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殖民主义”对中国人而言是否已走入历史呢？虽然中国近二十年不断崛起，最后引起整来西方深切忧虑“中国威胁”，进而去到美中脱钩的讨论、全球供应链去风险化的政策。 区议会选举制度的背景是什么？回到故事最初，英国用远洋军舰打开大清国门，强行将香港“开埠”，这一切被后来的国耻史观提供了最初的动力。中国人近代的“百年国耻”(Century Of Humiliation) ，甚至中国的近代，由香港展开。 比起小小的香港，英国更在乎以后的中英关系及商贸大生意，而中国的邓小平则表示“不收回香港，我就是李鸿章”(意指丧权辱国)。中英两国在谈判台反复交锋，中国在谈判中强势得手，成功获英国归还香港及九龙新界的主权，但英国撤出后，仍有义务和权利去持续监察香港易手后的情况，半年发表一次《香港问题半年报告》。这是当年过渡闭局的尾巴。 两种香港观察 自从 2019 年之后，英国政府在“半年报告书”的措词越发强硬。英国政府在 2023 年下半年的报告，批评特区政府在国安法、传媒、地区选举、法律惩治等方面妨碍人权，违反当初的《中英联合声明》。 特区政府和中国外交部亦同样每次严词反驳，强调英国歪曲是非，认为英国在 1997 年之后就丧失香港主权和治权，甚至不存在监察权，并强调香港法律仍然保彰人权。 自 1997 年至 2017 年，英方的“半年报告书”是越后期越被部份网民挖苦。因为无论香港发生了什么事情，以前的报告书结论仍然是“香港一国两制没有问题”，“整体运作正常”等等。例如说 2017 年的时空，香港已经历过立法会选举首次有候选人被 DQ (取消资格)，其他影响 status quo 的大事件亦不能尽录，英国当时没有在“半年报告”劣评现状。西方各国基本上也是如此。 2019 年之前，基于中西经贸政治关系十分紧密，中国又经历了 2008 年以来的经济扩张，香港以往作为一道笼罩中英关系的阴影，似乎早已翻过历史一页。中国未拿回的失土就只剩下台湾。 各界以为已解决的问题，其实未解决，而且问题恶化远早于 2019 年。中英两国政府围绕“半年报告”的骂战，双方各自描绘的香港，其实是在讨论：英国在香港的制度遗留，是利多于弊，还是弊多于利？在“国粹派”思想中，香港人及香港文化演变成如此排拒“中心”，变成“非我族类”的风气，最终是源于英国殖民时期的管治和建设——例如当初立法会有一半的议席可以自由参选和选出，例如在主权移交前就存在已久的区议会。70、 80 年代前后开始的香港民主实验，其实就是将香港社会从一个待人救济安置的难民社会，尝试转型为一个有自治能力的现代社区。 大致上香港人亦将 80 年代开始的连串民主实验，视为香港人争取民主的大叙事起点。这个“民主希望”在多年来不断累积，跨越世代。实现民主的景愿，亦在《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获得承诺。因此 2014 年中国政府发出的《一国两制白皮书》，即被不少香港人视为传来普选梦碎消息，因为文件重申了特首候选人不能由普通公民提名的门槛，候选人需要获得社会精英组成的“选举委员会”通过资格，不同各界多年的“真普选”想像。这梦想与现实的冲撞，触发了全港多地持续 81 天的占领运动。 埋下的不是炸弹，而是实验 英国在香港留下了“炸弹”，使香港在移交给中国后一直出问题，一直是各界都听过的。 97 后不久就出现的亚洲金融风暴、高地价、甚至政府里面从港英过渡到特区的高级公务员，都被说过是英国人埋下的炸弹。 事后看来，上述困难多数都可以克服过去。