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上画的香港电影《但愿人长久》于北京国际电影节中以“拷贝损坏无法修复”为由， 被临时取消放映，而电影工作人员和发行方保持缄默。网上舆论猜测放映取消另有原因，有指与电影中的吸毒情节有关，另一些则认为是因为电影中提及2009至2010年香港反高铁抗争运动。 《但愿人长久》在亚洲至国际影展获得一致肯定，入围第26届乌甸内远东电影节竞赛单元。电影获今届金马奬“ 国际影评人FIPRESCI费比西奖”、金马影展“NETPAC 奈派克奖”。而主角谢咏欣获本届香港电影金像奖和金马奖最佳新演员；电影亦获香港电影评论学会 “最佳男演员”、“最佳编剧”及“推荐电影”。 在近年公映的香港电影社会性和议题先行、甚至“说教”的趋势中，《但愿人长久》是一部不一样的电影。评论人梅迪斯@识你佳说，此片“唤起观众的诗性感受，这种电影难能可贵”。“动容”是不少喜欢这部电影的观众和影评人的评语。含蓄、细腻，几乎没有突兀说教的对白，主角在成长、家庭、贫穷和身份认同中情感的流转，触动观众的经历和共鸣。 另一个值得一提的不一样之处，就是述说香港和香港人的角度。近年不少香港电影以在千禧年代发靭的本土主义、2014的雨伞革命、2019年反修例运动对香港民主的追求、对“本土”身份的巩固的大背景下，去描划香港。《但愿人长久》却是首部长片导演以自身的成长故事为蓝本，以自70年代香港人在身份建构的历史进程中千方百计排除的他者——中国内地移民的视角，去述说成为“香港人”的故事。为此，电影在此刻公映别有意义。虽或不是有意，它提出了一些对香港人身份认同另一些视点和思考，也引发笔者对香港作为中国内地和各个移民的吸纳地、同时香港“本土一代”于近年变为离散全球的移民者的进一步省思。 电影分为“1997”、“2007”、“2017”三章，述说一个来自湖南的新移民家庭，由初来到港至落地生根，横跨20年之微小“编年史”。新移民姐妹林子圆、林子缺自小随父母来港，父亲当时已因吸毒经常出入监狱。破碎家庭、贫穷，语言、文化差异、身份认同⋯⋯这些都成为小姐妹成长历程里如影随形的残酷生命印记。尤其是姐妹跟父亲的周旋拉扯，把新移民、亚洲家庭之压抑和百般滋味，于电影细腻呈现。 对香港人来说，电影那三章的三个年份，自然令人联想到香港社会政治转变的关键节点。然而电影除了在“2017”年一章稍稍提到反高铁抗争，香港九七回归、每年的大型七一游行、2014年雨伞运动等重大政治事件，以及港人对内地政权和因自治地位受威胁而焦虑和抵抗则完全没有提及。 这出电影不像近年的“本土电影”那样带有立足香港本土主义市民的视角，作社会批判或抒发本土情怀。 有人在社交媒体的文化人群组批判，说《但》“唱好新香港人”而呼吁罢看。即使电影在北京被取消放映，但因为以香港新移民为主角便在有的人眼中负有“原罪”。 “外来者”与“本土” 《但愿人长久》虽没有高举香港普罗文化和景观的独特性，又或强调香港本土人近年份外关注的公义价值；但小市民的生活、公共屋邨与地道的香港的景象，以及当中一些角色在这片土地的挣扎、抽离或归属和认同，都在演绎一种揉杂的、温柔的、 由“外来者”组成的“本土”，而且少有地触及香港人长年排拒、防备的中国内地新移民话题。 即使香港也曾有不少同情、关心内地新移民处境的电影，但往往都不期然地视他们为纯粹的他者。《天水围夜与雾》 中新移民是依赖者、同时是受本地人迫害的一群；《甜蜜蜜》中张曼玉饰演的李翘否定出身，努力融入香港以至纽约，和戏中黎明饰演的黎小军思乡念旧两相对照。