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宥勋动笔写这本书，最早在 2015 年。当时，桃园市文化局举办“钟肇政文学奖”，以桃园出身的文坛耆老钟肇政之名，支持文学新人的创作。年底的市议会质询，市议员吕淑真却对此事提出质疑——为何浪费公帑替这位“不知道是哪位、也不确定还在不在”的人办活动？ 有“台湾文学之母”之称、著有《鲁冰花》、《台湾人三部曲》等作品的钟肇政，不只是台湾文坛的大师，更是极愿意发掘、提携新人的前辈。他左手以《文友通讯》打捞找不到舞台的本省籍作家，右手参与《台湾文艺》、主编《民众日报》副刊，这些多出来的资源、版位，孕育了后续亦对台湾文学影响深远的作家，如陈映真、杨青矗、东方白、施明正等人。 即使大多数人不知道，与钟肇政同样来自桃园，长年关心、置身台湾文学的朱宥勋却很清楚。 吕淑真不知道，国民党不知道，这我很肯定。但是，站在台上努力应对质询的文化局官员都知道吗？在脸书上转传此事的我的朋友们，都知道吗？⋯⋯我早就知道答案了。这是台湾文学共有的答案，就算把“钟肇政”换成“叶石涛”、“钟理和”或“聂华苓”都是一样的。既然如此，重要的就不是质问别人，而是写一份我自己的答案，并且用这份答案，来覆写掉那本不应空白的记忆区块⋯⋯。 ——《他们没在写小说的时候》 在如此心情下，他首先在鸣人堂发表了〈因为钟肇政不只想到他自己〉一文，并获得他意料之外的回响，“很多人跑来跟我说，他们不是在网路上看到这篇文章，而是在高中、大学的课堂上。老师们好像觉得这是很方便的教材，学生又容易进入，就印给大家看。这让我感觉原来这里有缺口，既然如此，我们可以延伸来做。”于是，他索性直接在想想论坛开设“没在写小说的时候”专栏，并和主编讨论，这将会是以半个月到一个月的频率常态发表的系列。 “但是我写到第三、第四篇就发现不行。因为每写一篇，就好像写完一篇硕论的文献回顾，整个专栏规模是好几个硕士啊，我快疯掉。内容很多，所以还是慢下来，好好把它处理干净。”这一慢，就是六年。这段时间，朱宥勋细火慢熬，桌上常是一大叠影印资料，光是一篇聂华苓，前前后后就花了三年才完稿，“因为她有很多难处理的部分，尤其她还在世，我会有各种拿捏、挣扎，让我资料一直堆、一直看、一直想，等到有一个切入点，我才能够切进去。”书籍完稿，杨翠在替他写序时大力称赞了每一篇故事的开场，朱宥勋因此觉得没有白熬，“对我来说最难的就是这个，因为开头下去就定调了。” 《他们没在写小说的时候：戒严台湾小说家群像》虽是定调为评传的非虚构写作，仍能看出朱宥勋骨子里是个小说家，他的场面调度自如、文字浅白而充满故事性。他独自在书桌前吞下大量晦涩的资料，消化后酝酿出这八则故事外加一篇附录，为的就是要回扣他当时的起心动念，把亲近这些重要台湾文学家的门槛降低，补上这一段台湾人都应知却未知的记忆空白。 定锚戒严：在于重要，也在于美 原是名为“没在写小说的时候”的专栏，延伸成书，却增加了副标“戒严台湾小说家群像”。问起朱宥勋缘由，他是这么说的，“其实最早写钟肇政不是为了写政治面向，而是想写作家处境，他们怎么在文坛上生存？如果我们现在对抗的的是市场、媒介、注意力，那他们永远躲不掉的就是戒严。”他最早先写钟肇政、叶石涛、陈千武，写完之后，戒严这个轴线就算确立了。 1949 年到 1987 年，整整 38 年戒严光阴，至今仍是许多台湾人不愿回想与言说的痛。出生于 1925 年的钟肇政，精华岁月都被戒严氛围所包覆，同时代作家当然也无一能幸免，“既然我锁定了这个年代，就没办法绕过它（戒严）。另一方面，过往我们讲到戒严时代，传统叙事就是悲情，可是我觉得这几个人可以呈现另外一种戒严故事：对，很惨，但是我们没有放弃。”稍微有在关注朱宥勋的人，会知道他对戒严时期一直是投入的，包括他多年来散落在各大媒体的评论，以及 2019 年出版的小说《湖上的鸭子都到哪里去了》，谈论的也是台湾校园内的戒严遗毒。 