一直无法解决甚至越演越烈的“炸弹”、香港的无解黑洞，其实是港英在香港最后二、三十年的制度和精神建设。人们尝过自治的味道，引起了跨世代的自治梦想。 虽然中国在 70 年代取代中华民国联合国席位之后，就将澳门和香港踢出“殖民地”行列，使英国无法在香港复制其他殖民地自决的方案。中方也一直不欢迎香港总督（早至“杨慕琦计划”）在香港推行自治及解殖工程，末代总督彭定康在政改问题同样因为“过于进取”，增加选举的民主成份而触怒中方，曾被冠名“千古罪人”。 区议会实验也是如此。在香港老牌政党“香港民主民生协进会”(民协) 的早期历史，可以看到当时香港人经历过的一整个特殊时代。 直至 2019 - 2023 年改制前的区议会，香港 18 区各有自己的区议会，由 479 名区议员组成，绝大部份由小选区选民，用简单多数制直接选出。小选区的投票者可以少至数百至数千人。 区议员职能非常广泛。社区上各种有关市民福祉的事务都可以跟区议员扯上关系。从要求增加巴士线，到楼宇维修工程出问题。从老人需要申领福利、骗案受害、需要法律谘询，到市民要反映意见给政府等等，都在区议员的业务范围。 2010 年以后，民选区议员也是选举委员会一部份，可以“有权选特首”。区议员日常接触大量地区市民，建立起卫星式的地区网络，能为各种政治动员所用，一向是各大政党和从政者希望掌握的地盘。政府要推出政策，也需要立法会及区议会议员帮助推销到地区去。 根据民协早期创党成员许锦成口述回忆 (载于 2017 年岭南大学《思想香港》第九期：民主回归与社会民主主义交错下的民协)，他尝试将“社区工作”分为“社工式”和“参政式”，盘古初开，民协一开始的成员都不是专业从政者，不少只是普通居民。 许在 80 年代毕业于中大社工系，他认为“社工式社区工作”的目标乃是“尝试做到社区的自主，让社区内的居民可以决定社区内的事务，还有建立社区的归属感，培训社区的领袖”。 民协一开始（1986年）就是不同学社、学会、地区民生关注组多元组合而成，而参政是因为“中英联合声明”出现，听到港人治港的承诺，他们觉得港人没有治港班底，如果停留在民生关注、社工式地区工作，“回应不了整个社会的历史”。 据许锦成回忆，当时成员冯检基提出的“一加一大于二”模式，即地区领袖进入港英开放的民选议会，自己又组织地区上的压力团体，区议员得以成为沟通双方的媒介，结果十分成功。他说： “我们的地区工作能否回应到社区？如果区议会选举是一个指标的话，我们在 94 年的区议会成绩是理想的，在众多的政团中是最好的，有八成的成员当选了。如果我们说 80 年代到 90 年代初，民协的主要对手是建制派，不过无论在地区组织还是选举策略上， 建制派以往都不是太成气候。92 年民建联成立，我们都认为他们根本就不成气候。 就算去到 1999 年，如果纯粹讲地区组织，甚至从政党的角度去看竞争，我们觉得如果继续用民协这一种深耕细作的社区式，组织居民反映意见，这种手法仍然可以在区议会选举击败建制派，但慢慢你会发觉建制派在进步中。” “蛇斋饼粽”的传播 这种服务居民并获得授权的动员政治技艺，一开始反而是进步派、民主派做得最为成功。民协就是回应港人治港，想要建设民主自治的一班人建立出来，而他们又有极强的社工、服务和地区色彩。“民主派”无疑在很早就发明出建制派政党后来运用熟练的“蛇斋饼粽”选举模式。 “蛇斋饼粽”是指政党用各种利益（“蛇宴”、“斋宴”、“糕饼”及“糉）”来收买弱势选民手中一票的现象，但具体形式更为复杂，“蛇斋饼粽”包括区议员举办廉价旅游团、免费电影票、义工教授课堂分享知识、义工上门跟老人家聊天、免费量血压等等软性公益社区活动。 