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反修例运动，街头曾经是香港抗争者最主要的战线。 然而，随着2020年疫情和港区国安法的来临，曾经参与运动的抗争者，迎来执法者的拘捕、检控、囚禁。 根据惩教署工作回顾，2020年全年收至惩教院所（包括还押及定罪）的共有11967人，香港每日平均还押在囚人口也由2011年的1436人上升37%至2020年的1962人，创下近十年纪录。惩教署報告指，还押人数增加源于反修例运动被拘捕个案陆续进入司法程序，预计此数字还会进一步上升。 在2021年的香港，支援在囚抗争者的支援网络，已慢慢连成一张绵密的网。有团体提供坐监物资、争取囚权，有区议员继续组织公民社会，有支持运动的“黄店”聘请有案人士，市民也自发前往法庭当旁听师、追车师，写信给铁窗后的抗争者，提供情绪出口……他们像一张拉开了的网子，牢牢接住每个面对苦难的人。这是四个支援者的故事。 邵家臻：过来人栽种绝处的花 2021年2月28日下午，多名参与2020年香港立法会民主派初选人士提早前往警署报到，不足一小时，便传出他们将被落案起诉的消息。前香港社福界议员邵家臻几句脏话熘出唇边后，按捺着心内的悲恸，回到石墙花办公室，默默点算物资。“薄荷味纸巾、电芯、鱿鱼丝⋯⋯”37位家属想要物资，数来数去，他们这裏只有十包；他一边数，一边忆起过去因为占中案入狱的日子，内心捏得更紧。 石墙花2020年12月开张，为所有因社会运动被捕的人士或有关人士提供各种支援，包括还押物资支援、情绪支援、个案跟进、以及福利申请等。邵家臻說，最初创立石墙花是抱着三个宗旨，一是生意，二是服务，三是倡议。最初，石墙花开张两个月，只有两个物资货架，2月28日突如其来的大拘捕后，他和同事慌忙增设六个货架，和更多不同的团体合作，建立更适切的物资库、配对笔友、家属情绪支援系统。现在石墙花每月为大约100余位家属提供在囚人士所需物资，他们都不用付钱。 石墙花是个“Give and Take”的场所，有需要的人来了，就有人帮助他们。“石墙花像一户窗，让墙内的人看到墙外，墙外的人看到墙内。用运动语言就是，即使身陷囹圄都不割席，”邵家臻反复说了几次。 很多时候，坐监都不是一个人的事，坐监是一个家庭的事。47人初选案发生后，邵家臻认识了很多被告的家人。“大家做议员同事时，最保护就是自己的家人，我甚至连原来谁已经结婚都不知道。”但那几天，石墙花为家人们举办简介会，大家一块儿抱在一起哭。他和同事将愤怒无力的情绪都压下来，先把在囚所需物资物资通通找齐，向同路人询问，将荔枝角、长沙湾、深水埗所有商店都走遍，连伤心的时间都没剩多少给自己。 香港监狱对物资规格非常严谨，像一包时兴隆金龟唛鱿鱼丝，只能入7克装，多一克、少一克都不接纳。200毫升润肤油规定要包装上要写中文字，同一款但写了英文字就不行。电池要平装，特别版或是画上公仔的不能送。 家属已经够多事适应和烦心，石墙花看在眼内，就代为负责收集物资的一环。邵家臻举例说，女监狱规定扎头发橡筋只能是红色，但市面上买不到整包都是红色的橡筋。同事便买来一包包彩色橡筋，和义工一起逐条逐条挑出来储起。 坐牢彷彿是个招魂的西瓜，一抛进水，很多家事、家庭的苦难都会浮到水面来。不只是初选47人案，石墙花总会花资源疏理处理各种无以名状、又非常重要的事，这大概和邵家臻与同事均是社工出身有关。 