他对戒严的关心，来自两个面向，“第一个层面，对我来说这是重要的历史议题，而且当我们理解那个时代，会发现我们直到现在都没有解严得很干净。第二个是理念层次，某种程度上，戒严时代的风景本身自有文学性的美；我不是在歌颂那个年代，而是完全相反，站在它的对立面，挖出那个邪恶里面迷人的东西。”戒严时期台湾作家的不服输，像是大片荒草之中有微小的星火闷烧，当下看不见，过了二十、三十年，却会烧出燎原大火，“那是我很著迷的东西，我想把这东西表达出来。”于是他不过度著墨于悲伤，反而写出钟肇政、钟理和、叶石涛、林海音、陈千武、聂华苓、郭松棻、陈映真、七等生等九位作家的灵活与意志。 “这九个人都有个共通点，就是没想过有一天他们会赢，他们在当下看起来都极为绝望、没有机会。大部分人会放弃、转行，或是就随波逐流，可是这九个人却选择护著某个底线。”这些背景各不相同的作家，在戒严时代究竟遭遇哪些困难，又如何守住那条底线？ 巨大的三层面困境 朱宥勋将戒严时期作家的困境分成三个面向来谈：发表受限、精神压力、人身监禁。 书中可以看见，本省作家空间被大量压缩的窘境，而朱宥勋强调，这个现象并不能全然怪罪给外省作家的掌权，“这件事恐怖的地方在于，外省作家多半没有恶意，他们诚心诚意觉得自己在挑选好作品，甚至认为自己很努力地在帮助本省作家，却找不到能写的人。这问题在哪里？在于他们的标准已经坏掉了。”他以钟肇政、叶石涛曾面临的情况举例，“大家都叫他们写反共、用外省人的语言标准来要求。但是本省人怎么写反共？你见过共产党吗？”当好作品的标准等于“反共”，本省作家的生涯当然堪忧。 第二种困境，则来自上头不会明说、却会让你“细思极恐”的精神压力。比方说，钟肇政在 1965 年出版完《台湾省青年作家丛书》后，突然收到了救国团的职缺邀请： 尽管我受到严密的监视，却也有另一桩怪事发生。那就是帮我出版了第二套丛书的那位《幼狮文艺》的朱桥，却向我表示救国团要我去他们那边工作，问我是不是愿意离开乡下，到台北去换换环境。 ——〈铁血诗人——吴浊流〉，钟肇政笔；摘自《他们没在写小说的时候》 “我可以给你钱、给你职位，你可以专心行销书、上台北跟文坛接轨，这种超级棒的条件，放到现在任何人都可能会心动。但这其实就是一种压力，某种跟监或收编。你去了会怎么样呢？它甚至不用真的有一个机制在审查你，因为你会审查你自己，这基本上跟现在的中国是一样的情形。” 若是发表受限、精神压力的压迫不够直接，戒严政府还有第三个大绝招：人身监禁。“关、坐牢、限制出境，聂华苓、陈映真等等都遭遇过。以我们所知道的名家来说，目前是没有太多上达死刑的程度，但会不会是名气多少保护到了他们？反过来说，这说不定只是幸存者偏差，被杀的，我们就再也没机会知道了。”朱宥勋说。 只是，当国家机器一层一层往内压，这些作家也因而培养出了敏锐的嗅觉，“王鼎钧讲过一个八字箴言，我觉得非常奥妙，他说戒严时代与威权共舞的关键，就是‘得寸进尺，得尺退寸’。”看到隙缝就往前多走一步，有所斩获时记得给点面子、多退一步，“所以你就能看懂，为什么明明在一个情势大好的时候，作家保守了起来；在好像有点危险的时候，作家又敢往前冲一点。就是戒严完全改变了人们思考的样态。”他笑说，所以这些能生存下来的人，全都顽强到不正常的程度。 戒严作家生存攻略：平衡、论述、逃跑 想对抗如此压迫，培养平衡感是很重要的，也是大多数作家生存下来的关键。在〈整个文坛都是林海音的平衡木〉篇章中，朱宥勋写到林海音如何一面替本土派作家争取机会，一面将军系作家纳入版位，“这么多出生于政战体系的军系作家，你相信他们‘全部都没有’带著任务而来吗？书里提到杨蔚的故事，已经让我很难这样相信了。某些档案研究显示，就算是一个普通的公务机关，都有 3% 到 5% 的人是人二室派来监视你的线民。