比较之下，早期民协的“社工式地区服务”，至少还有“预备港人治港”的进步政治想像。去到香港特区时代，积极运用“蛇斋饼粽”的代表由民主派变为建制派。亲北京政党为这种动员模式注入庞大的人力物力，令后来的新一代甚至觉得“蛇斋饼粽”是由民建联和工联会发明。 当年民主派选民之间，为了应付建制派庞大的“蛇斋饼粽”攻势，甚至想出一些怪招，例如“食穷民建联，票投XXX”的主张，就是说既然建制派每年选举，都要派发那么多福利，我们不打算投他，但也应该白拿这些资源。 “蛇斋饼粽”一开始似乎是香港人自己学着管治大厦、社区、成为领袖、学习参政的副产品。对比等待政府作主的难民社会，无疑是进步的发展。主权移交之后，“蛇斋饼粽”的服务模式，与局部继续开放的选举产业链结合，扩大成更大更专业化的“服务网络”。而且当时建制派的大战略，仍然是要在选举中击败民主派，以证香港人心已回归。后来事情也变得直接很多，很多人投票就变成想要“蛇斋饼粽”，而不是在乎社区事务。 长期以来，不少学者、评论认为，“蛇斋饼粽”虽然填补了一些福利制度包揽不了的社会角落，但也将选举的充权和自治原意，扭曲为选民每四年一度的“物资分派会”。 但进步派别在 2019 年区议会选举的戏剧性大胜，使中方响起警号：“蛇斋饼粽”模式仍不足以麻醉危险的区议员制度。区议员没有安份守己做单纯的“社区服务者”，而是“积极参与政治”。 最后整个制度也被削权，直选议席锐减，参选门槛也比以往高。例如民主党表示要派人参选来届新区议会选举，也坦言不知道有权提名的“三会”的联络方法（分区委员会、地区扑灭罪行委员会及地区消防安全委员会）。可以预期，过去由区议会地区人士自行组织的部份，现在会让渡到官僚（民政专员）手上。 2023 年，民主党希望在酒楼办自己的春茗、党庆等，都有不同酒家以不同原因推却。到了 10 月 31 日，香港老牌的民主党正式表示，所有意欲参选成员均无法取得足够提名，无法参与选举，面临“压力团体化”及未来资金问题。11 月 14 日，民主党成员投得维园年宵摊位后，被当局取消资格，具体原因不详。看似破天荒，但只是民主党较迟面对。 早于 2017 年，当时两个年轻政团“青年新政”和“香港民族党”投得年宵摊档后，食物环境卫生署发信表示摊档售卖物品有宣扬港独之嫌，“在此情况下进行相关活动，很可能会危及公共秩序及公共安全”，取消其年宵摊位。 “蛇斋饼粽”在上一个时代盛行，是因为过去立法会和区议会有局部选举。当时参选相对少限制。民选议席的竞赛，构造出养活很多不同人群的“政治产业链”，当时一些黑色幽默的年轻人会形容各党派参选人士为“赏金猎人”，而一般选民每次参与选举狂欢，则可以获得“蛇斋饼粽”或者精神的奖赏。 诸神的黄昏 这一切到了近年戛然而止。选举中“安全系数”的提高，带来产业吸金力的收缩。作为最大反对派的“民主人士”不再存在，吸引反对派选民的诱因已大不如前。 不只是民主人士，连传统建制政党也要被迫转型。区议员作为政府和市民间中介的位置，那种市民与区议员的传统关系已在倒数当中。作为交易物的“蛇斋饼粽”还是会存在的，但会不会恢复当年的盛况？ 民主人士在上一个年代的最大对手、建制阵营的最大党民建联在 9 月选出新主席，由身兼行会成员的陈克勤接替前主席李慧琼。他表示：香港踏入由治及兴的新阶段，民建联亦要由“选举型”政团转型为“治理型”，协助特区政府的政策落实及推动。 这一官话之中，大概亦是说明“选举”一事的变化。港英制度下的区议员实验，以及衍生出来的“蛇斋饼粽”，已经即将改革。我们正目击这一制度遗留的明日黄花。 （歪脑的专栏、评论和分析文章均属文章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