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ading...泛八十年代，中国经济改革开放。虽然1989年的六四事件为社会政治带来冲击，但不少文化人形容当年中国文化界的氛围也相对自由。“85美术新潮”、“圆明园画家村”等文化现象启发了后来的年轻人。 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在著作《生活在别处》中描绘了年轻诗人充满激情而又短暂的一生，主角只有脱离母亲的掌控，才能真正拥有自己的生活。像故事中主角一样，对当时还是二十岁出头的闻海而言，他必须要脱离老家湖南，到北京才能开展理想的生活。“在老家的生活不是生活，生活是在别处，小地方资讯受到限制，所以有追求的话，必须要去北京，一个北漂艺术家的生活是我们特别向往的。” 第一次他往北漂，闻海成为了独当一面的中国纪录片导演，在国际影展上屡获殊荣。多年后，他再往南漂到了香港。事隔七年，他又再只身漂泊到台北，继续从事中国独立纪录片有关的工作。他说自己不是流亡，更准确来说是一种自我的流放。“放逐能使自我意识清醒、使自我意志坚定，放逐其实是一种回归。”闻海定居香港期间，耗时三年完成了第一本关于中国独立纪录片发展的著作《放逐的凝视──见证中国独立纪录片》，在书中的跋写下这一句。 2022年，他第四次在台湾举办中国独立纪录片校园影展巡回放映。闻海在影展时候分享：“认识真实中国的影像，从民间、底层视角看待主流媒体、中国大外宣之外的中国，给台湾观众更多思考角度的一个选择。”不论身在何地，他从未想过停止拍摄纪录片，或停止记录那些关于中国独立纪录片不被看见的重要时刻。 泛八十年代的“北漂”青年 闻海，原名黄文海，大学就读老家湖南本地大学的艺术系，1993年大学毕业后进入当地一家广告公司就职。他忆述，90年代找工作再也不用靠官方单位的分配，地方政策和社会风气相对“松动”，不少“学艺术、搞文学”的年轻人“北漂”追梦，而他也带着存下来的积蓄缴交北京电影学院的学费，去追他的电影梦。 在电影学院毕业后，他加入了中央电视台拍摄新闻节目。起初，部分独立纪录片导演都和官方的电视台有关系，因独立导演能利用官方电视台比较好的条件以及设备去制作作品。闻海不是电视台的正式员工，而是特约招聘的员工，但就能借用电视台之名和资源走访中国采访，而只需要向负责的制片人沟通。只要上司通融，他就可以去采访。 “作为一个外省青年，每年都到中国各个地方去，新疆都去过九次了，还是第一线记者，对我人生的影响很大。”他制作过的调查报道包括1998年的“山西朔州假酒案”，还有后来的“山东劣质锅炉案”等。 “那时有一个感觉，就是你可以影响社会和行业。”虽然这种批判性的报道还是面对非常严苛的审查，但也为电视台赚得收视率，在商业因素影响下，还是容许播出。然而，这种报导的数量太多，对党的领导也有负面影响，两难的局面难免对他造成压力。 从体制内走出来，他拿起手上的DV开始拍摄纪录片 就在此时，闻海身边的“北漂”艺术家已经开拍属于自己的作品。中国独立纪录片的代表人物吴文光、朱传明、王兵、杨荔钠，甚至是贾樟柯等人都开始用DV机拍摄电影。闻海一开始对于这种小型机器拍摄出来的影像抱着怀疑的态度。“我是技术主义，出去拍摄都是用好几十万的摄影机，用上一万多块的机器拍摄还行吗？” 就在同期，他和朋友花了四十万元，用胶卷拍摄了一出85分钟的影片，又把胶卷拿去香港做冲印，但却没有获得任何国际影展的青睐。 “当年柏林做了一个大型的纪录片展，都是选了用DV拍摄的作品，我们连那个展都没有进，所以很崩溃。” 2001年，第一届“中国独立映像节”在北京电影学院举办。闻海形容，那次影展对他来说是一次思想的解放，“我发现DV机器在大屏幕上播放，好像跟我用16毫米胶片拍差不多。”他在观看同辈拍摄的纪录片时，更加发现影片根本毋须跑到西藏和新疆去拍摄，生活和身边的事物也能够成为影片题材。 “这是一个观念上的改变。 ” 闻海开始拍摄第一部纪录片《军训营纪事》，仍然是使用大型摄影器材和多人团队拍摄完成。直到第二部完成的纪录片《喧哗的尘土》，才是他初尝DV拍摄的滋味，他回到老家湖南。 “策划影片的时候，去拍摄没多久人就跑光了，他们以为我是记者，要做曝光的。”由于需要花时间建立与被摄者的信任，后来更遇上了非典型肺炎爆发。北京封城、投资的资金也未到手，他就只好先行一人到麻雀馆开始拍摄。 “我拿了一个小DV就去，发现DV挺自由，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就和他们在一块玩，玩着玩着，就随时可以去拍。 ”在疫情期间，他用DV拍了110小时的素材，后来剪成了《喧哗的尘土》，作品亦入围了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 千禧年后，中国独立电影圈子出现为数不少的DV作品，这些作品亦有扬威国际。同时在国内傳播，“云之南纪录影像展”、“中国纪录片交流周”、“中国独立影像年度展”等影展的诞生也促使了不少独立电影圈中人的交流。“中国独立纪录片影展是中国公民社会空间的扩展，才有这些影展的出现。”身在其中的闻海分析，中国独立记录片自此出现了将近十年的黄金时代，有三个主要原因：第一是DV出现让拍摄成本降低；第二就是盗版碟的出现，让电影的资讯可以更加方便去获得和流通，出现一种自我学习的可能；第三，中国境内出现了本土电影节，从学习、制作到传播都可以独立于官方。 被约谈后的恐惧，来港寻找自由的书桌 闻海其后又创作出《梦游》、《我们》等作品。作品《我们》记录了知识分子野火、李锐等人就共产党要如何改革展开的讨论，并在威尼斯影展取得地平线单元评委会特别奖，仕途青云直上。当时，中国独立纪录片也正值所谓的“黄金十年”，独立影展也有相对更大的空间和资源。 2010年后，闻海在第二次参与威尼斯影展，回国后就被国保人员秘密约谈了。“我很害怕，离开北京住在湖南和云南，有工作会才去北京，会去燕郊外临时租借一个地方居住。”他也暂时放弃了导演的工作，主要担任其他影片的摄影师。 “我感觉我没有创造力了，差不多冷冻了两年时间。” 在这种恐惧中，他在朋友建议下，申请优秀人才计划来到香港。 2013年2月，他正式在香港定居。 1989年六四事件，流亡美国的刘再复和作家高行健在文学杂志《倾向》写下的一段对话，成为了他在香港生活的精神支柱。 “刘再复到了美国后的流亡人生也很黯淡，他给高行健打了一通电话。高行健对他说：我们这辈都想有一张自由的书桌，现在到了美国有一张自由的书桌，为什么你不赶快地去写呢？ ” 闻海在香港也找到了一张“自由的书桌”，让他密锣紧鼓地开展与中国独立纪录片相关的工作。那是香港中文大学容让他做独立纪录片收藏的书桌，是一些民间团队容让他处理工作和编辑摄影集的工作桌，是他在香港大学完成著作的图书馆书桌，也是香港城市大学容让他完成作品剪接的剪接桌。期间，他和其他纪录片导演创办了“中国独立纪录片研究会”，也完成了两部纪录片作品，包括《凶年之畔》以及《喊叫与耳语》。 “那时在深圳拍完就回香港，把素材放在香港，我心里就踏实了。” 除了工作，他还结识了很多志趣相投的朋友。“学者白夏、维权律师滕彪、社运领袖韩东方、导演应亮。他们在中国都是敏感的人物，而我居然在香港跟他们在一起喝酒。”2014年爆发雨伞运动，他在占领区睡了十天，又与已故的诗人孟浪相约傍晚五点半，好像巡逻般把三个占领区走完。 “不跑一遍心里好像有未做完的事情。”这种雀跃来自于他在八九六四后，从没有再亲眼目睹过的街头运动。 “哪怕是中国公民运动的元年，我们也没有去游行过，那时看到香港整个城市都是，对我的影响很大。 ” 当独立纪录片走向封闭 当闻海刚抵香港就见证街头运动的重要时刻，中国大陆就开始加强控管民间社团组织和自办活动，从2014年起，三大独立电影节被禁，独立导演转入地下化。 2011年云之南纪录影像展和南京的中国独立影像年度展就已经是最后一届。 