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葡属时代，还是回归中国，澳门一向予人东方赌城的印象；1999年后，澳门更是中国领土内唯一合法经营赌场的特区。然而这座四百多年历史的小城，并非只有博彩业可以称道。 近年香港不少影迷大多都听过澳门电影及微电影作品，如梁咏琪主演、徐欣羡执导的《骨妹》（2016）；陈雅莉执导、张继聪和周秀娜主演的《马达・莲娜》（2021）。来自澳门的“微辣”、“飞梦映画”等YouTube频道追捧者众，影迷更对专门策划、放映艺术电影的“恋爱电影馆”有深刻印象。成功背后，全靠当地艺团“拍板”营运总监黄若莹（Rita）、艺术总监朱佑人的眼光与付出。 我们专访了两个澳门当地艺团“拍板视觉艺术团”及“闲人公社”，分别从两个时代出发，见证投身的澳门艺文发展是如何一路走来。 在回归那年“拍板” 九十年代是世纪末的最后一瞥，也是港澳双城命途的重大转向。1997年香港回归，1999年澳门回归，回归前的香港有丰富深厚的艺文根基，包括影响多国深远的影视产业；反而澳门在影像上才刚起步。五十年代澳门的戏院业颇兴盛，高峰期18万人口的小城，戏院多达十多间；但九十年代因电视及录影带普及，地价急升，戏院相继结业。 独立、实验电影方面，最早罗桂炎曾以八米厘实验电影《极乐》和《华氏一九七二》参加香港“卫影会”放映活动。八十年代初他在澳门主持过实验电影短期课程。九十年代澳门文化司（文化局前身）也曾开办录像课程。虽然一度效法香港的实验电影尝试，然而正如香港实验短片七十年代末步向沉寂，参与者章国明、吴宇森等转入主流商业制作，澳门的实验作品偏少，亦未获大众留意。 “1994年我去了美国读电影，97年返澳，当时澳门几乎没有所谓独立电影。一开始我想到香港投身电影业，从香港电影人身上取经。联络当年在香港城市大学教书的许鞍华，她劈头便着我不要来，因为香港电影业市道很差，她自己也只能靠教书糊口。”朱佑人回忆。 事实上，九十年代中期香港电影票房已逐年下滑，从1993年15亿总票房，滑落到1996年12亿；入场人次从3600万跌至2200万。朱佑人说，虽然谋职不成，但正好看到一批导演、录像艺术家拍了不少回应“九七”的作品，萌生带到澳门放映的念头。同时他亦拍摄《亚明的澳门》、《沉默澳门人我不是》等作品，纪录澳门人回归心情，可说是澳门独立电影先声。 放映会由当时另一本地独立艺团“石头公社”举办，朱佑人从中认识包括著名摄影师关本良在内的一众香港电影人，了解到当年方兴未艾的数码摄影。无独有偶，回归前夕，澳门市政厅属下的文康部有不少“有心人”，争取到在佑汉街市楼上社区中心开间剪接室。“由于当时‘石头公社’成员大多有全职工作，我便与几位朋友成立‘拍板视觉艺术团’，好承办剪接室。虽然拍板成立与当时回归前后社会气氛没有太大关系，但在澳门，民间团体与政府关系一向微妙。市政厅的末代厅长麦健智（José Luís de Sales Marques、1993年至2001年在任）本身很支持本地艺文发展，文康部的职员也较贴地，乐意与民间团体来往。当拍板进驻剪接室后，除了发展电脑剪片技术外，既然有自己地方，也想多举办些影像活动。当时澳门没有专属艺文场所，很多时我们要办户外放映，实行朝行晚拆，搭起个台就放电影，之后再拆走。” 澳门的文化局与市政厅有什么关系？Rita说，加入拍板前，她曾于文化局属下场地文化中心工作过，“澳门历史上本来由市政厅总管一切民生事宜，以前澳门人都会叫市政厅长为Mayor（市长）。