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NGO工作者、前民进党党工李明哲，是首名在中国被控“颠复国家政权罪”的台湾人。 2017年3月19日，李明哲入境中国后失踪，后被中国控以“颠复国家政权罪”，经审判后罪成，判囚五年。从前低调的名字，赫然出现在报纸的头条和电视媒体上，在“寻找”、“释放”的海量讯息中，世界都在期盼这个台湾人能儘早回家。 李明哲在中国这数年被秘密关押、审判和监禁。2022年4月15日，身穿深蓝色风衣、黑色长裤的李明哲跟随防疫人员的带领，下了飞机，終於回到台湾。隨後，李明哲和妻子李淨瑜在5月10日早上在立法院召开记者会。身穿白色恤衫的李明哲和李净瑜缓缓走上挂有孙中山画像的会议室讲台，在传媒的镁光灯下深深鞠躬，感谢各界没有忘记李明哲。 李明哲记者会 （歪脑 / 王芊） 李淨瑜说：“我的先生终于回来了。” 与李明哲相约访问，已经是记者会后四个月。他回台不久，已经马不停蹄地接受国内外的媒体访问、四处演讲，並且开始在文山社区大学开始教学工作，没有停止思考往后如何参与台湾的人权工作。 被夺去的五年，他彷彿要把时间追回来。 “我继续做人权倡议，而且要做得比之前做得更努力，这才会让中国关押我五年的意图完全失败。” 从支援中国政治犯到变成政治犯 2012年，李明哲开始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此后，他在网络上透过QQ与微博上与大陆的网友聊天，听过不少受逼迫的故事。2013年，大陆维权人士彭明的女儿彭佳音、民运人士王炳章的女儿王天安抵台为父亲奔走，那是他第一次亲身接触求助者。2014年，他又开始以捐助方式支援政治犯家属。 王炳章在中国推动民主运动，创办海外民运刊物《中国之春》，创建海外民运组织“中国民主团结联盟”等组织。2002年，王炳章在越南被绑架至中国，被控以组织、领导恐怖组织罪、间谍罪等罪名，判处无期徒刑。他的女儿到台湾寻求协助，李明哲说：“唸书的时候读过台湾过去白色恐怖的历史，但这事情今天在中国发生，而且手法更残酷。我会觉得像是一个历史事件的重演。” 2012年，习近平上台之后，多个国家与组织相继发表报告，指出中国人权状况每况愈下。2015年，中国发生709维权律师大抓捕，2016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表决通过了《慈善法》草案，规定个人不能发起公开募捐。 中国的自由自此越收越窄，李明哲的支援之路渐渐走向了死胡同。 2017年， 李明哲一如往年般，经由澳门入境珠海前往中国访友。入境之后，他就被一堆人围着，在表明身分后，给他戴上头套并押解离开珠海，当时李明哲支援中国人权工作者的经验已有五年，被抓走问话的情节对他来说亦不陌生，他自知入境中国会有风险，“所以我被抓的当下不慌张，因为是可预期的。” 直至被戴上眼罩，再押解上车。车子一直往前开，就这样过了大约两个小时。“我开始觉得状况不对。中国的车子过高速公路会有声音。车子上高速公路了，也下高速公路。我被带离珠海了。如果在珠海被抓，并于当地审问， 那是一个层级；如果你被带离开珠海，就会比较严重。 ”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噩梦与窗外阳光的救赎 他被带到一个房间里。那裏不是看守所，也不是监狱，更不是公安局。 2012年，中国修订了《刑事诉讼法》，实施名为“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下称“指监”）的秘密关押制度。