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ading... 中国大陆也有家庭外佣吗？这可能是一个不太经常被看见的族群，但事实上自改革开放后就已经有他们的身影。他们是一群隐身在法律缝隙之间的人，藏身在中产以上的家庭大门背后。相对于香港、迪拜等地一个月三四千的工资，在中国的外佣通常能拿到更高报酬，但没有法律支持的现实，也使他们面临灰色身份的尴尬，更可能成为劳工权益得不到保障的弱势群体。 家佣，一个“女人对女人”的制度 Carolina爱吃，最爱面包和咖啡，她总笑道，我吃太多，一天四顿，但现在生活在中国大陆，最麻烦的是不能出门。她没有工作签证，一旦出去，被警察发现，就要遣返回菲律宾。 “我怎么能被遣返呢？我不能回家，我有三个孩子，他们需要上学，我丈夫没有工作。我还没准备好，我想在这里工作得更久一些。” Carolina今年45岁，如同许多在中国大陆的外佣，她此前已经在其它国家工作数年。 2012-2014年，她在阿布扎比为一个七口之家工作，2014返回菲律宾后，在本国为一个中国家庭照顾孩子，2015年她去香港，在那里为一个三口之家工作了三年。但这些地区的薪水远低于中国大陆，在迪拜每个月1500迪拉姆（2700元人民币），香港是3900港元（3300元），而在中国大陆，她一个月能拿到8500元。 自改革开放后，中国大陆已经有外佣身影。但实际上1996年中国颁布《外国人在中国就业管理规定》，规定出于对本国劳动力的保护，不允许个人及家庭雇用外籍劳工。尽管此后在2017年9月、2019年1月等多次传闻，称中国将开放菲佣市场，一度引起网民热议，但其后都被证实是假消息。目前，约有10-20万菲佣在中国非法打工，成为“黑工”。提供外佣服务的中介公司五姨家政的工作人员告诉歪脑：目前国内大部分客户用的外佣，都是用国内旅游签证入境；也有少数拿工签的合法菲佣，但这需要客户有国外身份，或是持有回乡证的港澳台身份。 Carolina来大陆快两年了， 她的第一份工作是菲律宾女友的雇主介绍，在山东一个四口之家。女主人28岁，在银行工作，Carolina为她照顾两岁的小孩、打扫卫生。雇主待她不错，给她购置生活用品、借手机给她打电话，她为她们工作了17个月，最终却因为雇主的婆婆而决定辞工。婆婆或许是嫉妒，她总会来家里，爱生气，会指着Carolina骂，问雇主，你怎么又给她买东西？ 香港岭南大学社会政策系教授陈效能曾在调查中指出，住家外佣是一项“女人对女人”的制度。女主人和外佣可能会竞逐孩子的亲密感，女主人的婆婆可能也因为“妒忌”而对外佣有所敌意。而且零和游戏中，增加外佣权益，同时则是加重家中女主人的家务。 外籍家佣和中国阿姨 Carolina在中国的第二份工在上海，每月薪资由山东的8000涨到8500，依然是在一个四口之家：一对夫妻、两个孩子，需要照顾的同样是更小的男孩。这次还有一个中国佣人和Carolina一同工作，她不是住家保姆，职责只是煮饭和打扫卫生，Carolina则负责照顾小孩。中国社会新闻里，偶有出现本地保姆虐婴事件，对雇主来说，受过专业训练、作为异乡人的菲佣或许更值得信任些。 2020年，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建议，在RCEP签署背景下，海南可放开菲佣等家政服务市场。许多网友表示，这是挤压中国中年妇女劳动力的就业空间，也有一些人认为”国内家政行业水平低还贵，开放菲佣后的竞争压力有利于提高行业素质。” 国内家政人员的学历多以初中为主。而以47岁的Chona为例，其实曾在大学学酒店管理，在菲律宾还有过自己的生意，卖了十几年海产品，却因为丈夫酗酒且有外遇的家庭问题想要离开，菲律宾不好离婚，出国做外佣则成了一个出口。她最初是去中东阿曼，月薪2700人民币，才是中国的三分之一，她来中国，月薪有8000，留1000给自己，其余拜托菲律宾女友寄回去。 在北京望京地区的家政公司门店，五六个四十岁左右的中国女士戴着口罩并排坐着，她们多是来自中国河北、东北等地区的家政从业者。