直到八十年代，澳葡政府新设文化司，分走市政厅一部份职能。回归前后，市政厅管理康乐设施，文化局负责制订政策、策划活动。回归前夕政府兴建的场地如回归馆、文化中心，回归之后又拨归市政厅管理，换言之文化部与市政厅两者职能重叠。后来市政厅管理的所有康乐设施，一律拨归文化局管理。” 另一方面，两人直言，回归后从管理到举办活动上，澳门也相当倚重香港的经验与人才。“拍板”曾邀请香港著名录像艺术家鲍蔼伦，在大三巴牌坊策划户外放映，也邀请过另一名资深香港文化人冯美华来澳办工作坊，分享独立电影制作经验。港澳艺文团体的交流从回归起便无间断。 赌权开放 影像寻根 香港有不少作品回应“九七”，朱佑人也拍过讨论澳门人身份的独立电影，但是他认为在华人群体中，“回归”并非最能掀起身份疑惑的议题。他说反而回归对很多澳门的土生葡人来说，才是他们最焦虑的议题。 “很多华人会觉得，当然有点担心回归，但当时澳葡政府确实做得不好，经济差，多数人都想或者回归后会有新变化。然而作为欧亚混血，又在澳门生根多年的土生葡人，回归后他们要面对去留问题，留下来的也更愿意推动艺文发展。刚才提到的市政厅厅长，他现在与妻子共同营办非牟利组织Creative Macau，同样推动澳门影像发展。” 在澳门，土生葡人族群约有5000到8000人。由明朝葡国占领澳门后，土生葡人就在此定居数百年。无论港澳，不少名人都有土生葡人血统，如艺人“肥妈”、李嘉欣、足球名宿山度士、赌王何鸿燊的元配黎婉华等。他们不但精通葡文、中文，更发展出独特的土生葡语（Patuá）。但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资料，土生葡语已濒临消亡。过去土生葡人有语言优势，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他们一度在香港成为仅次英国人的上流阶层，多任中介、翻译。现在有些年轻土生葡人投身保育其文化工作，其中澳门导演黎若岚（Elisabela Larrea）身兼导演与文化研究者，从参加第一届“澳门纪录新势力”拍纪录片始，作品多反映土生葡人与澳门的深厚连结。 “至于我们（华人）的身份议题，其实缘于2002年澳门开放赌权。过去澳门只有一份赌牌，即何鸿燊的葡京赌场，但当美资来到，多出三份赌牌，又拆分多三份副赌牌，令到澳门愈来愈多赌场，加上外资采用渡假村式营运，动工动土少不了，不少旧建筑被拆，同时输入大批外劳。于是澳门社会结构与民生都被改变，以前澳门人口维持在四十余万人口，现在是六十万人，当中大部份是外劳，人口多了，社区设施、交通基建全部都面临压力。楼价二十年间升了三十倍，工资远远追不上，对下一代来说，澳门陷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之中。”Rita说。 根据资料，开放赌权后，访澳旅客人次从当年的1153万，增至2004年1,667万，2017年更达3,261万。2006年后，澳门赌场的总营业额也超越拉斯维加斯，成为首屈一指的赌城。 Rita说，文化中心2006年开始举办“澳门纪录新势力”，资助获选参加者拍摄纪录片，拍大半年后展示成果。她发现大多数作品都关心澳门社会变迁、身份寻根。2012年起，活动重新定名为“澳门影像新势力”，资助范围扩大至“剧情短片”及“动画”，开放空间给不同领域的电影人。 她认为，自“澳门纪录新势力”草创，为澳门影像每年固定提供十来部作品，导演与不同岗位电影工作者能相互交流，又因澳门地方小，透过比赛让新人老手凝聚，更能延续创作。 