邵家臻记得，有位在囚抗争者的爸爸每个月来石墙花为儿子取物资，他多数都会再来多次，补领一些物资。他每次都穿同一套汗衫，不健谈、不多话，有时会在室内来回踱步，感觉踌躇，似有说话难以启齿。“后来我们发现，他不是只为儿子取物资，他经济很拮据，也想为自己取一份，我们便给他一些超市礼券解困。”他见过数之不尽这样的家庭，一人囚禁，家庭顿失经济支柱，生活陷入困境。也有在囚人士写信出来说，他的太太患了病，不能上班。“太太甲状腺有事，不能上班，没钱看医生。探监时他见她眼睛凸出来，很担心，我们便尽力传话，为她转介医生。” 邵家臻和其他倡议者有点不同，他是过来人，曾经因为占中案入狱，在赤柱监狱经历了163天禁锢的日子。他出狱后，仍会作一些公务探监，探望在囚人士：“我的开场白是这样，我是邵家臻，413100，这是我的终身老lum（编号）， 我在赤柱受过，关于狱中的一切，你可以告诉我，我会尽量帮忙。”他记得，很多人听毕，都会抬起头，扫视他两眼。“我觉得，我有一种当事人的同理心，和在囚的人有种click。后来我想通，我当时坐监是为了预备自己现在支援别人坐监，为他们争取。” 那些曾经受过的苦难，并不是毫无意义，他如此相信。例如，今年截至5月19日香港已录得7日“热夜”，石墙花就立即乘势提出过改善监狱酷热的方法，方法具体，全是邵家臻第一身体会。 组织在香港有不同程度的风险。邵家臻却自嘲，石墙花是一个很“蛇?”（细胆、懦弱）的组织。他托一托鼻樑上快要掉下的眼镜，一丝不苟道。“石墙花开业，有没有招牌我们要讨论，有招牌怕人捣乱，没有招牌怕别人找不到；接不接受访问，我们又左思右想，有时怕太多关注，有时又怕没人支持；出帖呈现惩教对M&M巧克力的规格太苛刻，我们怕招惹麻烦，但是找到像整个泳池般多的M&M回来，又会好感动。” 47人初选案后，邵家臻每晚睡觉时都磨牙。每天早上六时都扎醒，看看有没有警察按门铃。但是他未想过要放弃石墙花。他甚至想过，为自己收拾一袋入狱的物资。“我觉得，我们做的事，像拾起一块石，把它丢到水中。今次丢这里，下次再丢远点，下次再远一点。我们暂时无法一下子丢石到达对面的山岩，但我们可以选择继续拾起石块。” 旁听师 / 追车师：被捕者的突破 2020年7月，国安法在香港通过后，街头抗争几乎绝迹，那天开始，阿欣就当上了法庭“旁听师”，一星期前往法院两三天。她穿一条碎花裙，肩上披一件外套，坐在庭上的公众席，手中握着笔，抄抄写写，有时更会帮手当“直播员”，将聆讯内容传至Telegram给关心案情的大众知道。审讯后，她会换上黑色长裤，跟在囚车旁，手举得很高，亮起手机灯。她手挥动的幅度，让人想起日本人送客的礼仪——要挥手直至对方消失在视线中，无论对方有否看见。 过去大半年，她踏足过大部份的香港法院，储了接近一百张五彩斑烂的公众席票据，宛如她私人的连侬墙，偶尔阿欣还会在小小的票上写下案情，提醒自己，那些人永远都不会是编号，而是有血有肉的生命。 像她这样的“旁听师”、“追车师”，根据阿欣的不完全统计，全港大约有20个，有年轻人与学生，也有银发族参与。阿欣第一次到法院听审是在2019年7月31日，声援7月28日在上环被控暴动罪的抗争者。那天悬挂着三号风球，东区裁判法院毗近海旁，风雨如晦，雷声轰鸣。来声援的人，却比想像很多，她进不了内庭，就在外面帮忙撑伞掩护被告离开，“拉了个被告去隔壁的快餐店，还借电话给她打给家人”。明明事隔快要两年，她将每个细节记得很澄明。 其后，国安法压顶，她觉得街头运动难以一下子死灰复燃，便转到法庭支持。