他们两人作为新移民共同经历的艰难，但电影同样地呈现了，作为外来者于他乡两极的自我定位，导致本地和外来的界线继续被强化。 《但愿人长久》说的却是外来人和本地人身份认同互为重叠、影响、融合的关系，由此教我们反思长久以来外来人和本地人的固有界线、话语和叙事，以至我们如何模塑和对待和他人的关系和社会价值。 戏中的主人公子圆初来港时看到人们穿着雪白的球鞋，对照自身暗霉的凉鞋，就是她首次体验自己的和本地人之间的差异的时刻。少女时期的她开始打工，好让自己能花钱打扮成时髦的香港人。商店看不起她，衣服再贵她都要买下来。她嫌弃父亲，嫌弃“家”，经济独立后遂搬离，远离家人。她以否定来挣脱自身的过去，投入“现代社会”的消费主义、浮游感情关系以建立尊严，以令自己变成那个“狮子山精神”下、实际功利的“香港人”。 子圆有点像《甜蜜蜜》中的李翘，两者在身份认同之路上皆有另一个镜像对照者。之于子圆，那个对照者便是子缺。 妹妹子缺由少时努力成为高材生，偷姐姐的钱跟精英同学去玩，隐藏自己穷移民的真身；到慢慢同情被排挤的新移民同学、长大后支持高铁工程建设中被迫迁的村民而被政府拘捕告上法庭。子缺同时是家中唯一长年照顾狱中父亲的人——在现代生活容不下的非资本主义逻辑和社群互助连结中，她却找到所能认同的价值。 她一直努力维持原生家庭的形状，也因其自身经历，而能感受因高铁兴建、家园被拆毁的本地村民的流离之苦。外来者的边缘经历和同是被现代社会边缘化的本地人的共感，而令子缺慢慢投入当地人正在关心的事情、付出和以行动建构他们认同的香港价值。 子缺收到因参与抗争被控告出庭的信件后，已弃家的母亲在电话里跟姐姐说：“连妹妹也跟她爸一样被抓进监狱，读那么多书有啥用。”姐姐只简短的回说：“那不一样。”—— 两代移民被锁进监狱，呈现的却是跟香港不一样的连结。然而移民者的创伤和挣扎自有其相通之处。片末隐然揭示，吴慷仁饰演的父亲林觉民，少年时为了摆脱穷苦的乡村生活铤而走险来港，但逃难至港后的生活仍是艰苦难熬，工作朝不保夕、养家压力巨大，脱离贫困无望，更踏上吸毒沉沦之路。 “香港人”的边界意识 看过此剧的H，跟戏中子圆子缺一样，自90年代孩提时候随母亲从内地来港跟父亲团聚。10年前曾经参与反高铁抗争、后来也持续参与社会运动的H说，她本是游移在香港人和中国人的身份之间，并无清晰强烈的感到自己是哪里人。但到了反高铁和后来的社会运动，她卷进了香港关键的寻找意识形态独立之路的时代。“我会继续留下来。我现在不觉得自己是香港人也不行了。” 去中国化的边界意识 文化研究学者叶荫聪曾指出，香港人自60、70年代发展出来的早期本土意识，建基于香港工商和金融经济起飞，用娱乐工业发展下的“现代生活”和经济成就，来建构香港身份认同，而非经由族群传统和历史塑造而来。但“现代生活”变动和浮动，在70年代香港政府收紧边境管制的大环境下，由1974年的港英政府针对内地难民的“抵垒政策”到1980年封锁中港边境、修改居留权，限制中国移民的公民和获取福利、公共资源的权利，“香港人”和“移民”的界线在更新的人口政策下更清晰地建立起来。 而在同一时期，叶荫聪指，香港的文化生产展开了去中国化（de-sinicization）的进程，强化跟中国大陆的差异性来定位自己，透过流行文化、普及娱乐、消费文化等等建立边界意识（border awareness）作为港人身分认同的本质。 在普及文化再现中，以“阿灿”为其中一个最著名的内地移民土气无知的象征，在现实生活中内地人也被如是称呼。到90年代，中国内地被称为“新移民”，文化差异性仍被强调。尤其是“自由行”政策施行之后，内地移民或游客在公共场所“不文明”、“没公德心”的举动被港人放大鞭打，但对立之处同时转移至他们作为本地资源的抢夺者的身份上。 