店长张秀娟告诉记者，这些“阿姨”的工资在6000-8000元之间，8000元通常是有三五年经验的，简历丰富，包括能做出一桌好菜。如果雇主不希望阿姨一同住在家里，需要额外交500元的房租补贴，阿姨就会住在中介公司安排的房子里。 身为外佣，Carolina没有这个选项。在上海，她和雇主9个月的小孩同住一屋。但只是照顾小孩这一项任务，就已经让本身是三个孩子母亲的Carolina劳累不堪。她一边说在中国遇到的人都很“nice”，但一边重复了许多次：最大的问题是我无法休息。婴儿无法睡整觉，有夜嗨、夜奶、夜闹，一晚上她不得不起来三次，12点半、凌晨2点半、5点，早上7点左右又起床。Carolina为上海这个家庭从7月工作到11月，未休息过一日。“一天，哪怕一天。”Carolina说，自己实在太累了。 这份工结束后， Carolina在上海无地可住，一星期前她来到北京燕郊，住在菲律宾同乡家，期望能再找到一位雇主。她的大女儿在菲律宾上大学，她不希望她将来出国打工，宁愿自己在中国待久些，“看雇主，她要我待多久我就待多久。“她本来这样说，后来无意中透露一个数字：五年。她还计划在这待五年，差不多存够在菲律宾买房子的钱，她就回去。那时候她就50岁了。而眼前她仍很担忧，因为疫情许多雇主都辞退了佣人，工作并不好找。 更多钱、更多空间，不意味着更多保障 Dita在北京做外佣的工作就因为疫情受到影响。她为一个家庭工作了两年零五个月，工资从6500元人民币涨到7500元，通常每年年底都会涨500，但今年年底，雇主却再三拖欠工资了。 只知道疫情下老板生意不好，但具体什么生意Dita并不清楚。她来自印尼，中文说得好过英文，菲佣称雇主为Sir、Madam（Mum）, Dita口中他们则是老板和老板娘。 老板娘只有25岁，除了偶尔出门买菜、见朋友，她几乎每天都待在顺义4千平米的别墅。这是个有游泳池、球场和花园管家的豪宅，男主人不常住这，他们的卧室在二楼，Dita的房间则在最外边靠近车库的地方。 别墅里曾有七个工人，工资越给越低后，有三个中国籍佣人辞职了，现在只剩司机、两个中国阿姨和Dita。在这里，两个中国佣人分别照顾家里两岁和一岁半的小孩。最大的孩子六岁，没有保姆阿姨时，Dita有时帮忙看护，同时她做早餐、打扫卫生，教新来的阿姨也是一项工作——家里一年换了10个阿姨。Dita说，可能也因为老板娘的性格。工作没时间表，老板娘想法经常变，本来说今天大扫除，等Dita做完早餐，她又让去照顾孩子，Dita被弄得忙不过来。 比起在香港做外佣时逼仄的空间，现在在大房子里，Dita有自己单独的房间住。但事情都是相对的：大房子意味着巨大的清扫工作量，工作会累些。Dita看来，这就两相抵消，“都差不多”。她也只有打扫卫生时，才可以去别的空间。 两年多来，她偶尔和老板娘出门买菜，房子靠近机场，开车去最近的菜市场也要一个小时。 Dita今年33岁，在中国做外佣，这个年纪算小的。她高中毕业后就出来打工，在台湾当了四年外佣，又去国过香港。若要比较，她认为自己在香港时最开心，因为每周日都可以出门、见见朋友，买些自己喜欢吃的东西。而在老板家里，Dita只能早餐给自己炒一个菜，用两顿，中午和晚上吃。Dita是回民，不能吃猪肉，何况雇主也会特地叮嘱哪些食物是给孩子的，不能动。 香港记者苏美智的《外佣》一书中提到，在香港，外佣们即使有苦水，但休息日也会是发现世界的日子，遇上的人和事都跟自己见过的大不同。她们感受到的是”解放“，因为香港的生活提供了独立和自由。 Dita在中国学到的“解放”和新潮的一件事是用拼多多。曾经别墅里有个中国佣人用自己银行卡帮Dita开通微信支付，现在Dita收工资便用自己微信，也用“拼多多“买自己的牙膏、内衣等生活用品。空间大、网购发达，但“自由”还是没有的——虽然Dita不会直接使用这个词，她会说“不像在香港，可以出去逛街”、“不能去外面、心里头很闷”、“压力很大、想放轻松”。 那还想之后继续回香港当外佣吗？Dita说自己应该也不会再回香港了，她计划是等再在北京做几年赚够了钱，就回印尼自己做做生意。 