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代人从小到大，人生其实都跟六四紧密相关。作为一个八零后，我个人的六四记忆，是人生中极为重要的思想资源，从六四问题开始关心当代中国问题，甚至和人生变动也紧密相关。 自从胡耀邦去世后，广场上开始有人，中央电视台就持续有报道。直到部队进城后，感觉到有些暴力了。我记得有三四个解放军战士被烧死，或者被以残忍方式致死。我到现在都能记得他们的名字，因为每个人名字当中都有一个国家的“国”字，崔国政、刘国庚和李国瑞。尤其在复兴门桥上的尸体，对小孩子来说，当然很吓人。那时候小学三年级，我还挺义愤填膺的，但是我越长大，越发现事情不是那个样子。 五月开始绝食的学生，在十七天之后，被北京市民用板车送到了附近的复兴医院去救助，这当中就有我后来的好朋友，北师大毕业的作家王小山。他是第一批绝食学生。事后多年，我也听他讲述了当年的故事。 感谢大学：认知作为“禁忌”的大屠杀 我上了中学之后，英语老师当年上过广场，他甚至就站在一台坦克上在挥舞旗帜。关于六四，他没有在课堂上公开讲过，私下他跟我们回忆过，当年在天安门广场上的经历。那个时候我就觉得，他讲的和我从官方那里所获得的天安门事件的事实不一样。当然，现在不可能有中学老师给学生讲六四了，会被举报的。 我比较系统地去学习关于六四的知识，是在大学。九八年我上大学时，当代文学的老师给我们上第一课的时候就说：这个学期我来给大家教当代文学。当代文学没什么好讲的，前十七年一片沉寂，中间十年一片混乱，只有八十年代初才有几篇可以看的小说。在那场大屠杀之后，又陷入一片死寂。 学生们都很惊讶地问老师，什么是大屠杀？这个词汇对我们刚刚步入大学的年轻人确实造成了非常震撼的效果。老师就花了一周时间在课堂上给我们讲了他参加六四的前前后后，以及他对于六四的看法。 我们很快就知道这是一个禁忌话题，是一个不可以被提起的话题。我一位同班同学，1999年6月4日，在学校海报栏贴出来一张海报。那张海报横跨三幅，画了一个裸体女性躺在那里。海报下面的字写的是：纪念中国第一次人体展览十周年并以此纪念那个时代。底下又写日期：1989年6.4—1999年6.4，十周年。 这张海报贴出去不到十五分钟就被保安撕下来，并没有在海报栏里存在很久。这位画海报的同学，有三天没在学校，我们后来才知道他是被警察叫走了。我一直满佩服他的勇气。因为这张海报让我第一次知道，我们如果谈论六四的话，会有什么后果。 大二时，一位师兄在喝酒时偶然提起这个话题。我就说蛮想知道更多信息。这个师兄就刻录了一张光盘给我。这就是卡玛的那部《天安门》纪录片。我当时非常害怕，寒假时带了光盘回家，趁爸妈不在的时候偷偷看。那部片子时间很长，有三个小时。看到中间看哭了。虽然现在有人批评卡玛说这部纪录片立场更接近官方，但对一个大学生来讲 ，能看到这样的纪录片已经非常难得。 我在学校图书馆寻找关于六四的书籍，但完全没有任何可以让人了解到六四的书籍。那时候我们已经开始上网，有一个名为64memorial的网站，上面有大量回忆文章、图片甚至视频。九九年网速不是很快，看视频也很卡顿，但非常有耐心地去看那些视频。 当时天涯、西祠胡同等一些论坛里也会讨论六四，都是非常隐晦的方式。西祠胡同有一个版叫“黑色刊物”，是秘密版，必须经过版主的同意，才可以进去。里面几乎都是熟人，可以比较自由地讨论当时发生了什么，大家对此的看法等等。2000年六四时，版里发了鲁迅的《记念刘和珍君》。没多久就被删除，我们又学会了：影射都是不可以的。 感谢北京：广交六四亲历者 2002年，我毕业去北京做了记者。到了北京之后不久，就迅速认识了一批天安门的亲历者，比如晓波老师夫妇、徐友渔老师等人，还有天安门母亲等。在日常吃饭或聊天中，很多人都会回忆当年的事。 我当时住军事博物馆对面，每天上班坐地铁去建国门。每年6月3日和6月4日两天，北京地铁一号线是不会在木樨地站、天安门东站和天安门西站停留的。官方有一个专门的术语叫“甩站”，其实是不想让大家在这三个地铁站聚集。 2006年6月3日晚上，我去木樨地地铁站，有一些人在站外点蜡烛，来了大批警察。我就去木樨地27号楼后面的小卖部买烟。那里坐了很多老头、老太太在乘凉。有一个老太太很好奇地问其他人：外面来了那么多警察，是怎么回事啊？然后另一个人就回答：就是六四啊。 我听到那个轻描淡写的口吻还是满震惊的。因为北京市民事发17年后去谈论六四时，六四已经是寻常的历史事件。这些老人家肯定是当时的亲历者，我无从知道他们当时的经历，但很明显，这件事已经变得非常平常，可以用这样轻松的语气来谈论。 