她形容，自己关心较少人关注的案件，“很多无名手足，尤其是判刑、裁决等等，因为那些人最需要支持”。 她最深刻的审讯是，今年初多名人士被控2019年11月11日至14日在理大内参与暴动，而且当庭只有一人获准保释。“那天内庭人很少，被告都不是有名的人，而且亲友都很零星。前面的被告，全部不获保释，直至最后一个获准，他站在被告栏哭着说，多谢法官大人。叫人心痛。” 审讯完，已是傍晚，天空浮现一抹幽蓝色，预备步入漆黑的长夜。但是，街角间却滞留了很多人，他们亮起手上的灯。“那一刻，我感觉到全港的追车师都来了，希望静待理大被告出来，这条路，并不是只有他们。” 追车师会计算跑的节奏，以九龙城裁判法院来计，车可以拐左或右，拐左的话，她可以追到法国医院前的交通灯位。囚车里的人，真的看到宛如星星的灯火吗？阿欣说能看到的，因为她曾经也坐在囚车里面。 2019年十月，阿欣在现场被警察拘捕。手腕被扣上索带一刻，她仍然感到难以置信。“如何请假？工作怎么办？是不是要坐十年？”意念在脑内不断盘旋。她被带上长条形的猪笼车，车窗贴着茶色玻璃，车子要开动了，人群围了上来，手中的光点不断挥动。那一刻，阿欣不觉感动，却有种莫名的愤怒：“屌！你们现在才出来有甚么用？如果你们早些出来，我可能就不用被捕。” 后来，阿欣踢保了，没有被正式检控，但是却因为曾经被捕，丢了稳定的工作。她不方便透露职业，但那是一份专业且高薪的职位。这一次的经历，对她有种非常深远的影响：她没有再像坐在囚车上时怪责后知后觉的人，她只想做好自己，化成那点光，无论发亮还有没有用。“不想经常听到人说法庭没有人，不想坐以待毙，唯有做吧，一往无前。” 她跟随着理大案不获保释的人，去到区域法院。听审时，她听到很多被告人的身世，例如他们被检控高达十年刑罚的暴动罪，仍然在关心家中弟妹没有人帮助他们温习功课。 陆陆续续，很多人在案中获准保释，唯独一位女生，因为2019年10月被捕过，理大再犯案，所以不获保释。阿欣只感同病相怜，抄下她的资料，寄信给她。“因为我都是差不多前后日子被拘捕，甚至可能在臭格中相遇过。她坚持理大都要出来，明知自己面对风险，可见她的信念。”她成了写信师，在信中写了一些无聊趣事，包括她做追车师时不小心摔了一跤。 在阿欣眼中，街头运动暂时竭止了，但是一天有人在法律制度下受到制约，一天运动都在进行中。“去多点旁听，不只是帮人，而是帮自己，知道控方如何举证，如果抗争会捲土重来，你都会知怎样保障自己。不要只是高呼法治已死，死之前，你都要研究一下，它本质是怎样，我们在追求一个怎样的体制。” 区议员林进：幸存的愧疚 林进是元朗区议员，他在2020年七月，与天水连线组织的战友伍健伟一起参与民主派初选，伍健伟在名单上排第一，他排第二。 2021年2月28日，多名民主派获落案检控“串谋颠复国家政权罪”，包括伍健伟。连续一星期，天水连线的成员都在法院外通宵排队拿法庭旁听票，直到几天后于高等法院应讯，林进终于看到伍健伟的真人，不是电视屏幕上的黑点。一如所料，伍不获保释，被押走前，他连忙向家属席飞吻，林进笑称他们有“回吻”，不想让他孤单。那时他觉得，那是他唯一可以为伍健伟做的事。 三个月下来，剩下的区议员顿变支援者、探监师。这对曾经密不可分的战友，一个进去坐牢了，另一个，把握每口自由的气息，续他们的未竟之志。做着做着，他才明了，还有很多事要为伍健伟做，为香港人做。 