异议学者”在体制内生存。即使是江泽民2004年“退休”后，继任的胡锦涛温家宝二人也基本继承了这样的开放路线。

究竟是“奥运和体育逼着中国开放”，或是“中国想开放，因此拥抱奥运和体育”？两种逻辑的想象在建国后的历史中，其实都有迹可循。于前者：2008年京奥邻近前，北京为国际访客观感，破天荒开放了YouTube、Facebook等西方主流网站（后因同年西藏3·14事件和次年新疆7·5事件终止）。于后者，早在1971年，北京借邀请美国乒乓球运动员来华，释出了对西方和解的意愿；1990年亚运又给予南韩、台湾等传统“意识形态敌人”超高待遇，外界又解读认为是意图淡化“六四事件”影响，突破国际封锁。

不再受青睐的国际组织“渗透外交”

20世纪以来，历届奥运会主办国无论最终走向怎样的命运，无论出于真心或伪善，在奥运开幕前的两三年，总会注重国际规则和形象。1988年汉城（首尔）奥运前一年，南韩政府顾忌奥委会可能因“内部政治不稳”取消韩国主办权，选择在六月民主运动中让步，修改国家宪法并承诺恢复总统选举；甚至1936年臭名昭著的柏林奥运会前，纳粹也假意放慢通过法律手段歧视和迫害犹太人的进程，撤掉了全国各地的反犹标语和激进报章。

唯一“头铁”的苏联在1980莫斯科奥运前一年入侵阿富汗，结果被中、美等大国牵头，全球过半国家联合抵制；后果便是，苏联的“帝国主义形象”在史无前例抵制潮下愈发清晰，强化里根为首的美国保守派强硬对苏的信心；彻底逆转70年代“苏强美弱”的战略态势。

可见从二次大战前到80年代，奥运会确实具备相当的政治力量，逼使主办国“选择和平”。

中国在五六十年代曾同奥委会势不两立，即使获承认为中国合法代表，也要铲除台湾在奥委会内一切地位；1963年，中国曾联同一众“亚非拉”国家筹办“新兴世界运动会”，和奥运会分庭抗礼，又加深两者间裂痕。但改革开放之后，北京可能眼见奥运会的政治意义，出于务实考虑终于调整立场，因而转向积极参与：从1984年洛杉矶奥运开始，中国便强化效仿源自苏联和东欧国家的“举国运动体制”，争取获得尽可能多奖牌，在奥运中争取最强曝光度。

既然意识到奥运及奥组委的政治价值，单纯避其锋芒不如为我所用。80年代末开始，北京将大量资源投入“体育外交”：把当时国内罕见的体育、外语人才何振梁送入国际奥委会；又专攻时任奥委会主席的萨马兰奇，令其成为“中国人民的好朋友”，后者也投桃报李，不仅在1997年时表示将2000年交给悉尼是一个错误，间接为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背书；他也曾在2008年西藏3·14事件发生后，用“北京奥运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抵制不了的”这样的强硬口吻为京奥护航。

北京更将在“体育外交”中的经验有样学样，推广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以下简称WHO）等其他“非政治性”国际组织中。同样形象专业，具备国际背景的香港人陈冯富珍被推选入WHO，官拜总干事。

但无论是国际奥委会、教科文组织，乃至最近因疫情溯源问题和北京分歧愈来愈大的WHO，终究具备主体性，他们或许会为争取中国的人口基础、影响力和资金支持，倾向对北京绥靖；但不可能在专业和涉及自身利益的问题上过度退让。而中国原本针对国际组织的这种“渗透外交”，也建立在仰赖专业技术官僚，和容许适度退让的基础上。但随着中国外交风格转变，“战狼”风四起，这样的合作基础也日渐微弱。