丈夫在她出来做外佣时跑了，还有一个儿子，今年4岁，Dita会跟他打视频或发短信，问他功课，现在外婆在家照顾他。“但是孩子慢慢长大了，总不在妈妈身边也不好吧。” 中国的外佣市场，未来可能开放吗？ 相对Dita和Carolina, Chona在中国做外佣的生活，没有那么闭塞。她最初在温州，还经常一个人去市场，买菜或买衣服，就用翻译器跟当地人对话。温州合约一年到期后，菲佣朋友给她在河北找了份工作，河北的家庭喜欢出去旅游，这也成了Chona辞掉这份工作的原因。她跟着这家人去了山东、北京、内蒙，他们自驾游，但Chona很害怕长时间坐车。 在中国“游”了这些地方，但她甚至连旅游签证都没有。她只有去越南的签证，2019年，她从菲律宾飞去越南，越南有中介公司的人接应，一车拉着10个佣人就开车去了中国广西。在那外佣们又分别去了上海、北京等不同城市。 虽然不合法， 但外佣需求仍然存在，且有利可图，有中介机构就会通过隐蔽方式将外籍佣人带入境，介绍工作。中介公司收取雇主“服务费”，记者咨询的两家，这种服务费分别是18000元和15000元一年。面试完、确定聘请意向后，雇主作为甲方，会和外佣（乙方）、中介公司（丙方）签署合同。 在上海某家政公司的合同里，记者看到，雇主除了付给中介公司一年服务费外，外佣月20%的工资也要转给中介作为“中介费”。合同表明，外佣工作期间，疾病费用、造成的各种损失都自行负责，而中介的义务只有两项：在一年内雇主如果不满意聘请的外佣，包换；为雇主提供外佣的健康证（非体检报告）。 在香港，法律规定雇主要为外佣买劳动保险，如果外佣被要求做合同规定的家务以外的事，外佣也可以告诉雇主这是违法的。但像上面这样的合同是中国外佣市场上的普遍情况，甚至情况可能更糟糕。李曼在北京从事缅甸语翻译工作，她说自己会时不时去派出所兼职翻译，帮忙翻译的人中，许多是缅甸外佣，被中介公司骗来国内，李曼称，有些雇主甚至把这些缅甸佣人当“奴隶”，让她们干活，不给钱，外佣由此逃出来，有些则是钱被中介公司拿去。 曾经有相关中介被司法机关以“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 处罚，外佣也被遣返，一旦遣返，则不再能入境中国。 出国前，Chona在菲律宾接受了两个月训练。《外佣》中采访的菲律宾家务工海外训练中心的导师认为，一个成功家务工要有主动性，别等雇主开口才做，要从早到晚保持笑容，尤其是如果服务的家庭有孩子，笑容更不可少。 Chona在谈话中也体现出这种训练。她说：“如果你爱你的雇主，你会做到最好，我爱我的每一个雇主。”但她乐于换不同的雇主，说自己喜欢改变。换来换去，最怀念的是温州的女雇主，当然，如果这位女主人不经常“aah”发出刺耳声就好了。现在Chona和她还有联系。Chona说自己会和雇主互相分享生活，关于孩子、家里的烦恼，以及她是如何在去年因为一场流行病变成了孤儿。 Chona的四个家人都因新冠肺炎去世，2020年8月、11月、12月，她的父亲，叔叔，叔母和侄子一个个死去时，Chona仍在中国工作，她没法回国，只得雇主一笔钱，让她买丧葬用品。 拿着比合法地区可观的报酬，但面临的是游走在灰色地带的隐秘、随时可能被遣返的担忧、工作待遇没有法律保障的危险，中国的外佣就这样隐形的生活在一些中产以上家庭之中。不过2017年4月，在上海浦东公安分局出入境管理办公室，一名44岁菲佣成了办理居留许可的第一人。上海为引进高端人才，在2015年7月和2016年6月分别颁布了“十二条”和“新十条”政策， 明确满足条件的外籍人员每家可聘请一名外佣，办理居留许可时，雇主需要提供经济担保、保险、与雇主签订的劳务合同等。 但这是否代表Carolina、Dita和Chona们即将获得一个名正言顺的工作身份，结束这种地下生活呢？恐怕言之尚早。 “但是生活还得继续。”在与记者分享完自己从小老板变成外佣、疫情中失去亲人的故事之后，Chona说，“我没问题的，看我的脸。”她又咧嘴笑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