国际人权组织“保护卫士”的报告指出，收到“指监”受害者反映期间遭到身体和心理上的折磨，包括剥夺睡眠、长时间戴着手铐和脚镣、殴打、剥夺就医、及对本人和亲属身体伤害的威胁等酷刑。李明哲说，虽然他没有受到酷刑，但完全软禁的状态，容易陷入崩溃并丧失对未来的希望。 当局起初给他一本法律书，书中有两页摺了起来，说这是与他相关的罪名。他们审问案情，亦出言威吓：“你父母年纪很大了，你这个事情可能会被判无期徒刑。” 窗户用黑布封住，国保人员轮流看守房间，时间犹如停止转动，他的生活也日夜颠倒。“晚上睡不好，早上睡不着，精神是会越来越差。”他无事可做，一直寻找时间流动的证据。 “我把那个窗户偷偷拉开，漏一条空隙，他们当然是不允许，但那时会大概瞄到外面的阳光，至少我感觉到时间有在动。” 他也会从送饭的时间，门外看守人员换班的时刻，甚至在那些人的对话中去猜测具体时间。年轻的公安站岗时觉得无聊会闲聊：“等一下下班去吃东西”、“约个七点”、“我洗个澡马上下来”。这些无意的短句，却是弥足珍贵的线索，他会得悉现在已经是晚上。 房间有纸和笔。原是审问人员要他写下案情相关的人际网络。他却用来记下日期。“当然记得我被抓进去是礼拜几，我会一天天记录下来，所以我是明确知道日子的。” 讲到此处，李明哲的语速慢了下来，眼神也有点飘忽。 每次掀开疮疤，都会触碰到痛楚。“现在想起来还是会有....那个东西，是恐惧。人恐惧是未知，恐惧未知的事情。那两个月的事情还是会记得很清楚，后遗症是当我想到的时候还会有一点感觉。”他想了想，也接着说：“但如果我的故事对于了解中国人权状况有帮助，我很愿意讲。” 有一天，看守人员向他递上一封由李明哲母亲的手写信。信中大骂媳妇李淨瑜把事情闹到国际层面，目的是希望他阻止妻子的行动。他笑说：“其实看到那些，心里会比较安稳。稳是因为知道李净瑜在为我的事奔走。人面对未知的时候，最想知道就是家裡的讯息，也想知道你的家人在关心你。” 李明哲妻子李净瑜 （歪脑 / 王芊） 妻子李淨瑜的国际救援与李明哲的公开审判 两个月后，他被带离开“指定地点监视居住”，正式进入中国的逮捕程序，他被送到湖南的看守所。“在看守所里，起码每天有固定时间可以看电视、有书可以看，也有窗，我的精神就稍微可以恢復一点。” 同时，李淨瑜一直到美国与欧洲等地演讲，并公开要求中方释放李明哲。直至2017年9月，李明哲的案件排定受审， 李明哲的母亲、李净瑜等人在开审前一天启程前往中国大陆岳阳。案件在湖南省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李明哲当庭认罪。案件押后到11月28日宣判，李明哲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两年。 李明哲认为，他的案件可获公开审判，跟他的台湾人身份和国际救援有很大关系。 湖南法院判决书指出，李明哲自2012年以来，通过QQ空间、“脸书”、微信等社交网络平台，持续散佈与破坏攻击、国家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图片、文章、煽动仇恨、对抗国家政权，通过互联网与他人讨论颠复国家政权的办法，明确表示不排斥暴力革命，煽动他人颠复国家政权。而QQ群组里的“聊天纪录等视听资料”被作为法庭认定犯罪事实的证据之一。 判决书 这份判决书在李明哲进入湖南赤山监狱时被收走，他多次向狱方声请取回但不果。一直到出狱当天,他离开湖南到了厦门隔离酒店，当局在他严重抗议下，狱方才给了李明哲判决书的影印本。 监狱裏的“田野调查”：超时劳动、伙食差、官员的贪腐 结束公开审判之后，李明哲被带往湖南赤山监狱，进行他近五年的服刑，中途曾被调往北京的燕城监狱服刑两週，再回到赤山监狱。 