所以林海音这个表现效忠的意图非常明显。”用效忠表现遮掩自己真正的心念，就是戒严作家必修的平衡感。 在平衡感之外，利用“创造论述”来开辟另一个新的战场，打破当前的框架限制，也是很重要的策略之一。“这很重要，你要创造一个新说法来改变态势。比方说现代主义的出现，你要告诉大家，我不是不写反共、不是故意要背叛你，是因为我想挖掘自我内心最深处的东西。”朱宥勋认为，论战是文坛一个非常重要的武器，利用论战打破反共、非反共的二元对立，就有机会能写新的东西，陈映真、七等生都是案例。 如果平衡不了、论述也创造不来，作家还有最后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逃。“像聂华苓、郭松棻都逃去海外，但你会发现他们眼睛都一直看著岛内，不是逃走就没事了。他们很清楚地知道，因为自己在外面，有一种优势与保护可以多做点什么。”书中写到，当聂华苓赴美多年终于有机会回台，第一件事就是探监雷震，“她明明知道回国一定会被跟，为什么还要去？因为她知道，只要她去，就至少能保护雷震一阵子。”朱宥勋细读史料，发现聂华苓心思之缜密： “她要去看雷震，怎么确定自己会不会被拦？她知道电话会被监听，所以故意先打给一个朋友说要去看雷震，朋友再打给雷震说聂华苓要去看他，这样上头监听到就会做判断。所以她等一天，如果这一天没人来拦我，就是他们已经知道，我也可以去了。” 朱宥勋说，这些作家，是懂了上头的逻辑，于是反过来利用这种天罗地网。他点出一个令人担忧的事实，台湾的民主自由，其实也才三十岁，“我们当然不想用到这些技巧，但谁知道未来会怎样？这也是我想写这本书很大的目的之一。”这些作家亲身走过一遭的实战经验，都是不能失传的防身术。 昨日台湾，今日香港 多数台湾人，在看到香港近几年的发展时都是焦虑的。朱宥勋也在香港身上感受到一股无法遏止的悲伤，“我们在书上读过的戒严，活生生在那里一步一步完成。因为戒严不会是一个命令下去就结束了，而是一块一块的社会建制，我觉得香港就正一步一步陷入那样的建制里。”他认识一些香港写作圈的朋友，能感受到他们的束手无策，“香港像是凌迟版的五〇年代台湾，当时是整个国民政府一下就跑过来了，现在却是你知道自己正一步步走入没有光的所在，却没办法拉回来。”身为“占中三子”之一的香港学者陈健民，目前在政大社会系当客座教授，他在自己经营的 YouTube 频道中，恳切地介绍了《他们没在写小说的时候》。 “他说，他觉得香港人都需要知道台湾人当年怎么做，我听到这句话真的满难过，所以有去他频道底下留言。因为在钟肇政、钟理和的年代，香港是比较自由的，他们会去那里投稿，也能买到台湾看不到的书，所以当时香港对台湾人来说是一种寄托，现在却倒过来了。” 而书中写到，戒严时期的台湾，正逢美苏冷战时期，美国因此暗地在台湾支持不少作者发展，多少成为了台湾作家的出口之一。这件事有可能发生在当前的香港身上吗？朱宥勋认为，时代背景不同，加上香港本身的文化比当年的台湾成熟非常多，美国要伸手干涉并没有那么容易，“现在他们也不再用这种策略，而是直接在流行文化中置入特定的意识形态，比方好莱坞电影一拍下去，美国价值就自动刷起来了。那现在美国可以做什么呢？如果有一天，香港发生和天安门事件一样的大屠杀，美国也许能成为诺亚方舟，救出一些文化人，大概只能做到这里。” 看似悲观的现状，朱宥勋想告诉大家的却是：台湾戒严时期作家，全没想过自己会赢，只是撑著撑著，突然就这么赢了。所以，只要还有一丝丝勇气，撑下去。 “每次想到钟肇政，我就会问自己：如果他都没有放弃了，你有什么却步的理由？⋯⋯如果这本书的读者，也能分到一丝一毫类似的力量，就再值得不过了。” ——《他们没在写小说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