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ading...作为一个澳大利亚华裔二代，蔡黛思（Desiree Cai）不怎么用微信，因此她也没想到，一年前她在奇瑟姆选区质问前总理斯科特·莫里森在气候变化上无作为时录制的那段视频，竟然曾在聚集了“叔叔阿姨辈”的当地华人微信群和朋友圈中热传。 当时，澳大利亚即将迎来联邦选举，时任执政党的自由联盟党与工党拉票活动如火如荼。 其中，维多利亚州的奇瑟姆社区有20%的选民有华裔背景。然而，随着自由联盟党对华采取愈加“鹰派”的政策，华人社区对自由党的反感剧增。为了保住奇瑟姆社区的华人票，时任总理的莫里森亲自来到奇瑟姆选区，与该区自由党议员廖嫦娥一同拜票，却没想到在社区中心里遇到了蔡黛思。 “我还记得当时发生了什么，”今年25岁的蔡黛思回忆。从视频上可见，莫里森与廖嫦娥正对着镜头微笑，而染了一头绿色短发的蔡黛思从向莫里森打招呼。“总理，我是一个年轻人，我非常担心我的未来，但每一年气候危机都在恶化——“原本在微笑倾听蔡黛思讲话的莫里森突然打断她的发言，收起笑容，迈起脚步就离开。 “我当时问他，他准备为年轻人和气候变化做些什么，”蔡黛思说。“我问他，‘你的政府有对这方面什么计划，到底有没有计划‘，他不想回应，就直接离开。” 澳洲气候危机 七月初，正当北半球的人们迎来纪录以来地球最热的一天时，位于南半球的澳大利亚正迎来新的气候变化挑战。 在历经连续三年以超出平均的降水量著称的拉尼娜现象后，在澳大利亚的人们也将受到以干旱、高温为特征的厄尔尼诺现象。当北半球的北京迎来高温，在南半球的悉尼则是迎来近85年来最干燥的冬天。 但比起干燥和暖冬，澳大利亚人们更担心的，是厄尔尼诺现象会导致2019年末的山火重现。 如今，提起2019年末的2020年初的南半球夏天，许多澳大利亚人仍心有余悸。一场持续三个多月的山火席卷澳洲东部和南部，上千间房屋一夜间化为灰烬，超过30亿动物在这场大火中丧生，大火产生的灰烬也飘到了数百公里外的墨尔本等城市，原本澳洲引以为傲的蓝天白云，被黑色的山火灰烬染成了橘色；贯穿墨尔本市中心的亚拉河，也连续多天被染成棕色。 2022年，正当这些地区逐渐走出山火造成创伤，开始重塑家园时，人们迎来了另一场灾难。从二月起，在拉尼娜现象的影响下，新南威尔士州和昆士兰州就迎来了持续数月的洪水，而在这之后的十月，维州又迎来一场洪水，超过200家房屋建筑受损；一个月后，洪水再次席卷新州西部。 在澳大利亚，气候变化在过去二十多年里是个人人熟知的议题。得益于其南半球地理位置，澳大利亚至今仍是许多稀有动植物的栖息地，也是南极科学研究的前沿阵地。 八年前的巴黎气候大会制定了著名的1.5℃标准——即20年内，各国要共同努力，将全球气温升幅控制在1.5℃以内，在2030年前减少45%，到2050年实现零碳排。 尽管如此，澳大利亚政府长期被批评没有积极高效地减排，直到去年，澳大利亚才在去年宣布将会在2030年将碳排量减少43%。而澳大利亚的“邻居”、近年成为中国主要外交目标的太平洋岛国，则一直对澳大利亚在减缓气候变化政策上的不作为感到不满。 但随着自然灾害频发与年轻世代的呼声，新上任的工党政府在多方压力下开始推动澳大利亚的气候变化政策。七月，澳大利亚加入了由G7支持的“气候俱乐部（Climate Club)”，工党政府承诺会通过气候俱乐部推动减排与新能源推广政策，实现全球各国共同制定的零碳排目标。 对于当地华人社区来说，尽管身处澳大利亚，但气候变化仍是社区内被边缘化的议题。澳大利亚洛伊研究所的最新民调显示，在2022年，超过六成澳大利亚人认为气候变化是“严重威胁（critical threat）”，而仅有35%的华人社区成员持相同态度。 然而，该民调也显示，在2020年和2021年，澳大利亚华人对气候变化的关注程度大幅度上升。在2021年，有45%的认为气候变化是“严重威胁”，要比上一年高13%。2022年，尽管该数字跌回35%，但仍要比2020年认为气候变化的“严重威胁”的数字高。 随着天灾人祸的到来与中澳关系贸易重启，气候变化不再是华人社区里的“房间里的大象”，年轻一代的华人更是“挑起重任”，推动社区对气候变化的关注。 