从2003年起的七一争取民主大游行，2014年占中运动，到2019年反修例抗争社会运动及随着国安法的建立，中港政府携手逐步进行文化同化和打压言论自由和政治权利的工程——国安法和23条立法、大量拘捕异见者和运动的示威者、取缔批评政府的媒体、简体字和官方话语在公共领域的引进等等。政府新政策鼓励下来港的大量内地移民，自然逐渐成为压迫香港、抹杀香港的专权派来的“代表”。中国大陆移民也以另一意义进一步、更激烈地成为被香港人排斥的他者。 移英港人对“新移民”的共情和反思 香港有大量移民二代是在香港出生长大的，W就是其中一员，实际上他们也是建构后来香港本土身份的活跃一代。W的父母在70年代的抵垒政策时期自福建来港，她自己80年代在香港出生，家里从来都是说广东话。在成长时期，她被新移民包围，他们通常是比她年长几年的同班同学。她们一起玩，新移民同学会像姐姐般照顾她，彼此以干姐妹相称。但她记得，在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坐在她旁边不谙广东话的内地同学，每天都遭漂亮优秀的班长趁老师不在的时候，拉到黑板前面、当着全班面前对她拳打脚踢。内地同学每每哭得声撕力竭，双眼肿红。那是W对暴力最早的记忆之一。 她曾在小休时跟这个落单的内地同学玩，买零食送她。她们成了一年的好友，然后内地同学因为追不上课堂进度留级，自此偶然相见。再过一年，她便离校了，消失于人海之中。 90年代以后，无论身在大学或工作，W再没怎么遇到新移民，更多是来自内地的Expat（精英移民）。十多年前开始，每每在工作或生活身边出现内地人，她便收到他人的提醒或警告，道他们有从内地派来的间谍的嫌疑。久而久之，她也无法安心跟内地人接近。 直至2019年反修例运动爆发，她虽不至于像很多本土主义的香港人那样，把内地市民跟政府一样视为同样的敌人（而众所周知，被监禁6年的本土派社运领袖梁天琦其实也是新移民）。反而是，W认识的内地移民开始避嫌跟W沟通，尤其当他们知悉W参与社会运动。即使W知道他们对抗争者是同情的，甚至有些人价值他们是认同的，但他们基于恐惧，不敢再跟香港人深入联络。 直至英国在反修例运动后向香港人发出BNO居住签证，W申请移居英国。几年来，她和十万计的香港人一样，身份对调了，以少数族群的位置走入陌生的社会，和大量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共处。由此，她对过往跟新移民互动的经历、香港身份认同的历程多了一个对照的视角。 “一直以来香港人对内地新移民的排他是明显的，当然这和历史、政治权力关系深深牵系在一起。新移民不止被视为外来人，更被视为侵略者。但我们这种排他性隐然扩张至对其他族群，例如其他东南亚族裔、印巴裔、外地佣工等。我看到身边好多在英国的香港移民，即使他们来到他方，自身依然怀着强烈的‘国际城市’的‘文化独特性’的香港人身份，继续强调和周边地缘的差异性，来跟其他在英群体互动。他们倾向落脚英国本地白人中产聚居的地区，认为非裔人士所居之处是贫穷和危险的——非裔人士仍然处于被制度歧视的位置，所得生活资源也较少，因此罪案率确实可能较高，但同时那也是出于对非裔人士的歧视或恐惧。” “即使跟亚洲其他地区的关系，文化上、历史上有不少共通和连结。香港人只对经济发展的社会，如同样被视为‘现代’、‘安全’、‘繁荣’的日本、韩国和台湾有更同互动和认同，但终归也认为自身特立于世界。” W指，就算香港这些年经历的社会觉醒，争取民主公义、自主，而这些公义的价值可有扩展至我们如何对待少数族群、来自各地的移民？