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早以前，华人艺术家在国际艺术舞台上已经占一席位，就像早期被称为中国当代艺术的“四大天王”：岳敏君、张晓刚、方力钧、王广义，他们的作品在海外被热捧之后，便走红在国际艺术品拍卖市场里。较年轻一辈的，例如曹斐更早已挤身《艺术评论》（ArtReview）100大位置，被选为全球艺术圈最有影响力的人之一。还有一众广为人知的名字，如曾梵志、徐冰、艾未未、蔡国强、张培力、余友涵、刘小东等等，实在多不胜数。还有很多更年轻的名字，于近二十年间，在国际艺坛非常活跃，展览不断。1993年，中国当代艺术家首次现身意大利的威尼斯双年展，2001年第49届威尼斯双年展，更开始设立了香港馆。 然而，在庞大的全球艺术圈中，华人艺术家只是其中一小部份，西方艺术圈仍然是以白人为主导，特别是男性白人。要打入以欧美为轴心的西方艺坛，或要在英国“搞艺术”，究竟在现实生活中又是怎样一回事？这跟过往在华人社会进行艺术创作又有什么不同？人在异地，艺术家们如何开展或继续本来的艺术创作？歪脑访问了四位来自香港及中国的艺术家、艺术行政人员，看看在移居到西方之后，近年他们是如何在英国继续艺术旅程。 C&G Artpartment：有更多新的启发与交流 过去两年，不少从前在香港从事艺术的人也纷纷去到英国，特别是伦敦。在英国艺术圈的活动中，看到愈来愈多香港人的面孔，同时也有不少华人艺术家、文化人、艺术系毕业生及研究员，慢慢地形成了一个圈子，并会举办不同的聚会及交流。 在英国，华人艺术家之间的合作相当频繁，在艺术圈中，并没有太多因身份及国籍所洐生的界线，反而是价值观及兴趣相近，会比较容易聚在一起。相较数年前，整个华人艺术圈或许可以得到更多支援，互相协作，而非孤军作战。与此同时，也更易促进一些合作项目发生，这一切似乎慢慢令一众华人艺术家在英国艺术圈的生存空间产生着微妙的变化，土壤仿佛正在变化中。 来自香港的C&G Artpartment，是在2007年由张嘉莉（Clara）及郑怡敏（阿金）成立， 他们过去在香港艺术圈一直非常活跃，作品积极回应各种社会议题。2021年，Clara及阿金离开了香港，来到英国。 2001年，阿金还在香港艺术学院修读插画课程，机缘巧合下，经老师介绍到牛棚的“艺术公社”工作。当时艺术公社举办了很多回应社会及政治议题的展览，也会跟来自中国的艺术团体进行交流。 “艺术公社员工连我在内只有两个人，因此很多事情也是‘一脚踢’，什么都要做。由写计划书去申请不同资助、到策划各种大大小小的展览及活动、联络艺术家、场地布展等等，事无大小通通由我们包办。好处是工作几年后，关于一个机构怎样运作也算是了如指掌。” 阿金在艺术公社工作到2007年，有感当时的工作已开始重覆，加上在机构工作某程度上也会有一定的限制。于是他便决心跟太太张嘉莉（Clara）一起创办C&G Artpartment。阿金说：“当时刚好第一位小朋友出生，Clara那时是教师，每天很早便要出门，而我在艺术公社工作，一般是中午才上班，但经常要工作至晚上。大家在时间上比较难配合，于是便开始思考转换另一个工作模式，这也是成立C&G Artpartment的其中一个原因。”Clara说：“当时租了太子一个单位，同时间可以用作展览及教画。” 读社工出身的阿金，从骨子里经常散发着一股热血。C&G Artpartment打从一开始，便已决定要做一些能够即时回应社会议题的艺术，这也是当代艺术其中一个重要的特式。艺术并不是愉悦漂亮便足够，艺术家往往会透过艺术对不同的事物进行反思。Clara补充，“艺术家们可以有不同的政治理念，举例说，2014年我们做了一个关于国民教育的展览，当中会有艺术家对在香港实施国民教育一事抱有不同的意见。