从山火到洪水，质问政府气候政策的年轻华人 蔡黛思猜测，她那条视频之所以被热传，是因为华人们从莫里森掉头就走的态度中，感受到了澳大利亚年轻人们的挫折：“很多年轻人当时觉得，政府不愿意听我们的诉求，而当时莫里森（政府）没有对气候变化采取什么措施。” 在随后的联邦选举中，工党取下奇瑟姆，赢得大选，成为执政党；但比起工党终结自由联盟党九年执政，此次选举还见证了七名以“青色（teal）“为象征的独立女性候选人获胜，而这七名候选人出身社区，均认为传统党派对气候变化采取的措施不足，要求要政府采取更有力的行动。有评论认为，teals的胜利打破了澳大利亚传统两党精英政治平衡，既反映了民众对政治回归社区的愿望，又体现了选民对气候变化政策的关切。 蔡黛思在悉尼长大，如今住在墨尔本，为关注年轻人和气候变化议题的活动组织”明天运动（Tomorrow Movement）”工作。维州受到洪水袭击时，她与同事一同前往受影响的社区进行救助。“我们去帮人们搬走家具、清理（被浸泡过的）房屋，帮忙发放食物和清洁用具，”蔡黛思回忆。她与她的同伴在当地逗留了两周，由于灾害严重，她形容工作量非常大。 但工作量再大，都不及在遇上那些因洪水而失去家园的人们时，他们的绝望带给蔡黛思的触动。“我们遇到一些在那儿住了20年的人，他们在那儿度过了他们的童年，就真的……”蔡黛思回忆。“我们走到街上，看到那些被洪水冲走的物品——什么都有——叠沓在那儿，全都沾上了泥。那真的是……”她顿了顿，“非常令人震惊。” ”而那些住在当地的人们不得不要重建他们的家，而这样的（洪灾）可能在未来还会发生。”而在救助期间，蔡黛思也目睹了在当地发生的另一场争论。洪灾发生在十月下旬，而墨尔本著名的赛马节则在十一月上旬，而赛马节会用到的其中一个赛马场则在受灾地附近。早在2007年，维州赛马俱乐部就在该赛马场修建了用于阻拦洪水的“洪水墙”。此次洪灾，赛马场完好无损，而当地居民质疑，这堵赛马墙将洪水引向另一路线，冲向了245间房屋所在地。蔡黛思说，这场争论让她不禁思考，这些防洪设施到底是为了保护谁：“是富有的（赛马）行业，还是普通人呢？” 蔡黛思的父母都是一代华人移民，她和父母会讲起自己从事气候变化运动的经历，然而父母的反应却迥然不同。“我妈并不相信气候变化是真的，所以和她聊这个话题有点难；我爸是认同气候变化是有可能有影响的，但我觉得他并不是很想去仔细思考这个问题，就是他会觉得，我现在在做的工作是有需求的，是有意义和重要的，但我不认为，他了解（气候变化）的影响的全部。” 面对父母的分歧，蔡黛思认为，这也与他们的生活环境有关。“我爸经常看新闻，他因此会知道有山火和其他自然灾害发生，但我觉得，他们之所以不觉得气候变化需要受到高度重视，是因为他们觉得这不会跟他们的生活有直接影响，有‘既然这不会直接影响到我，那我就不去想’的心态。” 蔡黛思的父母都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尤其她的母亲。“我的父母绝对有那种‘模范移民’的人生，像我妈妈——尤其是她还是从商的。他们还是跟着那种‘你努力工作，你收获成功’的套路走，因为这就是他们以前所做的。我觉得这让他们只关注生意（的好坏），不去关注政治。” 此外，蔡黛思认为，许多华人移民集中居住在城市，而城市远离山火洪灾频发的郊区，因此对他们的直接影响不大。然而，气候变化的影响不仅体现在自然灾害频发，还会体现在城市温度上，而移民往往先受到影响。 气候变化离华人社区很远？他们试图改变有关气候变化的刻板印象 从悉尼中央火车站出发，往西前行23公里，人们就会到达有悉尼的“第二市中心”之称的帕拉马塔市。和仍保留着19世纪欧式古典建筑的悉尼相比，帕拉马塔显得更为现代，耸入云霄的高楼大厦处处可见，每到上下班时间，宽敞的道路车水马龙。 以帕拉马塔市为中心的一带被称为西悉尼。从2015年起，新州政府为减缓悉尼人口压力，决定投资数十亿，将帕拉马塔开设为新的中央商务区。帕拉马塔获得青睐的原因之一，与它的多元文化属性有关：长期以来，西悉尼是多个移民社区的聚居地。以帕拉马塔市为例，2021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该市25万人口中，有超过六成人口在家中使用非英语语言，而当中使用普通话的占12.4%，其次是广东话，占6.4%。 随着一座座高楼在帕拉马塔建起，城市热岛效应也愈来越明显。