在赤山监狱的日子，李明哲清晨就要起床，早上6时吃早餐，6时半就工作，中午有二十分钟的午饭时间，一直到傍晚接近7时才收工。他形容监狱是“把人当机器”，每天回到监舍，只剩不到两个小时的休息时间。除了劳动造成身体的疲倦，恶劣的卫生环境和伙食也让他的健康出现问题。“食物的用油很差，食物冷掉之后就会有一股臭味，在监狱裏的水，眼见都有杂质，所以警察是不喝监狱的水。” 他指，在监狱裏坐得久一点的犯人都会有结石问题，后来在一次身体检查中，他也验出了胆有异常情况。“我问他们为什麽会这样子，他们也不好意思告诉我。回台湾检查，医生解释是因为吃的东西不乾淨。因为胆是解毒功能，胆的负荷太大，明显是食物和环境的问题。” 李明哲多次称这段日子为自己作为人权工作者的“田野研究”，“只是调查的领域从台湾社会改到中国的监狱而已。” 每次李淨瑜到监狱探访李明哲，他都会转达狱中不公，再由妻子对外公开。“消息传出去后，不是只有我的状况改善，而是改善了一个监区的待遇。这样我就不只是一个犯人，在监狱裏我一样可以做人权工作....我的思想心智是自由的。”即使在被监禁的期间，其他犯人一直被提醒要注意李明哲的言行，甚至不准与他讲话，但此事后，狱中人也开始对他好奇起来。有人会主动和他聊天，也有人递上写上“加油”的字条。 在赤山监狱关的都是重刑犯和政治犯，很多不是死缓就是无期，跟他们聊天，一个最好的话题就是中国司法，“因为我们都有经历过。”他们在彼此的故事中，发现在过程多少都有经历一些不公的待遇，李明哲藉机跟他们大聊台湾作为民主社会的法律制度。 他也在狱中遇过共产党司、局级的官员，不少人都是因为贪腐罪行而身陷囹圄。“中国的官员是最不相信共产党。他们只是靠这个圈子吃饭。他们最常对我说：这是我们最后一次为共产党奉献了。这话的意思就是共产党为了的政权稳定，因为派系的斗争，所以把他们逐出来、关了，他们等于是为政权稳定作贡献。” 出狱前一个月，长沙市的国安局曾经来监狱对李明哲说：“依照中国的法律规定，你可能出狱以后，暂时没办法回台湾，他说我还有两年附加刑未执行。”李明哲回话说：“如果你们中国政府是把台湾人当作中国人来看待的话，台湾人刑满释放回台湾，应该不是出国吧？”李明哲说，虽然不知道这尴尬的问题到底起了多大的作用，但在刑满之后，他还是顺利返台了。 回到台湾的李明哲 （歪脑 / 王芊） 回到台湾后，他谈转型正义 返回台湾后，他追看了过去台湾对他的报道与舆论，包括社会大众过去对李淨瑜的高调批评。 有人说，如果选择妥协，不求国际救援，李明哲或许可以更早回来。但他也迫不及待为妻子平反：“这样的话我的罪名可能是不名誉的嫖娼或者间谍罪。”李明哲继续说：“第一，她认为也要用人权的方式去做救援，跟我做事的精神是一致的。第二，她的工作让她很清楚一个独裁政权为何要关政治犯。虽然她不能决定中国甚麽时候放，但是她能够决定出来、回到台湾的李明哲是甚麽样子，所以她选择用不和中国妥协的方法来救援我。” 这些救援期间的讨论也给予他一些方向。“我们发现台湾转型正义的工作一直没有做得很好，很多议题都需要努力，例如家属面对有权势者的态度，女性受害者家属是否只能示弱退让等。我们在面对权势者、独裁的压力时，如果台湾人思想仍然像过去威权时代国民党教育一般，认为应该低调妥协，这纵使我们身在自由的国度，仍然是被支配的奴隶。”他也希望台湾能够更了解中国的状况，达至知己知彼。 至于会否继续支援政治犯家属？ “香港的《国安法》通过后，有形组织瓦解了，台湾缺少了一个中介平台，加上过去做政治犯捐助就必须低调，我现在的身分曝光，所以要找一个对中国人更安全的方法与中国的NGO相处。” 然而，他也坦言：“但是还没有找到，还在迷雾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