相对现在，那时候的环境算是比较开放及包容，艺术的发展也是社会的缩影。 ” Clara续说：“2014年雨伞运动后，我们开始思考在室内做展览的意义何在？因此便开展了一连串以艺术家主导的长期艺术计划《西九化谈实录》，当中包括广为人知的《烧数薄》、《国际请病假日》、《打镬金》、《艺术常识问答比赛》… … 在九龙西区的不同公共空间或公私难辨的地点，进行不同主题的微型游击式艺术活动。” 阿金说：“我们的项目大多是系列式的，一来可以令每个项目有一定的持续性，二来项目就像一个品牌，希望慢慢会多些人知道及记得。” 这些计划的大方向，是希望能够维护香港独特的本地性，以及推广香港文化的特色。 他们的艺术并不限于留在艺术圈。2019年底，Clara更进一步参加区议会选举，并且胜选，正式成为跑马地区区议员。2019年过后，不少香港艺术家都积极介入社会，除Clara外，当年还有数名艺术家当上了区议员。Clara忆述：“虽然当时香港的政治环境已经不理想，我本来也一直打算做到任期完结为止，到2024年。可惜不久便发生DQ事件（民主派议员被取消资格），后来《苹果日报》被查封结业，再加上2021年的47人案（香港民主派初选大搜捕）。那时候收到风声，知道政府将会陆续取消区议会办活动的资助。当初当区议员，便是希望善用那些资助为社区做点事。” Clara上任不久，便在跑马地办了一个小型图书阁，也在该区举办艺术家驻场计划，并且积极进行多项社区活动，为社区带来一番新景象。 “资助没有了，在社区能做的都不能再做下去。” 于是Clara便于2021年7月离开香港前往英国。 “也是因为有朋友介绍，所以选了在谢菲尔德（Sheffield）定居。 ” 问Clara有没有考虑过去其他国家，她坦然觉得在英国仍可跟香港保持一定连系，也可为香港继续发声，在政治上继续为港人争取公义。“当初到Sheffield也算幸运，在偶然间重遇现正于Bloc Projects （当代艺术机构）工作的旧朋友。他一直在德国做研究，几年前来到英国，其博士论文正是研究‘关系美学’”，这正好跟C&G Artpartment一贯所做的艺术项目相近。 一直好奇C&G Artpartment怎样在人生路不熟的英国“重新开始”？阿金说：“因为C&G Artpartment的发展一般都会以数年为一个单位，会看得比较长远，而非单一项目。所以到了英国后，在香港仍然继续有展览及工作。” C&G Artpartment 十多年来已建立的人脉、经验及项目，令他们很快便可在英国继续投入艺术工作。 阿金于2021年12月到英国后，便随即为C&G Artpartment在英国注册。Clara比阿金大约早五个月到英国，先安顿子女就学及打点住屋安排。“到埗后不久，朋友传来一个来自美国资助计划的申请资料，我便尝试去申请。2022年4月，我们在英国做了第一个展览，那是一个关于审查（censorship）的项目。” Clara与阿金一直相信，就算C&G Artpartment去到海外，也一定有办法延续。“从前在香港会靠教画及申请资助，我们一向倾向申请单次资助，而非那种香港艺术发展局提供的三年资助。单次资助的自由度比较大，限制比较少。来到英国后，我们也会继续尝试申请不同资助，但暂时主要还是靠积蓄生活。”阿金说。 看C&G Artpartment的脸书专页，便会发现他们来到英国后并没有太多“真空期”。相反活动简直是一浪接一浪。阿金及Clara在行内已从事艺术十多年，加上从前经常跟外国的艺术家及不同团体合作，即使来到英国，虽然环境不同，但于网络世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不会因地域而有太大限制，特别是关于艺术的交流。 