47人初选案后，林进第一次去到荔枝角收押所探伍健伟，见到排队、领取物资、等候室，都人山人海，他内心满是纳闷：“除了慨叹为什么监狱好像有这么多政治犯，都认清了一个事实，坐监是一件必然的事，无论是谁都好。只要一天仍然在抗争路上，一天继续抛头露面，坐监是我们必须要经历的过程。” 那时，彷彿有把声音敲打在他的心坎上——如果牢狱最终避无可避，他开始想着如何继续有系统和在地去支援墙内的人。他大约每两星期会探望伍健伟一次，探访的十五分钟，大半是理性的政治讨论，余下的会谈论外人看似繁琐、墙内的人却觉是救命草的需要。 “我们为他入了一部收音机、电池，但是他常投诉很快没电。所以他要求要个电台节目表，好让他调较到合适的时间收听，为什么我们没有注意到？”这些墙内生活所需，后来激发了林进和其他成员，成立了一个叫“手足万事屋”的计划，帮助其他身陷囹圄的人，细微至母亲节“代子送花”，创意至陪在囚人士的父亲看场球赛，他们都尽力实践。 过去，林进也从其他在囚人士或释囚口中，得悉墙内生活何等刻板枯燥，所以一直着力推动天水连线和组织“燕子生命”合作：“有个计划叫机顶盒，我们将一些无聊影片，好似《试当真》，誊本、图文并茂印刷做信件，寄给他们笑一下，让他们吸收悠闲的内容。”不过，今次若不是这样第一身支援伍健伟，他们大约不能如此靠近在囚人士的想法。 林进曾经多次被拘捕，背上暴动、阻差办公、组织未经批准集结等等的罪名，但作为初选名单的第二名，他时常被一种幸存者的愧疚所缠绕。“我会问自己，为什么别人在坐监、我们却完好？一天在墙外，一天也承受着这种情绪。” 他不是想歌颂坐监就等于解脱，但这两年香港人都是如此病态地活着，他花了很长的时间，才懂得将愧疚转化成力量。如今，他决心踏进另一个风眼，参与区议员宣誓，不论结果如何：“我觉得，区议员有部分关于社区连结的事，是无关政治的，但都是为了未来民主发展埋下很多种子，建立一个公民社会，很多是漫长铺排的东西。” 他说，有时坚持的原委很简单。 他仍然时常想起，2019年很多人围在天水围西铁站外做家长车，接载抗争者回家，那是他从未想像过的天水围、从未见过的香港。只要想起这些这些片段，进退间，他不难决择。“运动中有很多无名英雄，我的付出根本微不足道……此时，好像有很多人牺牲了，因为政治付上了很大的代价，所以我们还是自由的人，更加没有资格说退后、说放弃。” 但是，如今代价愈来愈大，真的值得？“没法想值不值得，这场运动给我们最大的反思是，如果去想值不值得，我们都不会走出来。值得？没有人是值得坐监，没有人是值得流亡，所以我们不是用值不值得去衡量，而是这件事值不值得我们继续努力。”他带点倔强地说。 林进的手臂曾经被催泪弹灼伤，伤口癒合后，留下一道疤痕。后来，他把它纹成一个弯曲的纹身，实实在在提醒自己，那年的硝烟，炼成今天更加顽强的人。 Jimmy Jungle：“黄店”补位，预备未来的土壤 Jimmy Jungle是“黄色经济圈”的零食店，但它绝不只是一家零食店。它最广为人知，就是于47人初选案、理大抗争者即时还押时，迅速为石墙花提供各种物资，而且并不限于零食，还包括各种合惩教署规格的牙膏、沐浴露。 所以说，它厉害在，早于2020年已经开始此服务，以批发价取得货品，每个月大约为40、50位还押者提供物资。直到今年三月，将货品迁至石牆花，让家属更易取货，他们则功成身退。 是回去做零食吗？不不不，Jimmy Jungle說。 他们开始聘请多位被捕者、保释者及释囚，希望为在反送中运动中付出过的人，提供各种职场机会及经济援助，同时为其他较少人认识的黄店做宣传。