2020年一月，帕拉马塔录得当日全球最高温，达48.9℃；在2019年，帕拉马塔也录得有47天是超过35℃气温。 Kim Loo今年58岁，是一名医生。在西悉尼长大和成家立室的她，对西悉尼的高温颇有体会。“在高温炎热的阶段，西悉尼是比其他地区要高10度，这你是可以去看气象局的数据，”她说。 作为医生，Kim非常关注高温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她表示，人体有各种物理和生理机制，将我们的体温维持在36到37度之间，当遇到较热的天气时，该机制就会启动，通过产生汗液等措施来使人体降温。然而对与刚出生的婴儿来说，他们的相关机制发育仍未成熟，因此他们的身体会迅速变热却无法降温，从而出现器官损耗，“这也是为什么你不能在天气炎热时把婴儿留在车上，”她说。另一个受高温影响的例子是小学学生。”我们知道，儿童能在22度到24度的气温下集中注意力，如果教室气温太高，孩子们是很难集中注意力（听课）。” Kim是第二代华人移民，她的父母来自马来西亚，而她开始参与气候变化议题的活动，还得追溯到2015年。“当我的孩子还小时，我算了解这个议题，但不是很深。我会去做些事情去让房子的热效率高，因为我知道住在西悉尼的话，天气会越来越热。” 后来，Kim决定使用清洁能源来为房子供电，并向邻居分享自己的做法后，她甚至吸引来市长到她的房子参观。这让她意识到，其实参与减缓气候变化的“气候行动”并不难，甚至从身边做起即可。 如今，Kim是“亚裔澳大利亚人气候行动协会”的核心成员。该组织旨在向同为亚裔社区的其他社区成员推广日常生活中可以做到的“气候行动”，而他们主要推动的措施之一就是减少使用煤气做饭，改用电磁炉。这一措施听上去简单，但对于不少扎根广东的华人来说，却是个大挑战，只因粤菜的做法讲求“锅气”，而他们担心改用电磁炉，就达不了效果。对此，Kim的做法就是会邀请朋友到自家吃饭，向他们展示用电磁炉做饭的过程和“成果”。 在澳洲大大小小的选举期间，Kim也会敲门拜访社区的各家各户，希望他们在投票时能考虑气候变化这一议题。“我在敲门拜访时会遇到一些年长的华人，他们不会觉得（气候变化）是他们要关心的问题，因为他们觉得，这个问题对他们来说太遥远了。”她认为，华人只是缺少了对气候变化的认识，以及对气候变化是怎么影响人们生活的理解，才不在意气候变化这一议题。“在过去的四年，我认为人们开始对这议题有了更多了解，因为（他们体会了）洪灾、山火和高温。” 此外，Kim认为，华人社区对气候变化的冷漠，也与华人社区本身的多样性有关。“华人离散群体是很分散的，它不像是一个家庭的人，也不像是一个大群体。”她认为，华人群体缺少凝聚力，这也导致了整个社区缺乏对气候变化的关心和参与。甚至在参与气候变化的华人群体当中，Kim也观察到，当中的大部分人来自马来西亚，而他们目前甚少会遇到来自中国的活动人士。 不过，令Kim欣慰的是，她的“零零后”儿子Alexander也追随她的脚步，热心气候行动。与Kim不同的是，Alexander更加关心企业如何实行其社会责任，支持减碳政策。 Alexander在大学就读商科和法律，而这一选择也与气候变化有关。他回忆，小学时，他对气候变化的了解仅是全球变暖，并没有真正理解到情况有多糟糕，以及它是如何和时事热点是相关联的：洪水和山火使人们流离失所，人们失去家园，农业环境不稳定，导致来年产出减少，从而引发物价上升，随而带动其他生活成本上涨而出现的住房和租赁危机等事件。 后来，随着Alexander阅读更多相关资料，他开始明白气候变化在澳洲不仅仅是一个科学与环境保护议题，还是一个政治议题。作为世界主要煤炭生产和出口国，澳大利亚经济长期依赖化石燃料产业，而为保产业能够得到稳定发展，化石燃料产业巨头会通过说客和政治捐款等形式，以求获得政治支持。2021年，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迁大会在苏格兰举行，该大会首次推出减排协议，而澳大利亚拒绝在协议上签字。 “我认为，气候变化的核心是企业利润，他们不断破坏我们摆脱化石燃料的努力，因为我们的日常生活、制造业、交通、能源，都被化石燃料产业扎根，”Alexander说。与此同时，他也认为，更多人正在通过日常生活的点滴去削弱化石燃料产业对澳洲的控制。