2021年至2022年，他们便参加了“Peer to Peer： UK/ HK”项目，这是一个连结英国、香港视觉艺术家及艺术组织的交流合作计划。Clara说：“来到这里，反而有机会接触更多的人和事，也有新的启发。就好像近年在英国有很多关于东南亚艺术家身份的讨论，这些都是在香港未有触及的。始终在英国，有些社会及政治议题会因为环境地域而有所不同。”刚过去的2023年7月，C&G Artpartment便应Asymmetry Art Foundation邀请，到伦敦办了一个名为《One Night Stand with Lo Ting》的活动。透过煮食，让参加者有机会认识香港传说“卢亭的故事”，以及重看1997年时，一班香港艺术家就卢亭传说所进行的一系列展览，看看当年大家怎样探讨香港人的文化身份。 “由于近日较多用煮食进行活动，我们甚至去修读了一个关于食物安全的课程。”Clara笑说。 “现在除了Bloc Projects办展览外，我们也跟朋友在附近租了一个单位，可以有自己做展览的空间，情况都是边走边看。我们最希望是让更多人认识香港人的艺术。”Clara补充。 问他们何不选择到伦敦发展？ “跟C&G Artpartment当初选址太子一样，我们都喜欢到没有太多艺术的地方‘开荒’”。的确，C&G Artpartment一直以来都像个拓荒者，而非跟随他人的步伐。 “现在我们的观众有时候一半是本地人，一半香港人。有些很香港的活动，来者就会以香港人居多。我们希望可以有更多本地人参与，不希望香港展览只有香港观众。” 那么，来到英国后觉得有什么困难？“主要都是地域大了很多，从前在香港地方小，每样东西都很近很方便，但在英国便要面对交通及物流上的转变。另外购买做作品所需材料，例如哪里可以买木？哪些地方做印刷等等？这些就要重新开始，慢慢了解。”阿金说：“英国创作上没有什么自由上的限制，可以有表达自由。假如留在香港，可能很多事情现在已无法继续做。就好像之前在香港Parasite的展览有一个录像作品，原来这些在艺术空间展出的录像现在也要通过电检，那次有几格背景需要删剪后才能展出。 ” 艺术系毕业生：在英国做创作，大家都很包容 C&G Artpartment顺利在英国找到继续发展的空间，而从中国来到英国读书，在艺术系刚毕业的小鱼，也正在伦敦寻找发展的方向。 小鱼来自四川，最初并不是修读艺术，自小已知道自己是性小众的TA，在北京修读工程学。小鱼说，在四川生活的时候，同辈们都知道自己性小众的身份。 “我从来没特别感到压力，反而是到了北京这样的大城市，才发现当地对性小众的接受程度反而比四川保守。很多LGBTQIA的活动也只是在艺术圈内以地下形式进行。假如在网上讨论有关LGBTQIA，贴文很快便会被删除，有时甚至连帐户也会被移除。 ” 小鱼说：“始终中国是一个父权社会，因此我很早就已经有出国留学的打算。那时工程学毕业后曾到日本修读日文，本来以为日本的情况可能会好一点，但没想到其实日本也是一个父权主义当道的社会，坊间充斥着各种由父权主义洐生的意识形态。”在日本待了几个月后，小鱼便决定返回中国，并着手开始准备到外国升学，TA希望西方国家的情况会好一点。 最后，小鱼决定到伦敦读书，修读艺术硕士课程。“因为我有很多东西想说，希望可透过艺术创作去表达。”修读本科的时候，小鱼已经爱上摄影，但那只是一个开始。“我喜欢艺术，因为我觉得透过艺术创作，各人的想法可以被看见以及被尊重。” 由于疫情关系，两年的硕士课程，第一年只能是以网课形式进行。那时小鱼还未出国，TA所做的研习进度报告，在问准校方后，也避免用真实性名发报，免受不必要的攻击。