朱佑人记得，第一届比赛已有年青电影人眼光独到，以水源找寻澳门的根源。“仍记得那部纪录片拍澳门的亚婆井（Largo do Lilau），相传是澳门最古老的聚居地，传说‘喝过亚婆井井水，忘不掉澳门’。确实那时澳门变化很大，很多旧的事物忽然没了，交通混乱，经济起飞却又楼价高企，每日不胜烦扰。当时人们都问：到底现在这个澳门，是不是我们的？” 他们一方面办放映与组织工作坊，培养人们欣赏电影的能力，一方面以比赛资助新人拍片，促进产量，为日后发展打下基础。朱佑人续说，渐渐地，在澳门如有人想拍片，至少会知道有什么步骤，每拍一次，就连结到新的团队成员或者导演。澳门影响产业会步向商业还是独立，目前仍是未知，但起码建立出一个阶梯。 恋爱电影馆：培养澳门艺术电影审美 随着一批批新秀涌现，澳门政府亦作出回应。2010年3月文化局增设“文化创意产业促进厅”，电影、录像及多媒体的艺术形式正式纳入政府支持框架，2014年推出“电影长片制作支援计划”，为本地电影人提供预估制作费70%（上限150万元）的拍摄起动金。2013年10月政府注资二亿元启动“文化产业基金”，只接受商业公司申请资助，目标是扶植本土文创公司，间接促使大量影像制作、多媒体设计及其他相关产业发展。 “拍板”在多年后，又遇上与政府交手的微妙时刻。Rita与朱佑人为承办古迹改建的艺术电影播放空间“恋爱电影馆”，成立“拍板有限公司”，以符合政府招标要求。2017年到2020年，一个院，60个座位，“拍板”在恋爱电影馆放映超1500场艺术电影，选片地区遍及世界，例如和歌德学院合办的“德国电影节”、港澳台学生短片展、黑色电影选映等。举办影展共30多个，近6万名人次入场。以现时约60万人口推算，每十人便有一人到过恋爱电影馆看电影。 “恋爱电影馆本身就附设于‘文化创意产业促进厅’的计划中，只是因为业权问题及政府换届，迟至2017年才开幕。一开始其实已经有不少拍板以前累积的观众捧场，加上有固定地方，就更能放开怀抱。策展上，我们与海外顾问合作，从中吸收外地策展经验。香港百老汇电影中心前任总监麦圣希、金马影展执行委员会执行长闻天祥、台北电影节总监李亚梅都是座上客，闻天祥更为我们策划过一次专题放映。如此我们在策展方向不会独沽一味，照顾到观众需求，从而透过每一场策划，我们可以在策展、艺术行政、推广方面，为澳门培养相关人才。”Rita认为，电影馆空间虽不大，但凝聚捧场客，更提供地方予人自由消遣、讨论电影，在影评方面，也提升观众书写澳门电影的意欲。电影馆曾举办影评工作坊，由香港影评人家明主持，并为学员结集成书。每年电影馆亦邀请电影人驻场，《狂舞派》导演黄修平、纪录片导演张经纬、摄影指导关本良先后来分享创作心法。 从策展、推广、观影、影评做起，恋爱电影馆令拍板摆脱过往松散、游击式的推广模式，从以前“见缝插针”，缺哪补哪的作风，变成以电影馆为中心，幅射全澳门对电影有兴趣的人。 艺文只是旅游副产业？ 然而2019年末，恋爱电影馆无预警宣布维修，引起公众议论。后来“拍板”获续期半年。然而文化局2020年为电影馆营运公开招标，“拍板”失落经营权，“炫昌娱乐文化制作有限公司”低价夺标，判给营运费仅1524万，是四间投标公司标书价格最低的。相比下，2016年“拍板”判给营运费为2500万。“拍板”离场，民间强烈反弹，影迷马上发现“恋爱电影馆”宣传文案、选片水准全面下滑，引来不少批评。电影馆仍是电影馆，但原来营运的人一转手，水平如天渊之别。 “澳门本身是社团社会，传统势力很强。