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5月，美国媒体Politico爆出重磅新闻，指美国最高法院意见书草稿显示，影响美国社会深远的“罗诉韦德案”即将被推翻。虽然判决还未公布，但国际社会已开始热烈讨论相关影响。2022年6月24日，美国最高法院最终以6比3裁定，正式推翻“罗诉韦德案”裁决，引发全国多地新一波的示威潮。 尽管华人是美国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面对这个议题，不少人不太公开讨论，有时更会刻意避而不谈。但事实上，面对这个话题，他们可能想法放得更开。曾经陪伴很多华人堕胎的医疗翻译员June，都不若而同提到，在美的华人没有基督教、天主教等宗教枷锁，比较容易接受堕胎，而选择堕胎的多数原因，是财政负担不到养育一个小孩。 堕胎与否，由家庭财政决定 移民美国超过20年的June，当过十年医疗翻译员，陪伴很多在美国居住的华人堕胎。她的工作是在手术前、中、后，在病人身旁担当翻译员，为病人解释手术的风险、翻译文件。她提到，很多在美华人选择堕胎是因为“养不起孩子”。 她因而接触到病人的年龄层比较广，按她的观察，上一代和新一代华人的“堕胎风气没有什么改变，都是视乎事主的家庭和经济状况，中国人很接受堕胎这一回事，不会特别反对”。 她说，在美国，华人不太重视堕胎议题。“一般怀孕了就会生下来，没有（经济）能力的就会去堕胎”。是一个较为纯粹的经济选择，比较少涉及生命议题。在堕胎法案喧嚣之际，西岸华人社群也很少提到堕胎和相关议题。“可能他们会私底下讲，但也有可能（有当事人）堕胎的时候胎儿周数比较少，堕胎后没有人发现她曾经怀孕，最终也不会特别讲出来。” 如果以满分10分计算，June会为新一代接受堕胎的程度打上8分，甚至9分；上一代则倒减一、两分。“年纪大、老一辈对于女儿堕胎可能相对接受程度低一点，可能觉得对身体不好，而且不是他们自己养育小孩，当然想家族壮大。但子女也可能会想，我是养育孩子的那人，负责经济、教育，当然要视乎经济能力。” 育有两个小孩的June也同意，一个家庭的经济能力很重要，甚至成为堕胎与否的关键因素；其次的因素就是，是否道德、有否扼杀生命；最後才是宗教。“天生天养、穷有穷养，这些说法很不负责任，生育小孩就想给他最好的。当然，也可以穷有穷养，低收入家庭还有政府也帮你养，但现在的教育环境，负担不起的就会降低竞争力。” 说是如此，决定堕胎的一刻，相信也是很困难的。June接触到在堕胎手术的过程情绪比较激动的病人，她们对于是否堕胎，心中直到最後一刻还是充满挣扎。但是，由于尊重病人隐私和她的专业操守，June不会问及当中的原因，多为在一旁安慰说：“这不是对与错的问题，如果经济能力不许可之下生下来，对他和你自己都是一个负担……选择不要的时候，亦未尝一个坏事。” June常常接到堕胎的翻译案子。她知道自己有些同行，因为宗教原因，不会接这一类的工作。但她坦白说，自己对于参与这些工作没有什么特别感受。“就当作是一份工作，堕胎是自己选择，（她们）都是自愿，很多时都没有什么太大问题。我和她们都没有宗教信仰问题……。我反而接受不了虐儿、有家庭暴力问题的案子。” 对生育保守，对堕胎开放 13岁移民到美国、定居了25年，从事赌场公关的Brian说，尽管堕胎议题在美国主流社会闹得热烘烘，但这不是在美华人关注的议题，他们大多关注经济。但他也提到，上一代中国人的堕胎风气“很开放”：“一来没有受基督教等宗教影响，二来就是政策副作用。” Brian因工作缘故接触到不同华人移民，有他们可能来自中国、新加坡、越南。按照他的观察及与客人接触的经验，他认为，这其中越南华人在堕胎的取态上较为倾向“pro-life捍卫生命权”，“他们的思想比较老派、传统，而且没有受到（中国）一孩政策所影响。” 一孩政策，指的是中国曾经推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从1979年开始随着改革开放推行，规定中国大陆的城市人口只可以生一个儿女，生第二个就需要审核批准，如果违反规定生第二个，需要交罚款，即“社会抚养费”。 Brian称之为“政策副作用”：“当时的社会风气，堕胎是很基本的，除非你有钱，买通了官员，让你生下第二胎、第三胎。人们开始习惯了这个风气，就会变成了social norm（社会规范），（对堕胎这件事）很开放。”他又指出，“新一代的中国移民对生育的取态，与上一代的不同，从一孩政策变成了三孩政策，生育取态从开放变为保守。”他形容这是文化转变（cultural shift），“中国移民、甚至中国人隔了一代已经改变了。” 而不变的是，两代人对堕胎的取态都比较开放，立场上也算是支持堕胎自由（统称为“pro-choice捍卫选择权”）。 个中的原因，除了政策影响，也主要跟财政有关。Brian提到自身的成长背景。