北京市民都知道，地铁在六四纪念日前后不会在木樨地站和天安门东、西站停留，这是很多年的地铁传统。但是恰恰是因为这样的禁忌，所以很多人会问为什么地铁不在这里停？那我就会告诉他们，是因为防止大家在木樨地站、天安门东、西站停留。 六四事件是八九到现在中国最大的禁忌，作为媒体人，我非常清楚有什么东西是不能谈的。我做编辑好多年， 其实有好多作者会在文章当中有意无意地提到或是影射到，但都会做删除处理。想想也挺讽刺的，这个国家最大的禁忌是天安门广场，恰恰也是国徽图案，是所谓的国家心脏以及政治宣示的符号，这种在“需要传播”和“禁止传播”之间构成的巨大张力，也是六四问题“迷人”的一个原因吧。 感谢香港：维园集会和书籍中保存的记忆 2008年春天我去台湾采访大选。到台北次日，在一个偶然的饭局上，遇到六四亲历者王丹、吾尔开希、苏晓康还有张健等人。我当然很好奇，作为后辈我就一直在提问，后来又见过几次，都是聊这个话题。 后来就在台北还有香港的图书馆里找到了大量关于六四的书籍，主要是回忆录，我几乎是如饥似渴地阅读这些在港台出版的六四书籍。2011年春天我去香港工作，6月初就有维园集会，那是我第一次参加维园集会。 6月的香港非常热，下午三点太阳正炽的时候就去铜锣湾。我进到维园时，看到各种各样的标语，支联会的人把刘晓波铜像推到球场中央。那时刘晓波已经系狱，看到铜像就很难过。 那天晚上对我人生改变很大。我发现香港是一个特别特殊的地方。我作为一个记者和作家，在中国大陆不可能记载、不可能发布任何关于六四的文字，但是在香港这些都有记录。十几万香港人在那天晚上聚集在维园，一起去纪念六四，我就发现这些年我被压抑的那个状态，突然被释放、或者被理解。 大概从八点钟开始就坐在那里一直哭。次年的维园集会，我陪王小山一起去的，他是晓波老师的学生，堪称私淑弟子。他是第一次参加维园集会，晓波铜像一推到广场上，他就开始哭，一直哭到集会结束。那天晚上我们还见到了被坦克碾断腿的方政。 后来我一直很关注香港问题，因为我在香港学会了做一个正直、有勇气的人。香港是中国的体外U盘，为中国保存了非常多的记录。我在香港也读了王丹、吴仁华等人的回忆录，以及赵紫阳的《改革历程》，这本书要和李鹏的《六四日记》去对照看。《六四日记》里面讲到天安门的决策是怎么出来的。还有许家屯的回忆录，这本里面很有料，要和周南的回忆录对照看。这段时间我在北京见到了杜导正和李锐。杜导正有一本回忆录《一颗平常心》，有很多篇幅描述六四。 我对六四的认识和学习，就是通过互联网和各种各样的回忆录，主要是依靠书籍。当然还有一些亲历者的讲述。维园集会每年都有亲历者去讲述当年他的记忆，以及天安门母亲的讲述。香港维园集会从前年开始就停了，香港作为中国的六四记忆体的这个历程已经结束了，而且香港的六四纪念馆也已经关闭。 六四：作为成长重要的思想资源 我常常觉得，中国当代很多问题，需要回到六四才能找到答案，六四发生时我还是个孩子，在我长大的过程中，六四成为我的一种重要的思想资源。我发现很多待人真诚、学识渊博的朋友，都是六四的亲历者，但他们不能在中国发表文章。现在有的入狱了，有的已经去世了，有的出国了。我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 这么多年我自己比较苟且。我在国内还能发表文章的时候，从来没有提及这些东西。我在香港报纸上写过好几次关于六四的文章。接受《铿锵集》采访时，我说，作为中国人，我们每个人心里都住着一个小的中宣部。我们知道什么事情能谈什么事情不能。 六四就是最大的禁忌。人在年轻的时候，有小孩子那种反叛感，越不让你知道什么，就越想知道什么。去年李佳琦带货的时候手上拿了一个坦克蛋糕，直播室立即就被关了。我把它称为“伏地魔悖论”。《哈利波特》里，伏地魔这个名字是不可以被提的，但是也从来没有人说过不能提，但一提就招来祸端。 中国发生过很多类似事情。几年前小蓝车在6月初有个市场活动，小蓝车APP上面有北京地图，上面有一排坦克，然后让用户在6月寻找坦克。这个APP立即就被关闭，几千人失业。这些年因为六四被撤职的、被迫离职的以及失业的人，不胜枚举。 六四在我成长过程中，是一把理解中国和自身处境的钥匙。我和这个国家的关系是什么？中国的今天为什么会是这样子？一个国家以及一个人的现在，就是由历史和记忆构成的。历史与记忆决定了今天的问题如何解决，以及未来这个国家、这个人的走向。所以讲述这些历史故事，恐怕是每个人都要面对的事。 （歪脑的专栏、评论和分析文章均属文章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