以近期WHO欲推行二阶段新冠溯源为例，中方在得知WHO可能将重点放在“中国违反实验室规程造成病毒泄漏”后反应强烈；但早前WHO干事谭德塞还特意在记者会称自己做为医学专家，深知实验室事故在所难免，已间接驳斥“生物武器论”，并为北京接收调查找好下台阶。前两年孙杨暴力抗检一案中，多个中国官媒在初期无视事实，指控国际反兴奋剂组织“迫害中国运动员”，又指控俄罗斯被取消2018和2020奥运参赛资格属“政治动作”，都惹来体育界反感。

至于属于单项体育协会的足协，早前也因设下过于严苛的防疫标准，导致原本在苏州举行的亚洲杯预选赛中，多队无法满足入境条件；只得由“多金”的阿联酋临时承接。在全球各地普遍推广疫苗注射计划、陆续解封之时，中国由于早期已经将“抗疫成果”升华为中共执政合法性的体现，仍不肯放弃“清零”式的抗疫策略。加上明年冬奥举办期间气候寒冷，增加病毒传播风险，北京恐怕会在冬奥入境政策上，同国际奥委会再次爆发矛盾⋯⋯

体育精神也没有“塑造敌人”好用

除外交功用以外，竞技体育在中国国内也承担起“凝聚民心士气，唤醒爱国主义”的重要作用。80年代起，北京便建立起从“队员选择-培养-竞赛-赛后宣传”的一条龙产业链，一切以夺得尽可能多奥运金牌为目标。为绕过培养全民运动基础的漫长过程，北京将不少资源投入到全球民间参与低的小众项目：如射击、体操、跳水等项目；又重点在西方国家当时较不重视的女子项目发力。终于在2008年，成为金牌榜头名。

除了总金牌量，北京也有必要塑造一两位体育明星或明星队伍。前者包括当年的王军霞，过去10年的林丹、刘翔等精英运动员；后者则以中国女排为代表，被冠以“打不死的中国精神”。但和上一个10年相比，如今无论是官媒给予精英选手的篇幅，或是社会对“中国队”成绩的讨论，都少了许多。

无庸置疑，相比起打造坚船利炮，高铁太空站，靠体育来实现“唤醒民族主义”难度低上许多。2018年足球世界杯外围赛，正值中港矛盾喧嚣之际，港人涌入球场观看“港中大战”，最终艰难逼平对手，引来人群欢呼；毕尔巴鄂和巴塞罗纳两只分别来自“分离主义”地区的球队在马德里“国王杯”赛场相见，两队球迷一同用整天嘘声盖过西班牙国歌，令VIP台上的国王好不尴尬。冰岛33万人口支撑的足球队，在欧洲杯令英格兰铩羽而归⋯⋯都是本身“硬实力”较弱国家或地区，或被忽视，或被压迫之下，靠体育唤起斗志的实例。

在1980后那个“中国什么都不如西方”的年代，体育自然便成为守护中国民族主义的最后防线。但人们见到运动员夺金，想到的大多还是英雄本身，之后才是背后的国家支持；此时宣传部门自然更倾向将版面留给高铁建设、天宫嫦娥上天这些“国家身影”更为浓厚的建设领域；至于由总书记“亲自下令，亲自指挥”的抗击疫情和“扶贫措施”更要大书特书。

除了正面论述，宣传部门可能也从2019年的香港反修例运动和同期中美贸易冲突的舆论中，窥见“负面动员”的力量。相比起枯燥的宣传政绩，孟晚舟被捕、付国豪在机场被打、“中国人不吃这一套”等放大“中国”作为被害人角色的负面动员传播强度极佳。而乌合麒麟、推特赵立坚等新一代KOL也加入战团，进一步摊薄了“体育”在舆论动员中的角色。种种历史和政治现实的改变，使得奥运会的政治作用看上去不再吃香。

最后说句题外话：习近平在刚刚接任总书记的那段时间，曾多次就中国足球运动发展“做出批示”，更声言自己“是一个足球迷”，“有一个足球梦”。若他的梦想真能实现，足球乃至体育之于中国社会地位可能会是另一幅光景。但可能真如网友曾经预言的那样：除非把他们拉去挖矿，国足终究会彻底打破总书记“无所不能”的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