我们有认真了解过不同文化、身份、在异地构筑的处境吗？“边境是如此壁垒分明、根深蒂固，明明他们当中有些人争取的跟我们一样，我们也没有很关心内地的维权运动、白纸运动那些，就像和他们一直保持无关的距离。我们反而连结乌克兰、巴勒斯坦的运动者，距离和认同跟他们还要近一点。” W在英国认识了一些来自中国内地的学生和移居者，他们许多是同志运动、政府的异见者，追求民主自由，有些决定永久居英。一个来自中国内地的音乐人经常在街头唱反修例运动的流行歌曲《愿荣光归香港》——他是反修例运动坚定的支持者。“他比大部分移居英国的香港人还要出力、勇于发声。在第三方的土地上，我们终于能够互相对话、了解、支持。 ” 就算跟不同移民的价值有所不同，W在这里的生活学懂了一点：自我身份不在于强调边界和排除中才能建立。这里讲求包容（inclusivity）、多元（diversity），这些价值和原则涵盖大小政策、资助和社会价值。即使未算是每个人完美地体现这些价值，在伦敦以外很多城市村落也多有排外和歧视，但也见到很多人实践自身文化的独特性之余，也寻求共通和连结。正视自己的历史、传统，也好奇、自省、尊重他人的文化。 W回想起来，那时内地小学同学的“落后”和“纯真”，某程度上塑造了她想帮助同学的同情，就像中产人士怜悯山区儿童而捐钱建校的心态那样。她记得内地同学品味跟自己不同，但同时也很熟悉——W的父母不时都会在香港的国货公司买内地产的东西，家里会有些不太“香港”，那时W会嫌弃家中那些“土气”的装饰品、家具或食物。“我骨子里是对内地的品味不感冒，感觉粗糙落后——我可能从没视我们是平等的。跟许多香港人一样，这也是我自小视之为‘香港人’的定义。”W反思。 W也指出自己另一个视野和感受的限制：她没有亲身感受过当下“香港人”，跟最新近一波内地移民的新的张力。如今的内地新移民，已不全是电视剧中80、90年代清贫新移民的样貌。“新移民”已换上新的词，如今被广称为“新香港人”（这个源自《人民日报》2013年对内地移民的称呼如今非常流行），他们因学习、工作、投资等各种不同原因移居香港，如今内地移民的比例增长已为社会带来关键性的影响，甚至会被成为香港人口的“换血”。他们不再像电影的主角一样的跟贫穷者、迁拆受害者的边缘处境有相通之处，这些“新香港人”多来自中产、上流社会或高等教育和专业人士背景，加上香港社会政治环境的急遽改变，一系列官方政策和议程下，“新香港人”也俨然成为了社会上享有“特权”的公民，这也当然是文化统战重要部分。如果当初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或早期移民曾排挤新移民，现在他们反过来却会感到自己被边缘化，他们变成了自身故乡的“他者”。当中有些人，最后宁愿到数千公里外的他方，成为异乡的“他者”。 “香港人”和“新香港人”的对立愈演愈烈，不少香港人对“港式现代文化”和自己身份的保存和发展感到悲观。相对于“新香港人”，《但愿人长久》中的子缺和子圆和那些20、30年前来港的移民，在当下的香港，构成了今天“本土香港人”的两面。当中有些投身香港的社会运动，卷进了香港关键的寻找意识形态独立之路，对民主的追求念念不忘；有些则会上大湾区消费、生活，对香港的未来和压抑视而不见。因此上一代内地移民的故事也是香港本土故事的一部分，当我们能够仔细理解香港本土的不同方面和层次，也当我们能够了解对立可能不在于地缘又或文化上的不同，而在谁在边缘谁拥有特权，谁在压迫和被压迫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