他们预计，往后将有更多人从狱中出来，希望预备更好的土壤。 现时，Jimmy Jungle聘请了七位有罪在身、或曾经被定罪的年轻人做兼职员工，当中有坐完监、判刑后、还押过、保释中或是等待漫长审讯的人。遇上这班年轻人，令店主Michael回忆起当时开黄店的初衷。2019年下旬，他有位好朋友被捕并不获保释，当时那位朋友很担心，若果运动完结，坐监后可以如何维持生计？“当时我希望开一家黄店，可以成为坐完监的人出来后的避难所，假设赚到钱，而对方又不嫌弃，我便将这间店给他。”就这样，2020年2月，Jimmy Jungle诞生了。 过去一年，它实实在在为年轻人遮风挡雨。 有两位年轻人，拥有很高学历、非常亮丽的成绩表，然而身上背着暴动罪，最高刑罚达十年，还要在很多年后才开始审讯，人生规划一下子刹停了。因为他们需要定时到警署报到，基本上无法找到一份正常的全职工作，Jimmy Jungle就聘请了他们。 “他们能力很高，我们很信任他们。而且很会思考，觉得做黄店也是在为运动出一份力。老实说，不是我们帮他们，是他们在帮这家黄店。”Jimmy Jungle另一店主阿希说。如果黄圈市场上有更多不同的工作机会，而不是只有Jimmy Jungle这类仓务类型的工作，年轻人可以有更多元化的选择，Michael补充。 他们当中一位女店员是一位释囚，出狱后开了一家网店卖香油，但是生意不好，他们特意聘请她，让她维持生计，也用Jimmy Jungle的社交平台无偿帮她宣传。“明明这班人最有资格用黄店牌头做生意，但是他们却因为入狱，错过一些开店的良机，现在出来了，黄色经济圈的市场变得饱和，曝光率很低，我想可以帮助他们、支援他们，”Michael娓娓道来。 话说从头，Jimmy Jungle由四位素人创立，他们各有正职，本来没有任何营销、仓务、网店经验，初创成本只有十万。然而一年间做到收支平衡，略有名气，可谓黄圈奇葩。 但是他们坦然，正是因为他们各从正职获得稳定的收入，才可以任性地开一家不足以养活任何一位拍档，但又可以一直运作支撑运动的黄店：“买零食$250免运费，我们只赚大约$60，真的可以全部钱都放到手足身上，”Michael道。 “我们四个真的不是特别能干的人，正是这样，我们想让人知道，我们做得到的话，很多人都做得到。只要你肯试，创意就会来，见步行步，就会摸出路，”阿希续说。 Michael最记得开初帮忙做跑腿，送物资给家属，有位爸爸捉着他聊天。“他的儿子入狱了，但是他心里清楚，知道他没有做错，一直以他为荣。他跟我说，你们在做正确的事，要加油。”那一句加油，Michael一直牢牢记在心中，坚持至今。他那时渐渐明白，原来有些人受到影响，甚至牺牲这么多，但信念可以这样强大，坐监的人，绝不是只有“好惨”的观感。 “对，我接触过不少释囚，他们出狱后，不是想别人可怜他，他们其实不介意牺牲，不想大家再拿他牺牲了好惨来大造文章，他反而想我们努力为他讨回公道，做回他的份儿，”阿希接口。 最近，Michael的脑内时常浮起一个画面：2019年6月12日当天在金钟，比他年轻一大截的小伙子站在最前线，回头一脸无助地问：“你们这班大人去了哪里？” Michael想让他们知道，walk the talk，他们真的努力实践，大人还在。 （尊重受访者意愿，文中阿欣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