“我妈在她15岁的时候生下我，在17岁的时候生了我弟，我们在单亲家庭中长大，知道母亲有多辛苦，牺牲了自己很多。”他认为，华人也大多明白家庭的财政状况，对小孩的成长有多大的影响。 为香港夺得奥运第一金的“风之后”滑浪风帆运动员李丽珊，曾在2006年的香港拍摄一个银行广告，广告中表示养大一个小孩要400万港元。当时的广告一出，引起广大的讨论。Brian 指出：“香港人计算养育小孩要多少钱的意识提高了很多，家计会（家庭计划指导会）也说两个小孩就够了（指早年香港呼吁少生的公益广告），‘赢在起跑线’等环境因素（指希望给小孩最好的成长条件），令新一代对生育很保守。”相应的，就会对堕胎态度比较开放。 当然，他也接触过部分中国移民倾向pro-life，他们认为堕胎“伤身”、扼杀了小生命。Brian称，也许他们信佛、信轮回才有影响，但整体而言，“上一代pro-life的中国移民，因道德枷锁捆绑多于宗教的理由才反对堕胎。他们社会化得太快，对宗教终究不太上心。” 华人家庭中，代际不谈堕胎 在西雅图一家公司任职文化研究员（Cultural Researcher）的Brenda认为，宗教、年龄、种族、经济、文化等不同因素，都会影响人对堕胎议题的看法。 Brenda 指，pro-life 的人多是有信仰的人，和种族没有太大关系。她小时候去过的一所美国华人教会，也十分反对堕胎，信徒大多是pro-life支持者。“特别是宗教群体，即使是18至30岁较年轻的人，他们的宗教背景也主导了对堕胎的看法……不仅基督徙，也有可能是穆斯林。” 但是，她同时也指出，她也认识一些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反对堕胎，原因是从人道层面出发，视胎儿为生命，认为堕胎很残忍。 谈到自身的立场，自小就已经是基督徒的Brenda多番强调，在pro-choice与pro-life的立场之间，仍然有很大的灰色地带，“不是所有事情都是非黑即白”。她较为支持“有条件”的堕胎，即因性侵犯而怀孕、健康等因素才堕胎，但她强调，自己不会主动“宣传”堕胎一事。 Brenda她的一家都是基督徒，父母很虔诚，父亲更是教会的执事。她透露，母亲曾经因为意外怀孕，加上高龄、长期服药，在医生的建议下终止怀孕。 当时，Brenda已在美国读书，与父母和妹妹分隔两地。她忆述这件事：“那是打IDD（长途电话）年代，没有WhatsApp，不能即时知道最新状况；发生了之后，他们才告知我，我很多细节都不知道。” 面对较为复杂的家庭背景，Brenda一家对堕胎这个议题采取的应对方式，似乎就是静默。Brenda说，这个议题“在家里很sensitive（敏感），家人之间有点避讳，也不会讨论，只有我妈会很偶尔的提起，因为她曾经是当事人，但也只限于发生过的事，不会讨论整个议题，父亲更不提一句。”因此，Brenda一直也不清楚父母对堕胎的立场。 “我父母是虔诚的基督徒，又是华裔，（这个背景）通常都是pro-life的……如果我妈不是意外怀孕，后来又因长期病患而堕胎，相信他们也是pro-life。可能他们现在的立场偏向有条件堕胎那一类。” 惟她认为，这是普遍和典型的美国华人家庭关系和实况，就像老一辈与年轻人的对立，前者的取态较为保守、传统，“父母与子女很多时候根本不会谈起（堕胎），很多华人子女根本不知道父母怎么想；即便决定堕胎，可能也不会告诉他们。” 终究是女性的选择 Brian现时育有两名小孩，分别是 4岁、1岁。“第二胎的时候有想过（叫妻子）堕胎，因为当时还未完全ready（准备好），但太太说晚一点再生就迟了。”但他也明白，“人生没有100% ready”，因此也没有让太太拿掉小孩。在妻子还未怀上第二胎的时候，他认为，“准备好”的条件，包括“有好的家庭、财政、找到托儿中心和好的校区；工作上，也有时间陪他（小孩），就算就准备好“。他经历过小时候的成长环境“不是最好”的时候，因此希望能够给孩子最好的：“我不想我的子女，在父母没准备好之下出生，想他们有比较好的成长环境。” 如果夫妻之间对堕胎与否有分歧，该怎么办？Brian很快地回应说：“ Still the woman’s choice.（依然是女性的选择）” 他认为，男性往往难以代入女性的观点去看待堕胎。“男性的观点绝对没有可能与女性一样，那么切身地去看待这件事；女性要考虑很多层面，她的未来、身材走样、工作仕途……这不是男性可以经历到的，女性面对的social stigma（社会污名）严重很多。”因此，作为pro-choice支持者的他，希望女性在美国这个文明社会中，也可以有选择的权利。 “堕胎这个议题的核心是选择权利，在文明社会，为何要逼她做一些影响她一生的事？女士怀孕会改变整个人生，但（如果）连可以一个可以选择的选择都没有，我们做人那么进步是为了什么？有些事不应让宗教、道德捆绑一个人。我真的觉得没有这个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