2014年，“北京独立影像展”开幕前夕，公安翻墙夺走约1,500部栗宪庭收藏的影片，主办人员更被警方带走，过程被纪录拍成了纪录片《没有电影的电影节》。 “我写书写到2013年，中国之后就没有独立影展了，很感叹。虽然所谓的黄金时代也是不容易，拍片难、办影展麻烦、找资金也不容易，但对比后来的完全封闭，还是有空间。” 香港2019年爆发反修例运动，闻海在运动白热化期间刚好出国参展三个月。回港之后，他打算拍摄，却发现自己完全处于一个失语的状态。 “我采访过艾晓明，她在乌坎、广州的维权现场，从书斋里面对于自由、抗争的理解，再到现场，知识是完全用不上的，我也有类似的感觉。”面对抗争者对于拍摄者的不信任、烽烟四起的街头、勇武的抗争手法、警方的暴力，闻海在现场完全拿不起摄影机拍摄。 2020年《港区国安法》落实，政治社会局势急转直下。闻海在2021年出版的摄影集《存在的》第一页便写到：“2013年我结束‘北漂’移居香港，子经历漫长的等待虎，2020年7月14日，正式成为香港永久居民，而同时期中国通过的《港区国安法》，已经实施两个星期。” 不足半年，闻海在香港中文大学的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协助建立的中国独立纪录片库存，被划归图书馆，馆藏四百多部纪录片被封存。 花果飘零到台湾 这张自由的书桌再次被砸破。 2020年10月，他受邀到台湾校园巡回放映，他带着所有素材，只身来台申请居留，同时也希望为这些影片找到一个安全的基地。 “我办过影展和研究，导演有给我一些影片，而我自己也有一些收藏，在中文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做片库的时候也有的片单，这些影片很重要，所以就到处游说。”后来，他与国立清华大学图书馆合作，暂典藏了五十多部中国独立纪录片。 目前闻海住在台湾大学和师范大学附近的文山区，原因是这里和他曾住过的北京电影学院的环境相似，都是大学区，对他来说有种熟悉的感觉，但谈起在台湾的生活感受和推广中国独立记录片的过程，闻海欲言又止：“其实在台湾...我认为这么重要的一件事..其实...还是...”他侧侧头，想了想又说：“我认为台湾实际上是一个民主社会，有完全认同大陆的，也有完全的不认同的，而且我作为一个外来者，其实没有太大的发言权，可能我会生活几年之后才会有一个感受。” 在这个不太熟悉的地方，处于一个花果飘零的状态多时，但今年已经52岁的闻海仍然不忘“灵根自植”。“这也是我在一个已经非常民主的社会里，学习和交流中国文化、世界文明的机会。”除了建立片库，他还积极到各处放映和讲座等工作。 闻海在2021年也完成了制作纪录片《在流放地》，拍的是诗人廖亦武、艺术家艾未未等流亡海外的人。 “花果飘零就是影片的主题。”片中人物被流放的状态与他无异。今年，他又即将和应亮、曾金燕、李铁成和已故的张铁梁合著出版《在幽昏中显影：港中对话中国独立纪录片2014-2020》，书中收录了艾未未、王兵、吴文光、赵亮等人的谈话节录。 在新书简介中，节录了早期积极参与酷儿运动的艺术家石头。她说：“我一直是把我当作一个社会人来看，每一个人都不要泯灭自己内心的愿望，这是一个重要的生活基础。我们有一些空间是被压缩了，但是如果那些朋友们能够从隐形状态走出来，多去跟人交流的话，可能也可以反思自己可以做一些什么事。” 闻海正在台湾渡过第三个冬天。他继续积极反思自己可以做些什么事情。接下来，他将会在社区大学开办有关中国独立纪录片的课程，希望透过讨论中国独立纪录片，让台湾人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理解对岸的变化与民情。 “有自由的体制，关键还是要有公民，公民还是要培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