他举例，近年来有环保主义者倡议人们检查自己使用的银行是否有投资化石燃料产业，若有，则通过更换银行来银行传达信息，从而要求银行听从消费者的要求，减少投资。 Alexander也认为，许多企业也在努力实行减碳政策，而他希望能通过在企业前线工作，从内部出发，帮助企业撤出化石燃料投资的同时在社会性投资中获利，从而激发更多企业参与其中。 从中澳关系到“净零”，气候变化的本质是个“华人议题”？ 尽管蔡黛思和Kim均向歪脑记者分享过向华人社区推广气候行动时遇到的阻碍，但对于华人社区——尤其是中国来的华人移民——来说，气候变化实际上隐藏在他们最为关心的议题之中：中澳关系。 中国是澳大利亚第二大煤炭出口市场，在2019年，澳大利亚向中国的出口占其煤炭出口总量的21%，价值137亿澳元。然而，2020年，澳大利亚提出要调查新冠病毒来源，触发两国关系交恶，中国随即对澳大利亚实行贸易制裁，包括禁止入口澳大利亚煤炭。今年二月，随着两国关系缓和，约7.2万吨澳大利亚煤炭到达中国，为两年来首批到达中国的煤炭。 此外，中国和澳大利亚一样，面临着实现“净零（net zero）”的难题。根据《巴黎协定》，各国要实现全球变暖控制在1.5℃以内，在2030年前减少45%，到2050年实现零碳排。中国目前是世界最大碳排放国，但仍在投资建设新的煤炭厂。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气候和能源政策中心的高级讲师Jorrit Gosens博士告诉歪脑记者，他认为中国和澳大利亚都有机会实现净零目标，但问题在于，即使2050年实现净零，全球升温范围也难以保持在1.5℃或者2℃以内。 但他指出，在全球气候谈判中，各国都会每五年重申调整自己的计划，以更好实现控制全球变暖不超过2℃这一范围。因此，他认为在未来仍有可能出现更具效率的政策和措施，实现当初的目标。 尽管行内人士认为，澳大利亚对中国的煤炭出口量减少，主要原因是两国关系交恶，Gosens博士在近期的研究中发现，即使两国关系正常，中国对澳大利亚煤炭的入口量仍会大幅减少。而值得一提的是，Gosens博士认为，在“净零”大关当前，中国很可能会成为澳大利亚实现零排放的“推手”，原因是当中国要减少碳排放时，中国会优先保护国内煤炭行业，先从减少化石燃料入口量开始，而作为中国的化石燃料主要供应国，澳大利亚或因此被迫带动实现减排。 除了化石燃料，中澳两国在清洁能源上的发展与合作，也可能为两国实现净零带来契机。为鼓励澳大利亚民众使用太阳能等清洁能源，澳大利亚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针对家庭用电和补贴措施；此外，澳大利亚工党政府也在今年推出《电动车发展战略》，以保证电动车的供应充足，并且价格实惠。与澳大利亚相比，中国的电动车产业发展更为迅速，电动车销售比例在去年已达全国汽车销量的20%，而随着澳大利亚进一步推动电动车行业发展，比亚迪等中国企业也把握机会，将在今年进入澳大利亚市场。 然而在澳洲，要推动清洁能源的发展，不仅仅是补贴这么简单；由于一些地区长期依赖煤炭为经济收入，一旦以清洁能源取代化石燃料产业，政府还需要考虑如何解决到时会产生的失业潮等所带来的危机，新州著名的煤炭重镇猎人谷就是其中一个例子。随着澳大利亚以及其主要煤炭出口国转向清洁能源，当地数家煤炭工厂宣布将在2023年后逐步关闭，而当地有1.4万人在煤炭产业工作，而如今澳大利亚又面临通货膨胀、生活成本上升等危机，如何妥善处理这些挑战，成了新州政府的难题。当地居民与专家就呼吁，政府可以考虑在当地发展清洁能源产业，以此开辟新工作岗位，并且与当地社区合作，鼓励受到影响的居民积极面对产业转型，并发展非能源产业的行业来使其经济收入多元化。 尽管距离2050年还有一段时间，但对于年轻世代来说，气候变化与他们的未来息息相关。 “如果你（现在）是个年轻人，那么相比起比你年老的世代，你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更大，”Kim说。“有很多事情正在发生，气候变化也会变得更加明显。现在是采取行动的重要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