有时当你在某方面做得好，有成绩，很容易会引来传统社团来参与，分一杯羹。对本地独立艺团来说不能说是危机，只是会令到很多事情变得没那么纯粹。”朱佑人觉得，反正“拍板”从1999年到2021年都不断做同一件事，没偏离过初衷，即使赚不到很多钱，仍想做下去。 Rita则笑说，自己性格认定一件事，便不会放弃。“当初我做政府工，虽然没有拍过片，但一直从旁见证拍电影的人、看电影的人那份快乐，才在拍板里找到想做的事与意义。不是说失去电影馆营运权，就放弃得来不易的成果。好像今年我们继续与歌德学院合办德国电影节，地点不同而已，观众仍然会留意，仍然会来。” 然而两人都同意澳门有特殊的社会环境，即很多范畴的发展往往都要从属旅游产业。朱佑人说，澳门人常说笑政府施政方针是“旅游＋X”——旅游配任何产业。即使民间组织想推动艺术审美、文化发展，但政府仍以收益为标准。 “其实某程度，我们知道那是一场交易。”朱佑人说。“恋爱电影馆”一度是澳门艺术电影的地标，连香港影迷也会专程朝圣，然而它的出现，可能只是政府想增加一个旅游地标，让旅客“打卡”便成。 八十后文青领军当“闲人公社” 与“拍板视觉艺术团”相比，“闲人公社”成立得较晚，由9名八十后文青于2013年成立，包括理事长林键均（Penny）、青年导演欧阳永锋等人，还有资深文化人、澳门独立书店“边度有书”店长吴子婴。 “你好，请出示健康码” 从2020年初开始，这句话突然成为了我们出入各场所的问候语。 但除了这句见面开场白外，疫情改变得最剧烈的，必定是我们本来习以为常的见面方式。 ⋯⋯ 影展取消、电影院被封闭，还有许许多多如剧场或音乐会等集体活动，皆转成录影，搬到网上进行。 被疫情隔离的我们如斯渴求与他人连结，但却只能安坐沙发上，独自透过萤幕参与这世界。 前所未有地，我们如此依赖影像来接触世界。但真实世界真可透过影像去接触、了解吗？ ——“第五届澳门国际纪录片电影节”前言节录 虽澳门与多数地区一样，因疫情封关，但今年7月“闲人公社”照常举办“第五届澳门国际纪录片电影节”（MOIDF）。影展除从今年各大影展选出新片，还有常设的葡语单元，带来葡国名导Pedro Costa新作《梦回里斯本》（港译：暗光疏影留不住）。影展文宣提到，Pedro Costa其中一位合作伙伴、调光师Gonçalo Ferreria，其实在澳门工作多年，与不少澳门导演合作过。影展又与台湾南方影展联合策划，放映历届精选得奖作品。电影节后，近期他们最新活动则是澳门乐队“司徒辉”的音乐会。 Penny说，“闲人公社”面向电影、摄影、音乐与出版四大范畴，举办活动并不独沽一味，只要是成员感兴趣的主题，或留意到有些东西澳门没有人做过，公社其他人都会助其玉成其事。 “2013年我由英国回到澳门，子婴是我前雇主。当时我们谈起‘澳门很闷’，想办个社团搞文化活动，于是找来欧阳永锋和其他朋友，就成立了闲人公社。我们的运作其实挺松散，大家都喜欢电影、音乐、摄影，子婴则是出版界。我名义上虽是理事长，但成员想办什么活动也行，挂这个头衔只是为了文书处理，向政府申请资助时方便点。”他说，“闲人公社”几年来还办过摄影展，出版摄影Zine，总之成员们觉得澳门艺文发展哪方面缺了什么，就会填补空位，添加创意，令大众了解“艺文”时不会先入为主，觉得是“闷艺”。 澳门回归时，Penny才11岁，问他几时开始喜欢文艺，有何交流渠道，他笑言一路走来“可以说是挺不幸”。澳门人习惯到邻近的珠海消遣，唱K、吃饭，全因十五分钟车程即可抵达关闸，过关后很快便到达珠海。反而Penny去珠海，是为了买盗版影碟，进修艺文品味。 “05、06年高中开始，我喜欢上听独立乐队与看电影，然而澳门只得一间唱片店，电影光碟也难找，于是只能到珠海买盗版光碟。通常我从网上找来介绍乐队或电影的台湾网志，简单记下名字便出发到珠海。当然知道是非法途径啊，升读大学以后，在子婴的书店当店员时，我每月收入不到2000元，买一张香港的正版电影光碟起码要花50、60元；珠海的翻版最贵才8元。甚至子婴也常带着我上去买光碟，有时还顺便到广州听音乐会，之后大把大把地买音乐光碟、电影光碟。一开始不懂得怎样建立品味，但凡见到有康城、柏林、威尼斯三大影展印戳，马上买下来。” Penny笑说，那时自己学看电影学得天残地缺，毕竟盗版碟店没义务服侍影迷，一地是碟，谁有眼光自然会寻到宝。他曾想找黑泽明电影，找来找去只有另一位九十年代名导黑泽清，就先看下去；找不到“台湾新电影”的前两位巨挈侯孝贤、杨德昌的电影，结果先入为主最钟情蔡明亮作品。后来接触葡国电影，看了Pedro Costa惊为天人，之后才发现葡国还有从无声默片横跨到数码电影时代的百岁名导Manoel de Oliveira。 葡语单元放映的意义 高中到大学醉心电影，后Penny更涉足纪录片制作，花一年到英国修读课程，回澳后拍成纪录片《我留级了》（2014），探讨为何澳门学生留级现象为何普遍，甚至曾有外媒报道澳门学生留级率世界第一。然而，无论是看电影还是拍电影，澳门当年能给青年的渠道少之又少。 “简单来说，用我们属意的方式在澳门办艺文活动，就是不想澳门仍然像我们年少时那么落后。澳门地方很小，活动也少，久而久之除了闷，还有可能令很多有志拍电影的青少年感到前路茫茫，似乎在澳门只有打政府工一途。所以我们办纪录片影展，是为了令青少年不用那么傍徨，可以比我们过去更容易接触到优秀的世界各地的纪录片。” 纪录片影展常设葡语单元，Penny形容是要点出澳门的独特之处——直到现在澳门仍然有华人与土生葡人两大族群，与葡国连结并未减弱；如澳门的电影节不引荐葡国的影像创作，葡国电影便很难在华语区影展有持续曝光与讨论。不过Penny也承认，一直以来，华人与葡人在澳门即使有心支持艺文，但长久以来是各有各做，交流不多。直到纪录片常设葡语单元，他才察觉到些微妙改变。 “原来葡国的电影圈子与澳门有点相似，就是圈子很小，有葡人观众看过电影后，会认出电影导演或一些团队成员，原来与自己家族相识，又或以前曾经在葡国是同学，朋友的朋友之类。而当我们尝试这样做后，澳门本地的葡语媒体变得十分重视我们策划的节目，每年的葡语单元，他们必定花两大版篇幅介绍；相反本地的华语媒体则没那么重视。”Penny拿出一份澳门葡语报纸《句号报》，他也笑说自己看不懂，只知是头版报道，篇幅很多。 “葡国带给澳门人的影响很subtle，不是明确地建构出一种身份，而是生活上、文化上影响了我们。例如澳门人的生活作息很悠闲，这点就与葡人很相似。前几年到过里斯本，为里斯本电影节当评审才发现，葡人的作息比我们还悠闲，甚至共事时效率常常叫人哭笑不得。所以有时我会觉得，不懂得说葡语，可能就有一半的澳门我是完全不了解的。”Penny说。 在他如今身处的环境，澳门华人不懂葡文，葡人也未必懂中文，两个圈子分而治之，但是他回想年幼时经历巴西夺得世界杯冠军，深夜大批葡人上街庆祝，吵醒了他；又如他的父亲不懂英文，却因为当警察而懂得说葡文。种种微小记忆令他觉得，与新一代的年轻人相比，自己可能是最后一代见证葡国文化在澳门的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