直至第二年到了伦敦，TA才可以开始自由地讨论有关性小众的话题，以及一些TA所关心的政治议题。 “在英国做创作，大家都很包容。不同身份不同声音，也可以有发声的机会。”小鱼常说自己很幸运，毕业时候，作品入选数个奖项。 “有人看到我的作品会主动联络，因此这几年在伦敦，也算顺利地得到一些展览机会。而之前合作过的平台，也会有人找我合作。” 除了自己的录像作品，小鱼也会帮其他朋友的视频做配乐。 “不过还是有经济压力啊！我要感谢家人的支持及谅解，暂时家人会提供一些补助，但我还是要出去打工赚取生活费。” 跟很多艺术家一样，小鱼也需要解决在创作以外，现实生活的问题，例如如何赚取足够的金钱去缴付衣食住行所需费用？以及思考如何增加收入来源。这基本上是每一位艺术家都需要面对的求生问题，特别是如果创作是屬於非画廊导向，作品一般难有很高的商业价值。就算有委约形式的创作邀请，對新进艺术家而言，金额一般也不会太高，有时甚至会遇上被压价及拖欠款項的状况。在這段時間裡，小鱼会主动申请不同艺术机构所提供的艺术计划，尝试发掘更多可能性。 问小鱼觉得在英国做创作跟在中国有什么不同？TA说：“在东亚给人的感觉是比较论资排辈，前辈才有话语权，后辈很少有发声的机会，常出现沟通不足的情况。而在英国，因为这里的艺术圈实在很大，当中会有大大小小不同的空间，就算是新进艺术家也有机会找到他们的位置。” 在伦敦，LGBTQIA议题近年备受广泛关注，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展览、放映活动、研讨会、资助计划……算是数之不尽。小鱼相信，“当你认真做作品，还是会被看见的！”但这并不代表在英国艺术圈生存很容易，当中的竞争其实非常激烈，亦有不同阶层。“就算是伦敦这样多元化的城市，主流艺术圈也仍是以白人主导。中国人或许要比别人更加努力，才可以有机会留下来。” 艺术行政工作者：要从新认识艺术家的背景和名字 英国的艺术圈虽大，但竞争同样激烈。原本在英国从事艺术的人已经很多，由外地到英国做艺术的人也很多，再加上每年成千上万的艺术系毕业生。很多博物馆、艺术空间、画廊等实习生职位，都是几百人、甚至是几千人去争一个位。艺术从业员数目之多，要确保能占一席位或可以站稳阵脚，也不是想像中轻易。 现在在伦敦从事艺术行政的李伊宁（Erin），到英国前曾在香港居住12年。在安徽出生的她，高中毕业后便到香港大学读书，双主修社会学及艺术史。 “十六岁时曾到瑞士交流，所以一直想到外面读书。那时因为觉得香港是一个中西文化交汇的地方，于是便决定到香港。”Erin说：“原本没有打算读艺术史，当初只是其中一个选科，但没想到竟然被艺术史课所感动。” Erin在学期间，开始醉心艺术。“那时候学校有很多活动，有很多接触艺术的机会。” 2014年，她开始在亚洲艺术文献库（Asia Art Archieve）当实习生，“那年香港经历了雨伞运动，原本一直打算毕业后出国。但经历了雨伞运动后，令我觉得香港人很热血，从而对香港产生了更深刻的连系。加上实习结束，亚洲艺术文献库提供了一个全职工作的机会，因此便决定留下来。当时做了一些关于九十年代香港艺术的研究，同时也需要协助亚洲艺术文献库进行筹款及联络不同的赞助人、画廊、艺术家等等。这些工作机会让我可以以一个更宏观的方式去看艺术，了解艺术圈的生态。” Erin的艺术生涯跟其余三位艺术家不太一样，因缘际会下，她每走一步都跟后来的工作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这也是她本人也始料不及的。“我由2014年起在亚洲艺术文献库工作至2017年，那时想多做一些不同的东西，于是便去了都爹利会馆（Duddell’s）。Duddell’s的老板正是亚洲艺术文献库其中一位赞助人。”在都爹利会馆工作数年后，2019年，Erin去了刚开幕不久的大馆当代美术馆工作。“刚到大馆当代美术馆的时候，他们正好筹办村上隆的大型展览，这个机会让我学懂怎样在一个大机构中参与策展工作。” 2022年6月，Erin获得Asymmetry Art Foundation的策展奖学金（curatorial fellowship），在伦敦著名的艺术中心白教堂美术馆 （Whitechapel Gallery）工作半年。那时她正在大馆当代美术馆工作，主要负责协助策展团队筹备展览，处理香港艺术家的驻场计划和招待外国来香港的艺术家，也曾以策展人身份在大馆当代美术馆办了不同的展览。“但毕竟在香港当策展的机会跟伦敦以至海外相比，始终较少。” 因此当结束了白教堂美术馆的策展驻场计划后，Erin便希望继续留在伦敦发展。 “幸运是完成Whitechapel Gallery那个半年计划后，他们聘请我多留两个月。就是在这两个月期间，让我得到一个缓冲期，可去试试在伦敦找工作，然后再回去香港处理大馆当代美术馆的交接工作。” Erin申请了英国全球人才签证，于2023年年3月重返伦敦，她现正于伦敦的Delfina Foundation工作。“这又是一次奇妙的经历！当我尝试在这边找工作期间，得悉Delfina Foundation有职位空缺。原本我2022年6月至12月的时候正在Delfina Foundation驻留，现在竟然有机会当了该计划的Residency curator。 ”这也因为Erin在驻留期间的表现，令人留下深刻的印象。Delfina Foundation于2007年成立，是一个非营利组织，致力通过驻留计划以及不同的合作及公共项目，促进艺术交流。Erin现在正是驻留计划的负责人。 Erin在伦敦工作，经历跟很从外地来到这里的人不同，因为她其实不算是完全由零开始。 “2017、18年都爹利会馆正好要开设伦敦分馆，那时候曾到伦敦工作三、四次，每次大约会留两星期，在香港这边也要处理伦敦的项目。那时开始慢慢学会怎样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做活动。现时有些工作上的合作伙伴及人脉，其实那时已经认识，有些甚至是沿自亚洲艺术文献库年代。” 毕竟，艺术圈其实都是全球性的，当中的策展人、艺术家、艺术团体、艺术赞助人、世界级博物馆的行政人员、画廊老板…… 全都是来自世界各地，在艺术圈权力架构最上层的，很多时候都是同一群人。 一切看似非常顺利，也是Erin一直以来在工作上累积下的成果。艺术圈一向相当注重口碑，很多工作机会很多时都会经转介推荐。坊间一般都会有个印象：艺术家就可以有艺术家脾气、做事不需负责任，生活放浪形骸……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愈是能在艺术圈站稳阵脚的，其实都必需有非常实干的一面。 问Erin会否觉得在伦敦工作有什么困难？ 她说：“在大馆当代美术馆工作的时侯，很多事情可以用钱解决。但现在很多艺术项目，都需要个别寻找资金赞助。无论是筹款、税制……很多东西也要慢慢学习，与此同时也需要发掘更多赞助人。”她补充：“有些在香港不能做的项目，来到伦敦便有机会尝试，伦敦的艺术气氛比较supportive。现在开始慢慢认识更多人，也有幸得到各人的帮助。至于困难方面，或许是英国跟欧洲的艺术脉络始终与香港有别，香港的艺术圈很小，大家已知道对方。但在这边很多艺术家的背景及名字，也要重新慢慢认识。” （应采访对象要求，小魚为匿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