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12月，坚持三年清零的中国开始了防疫政策大转向。双十一提出防疫优化二十条谈论的尚且是严禁层层加码，不到一个月，突然成了彻底开放，各地政府纷纷把常态化防疫改为常态化管理。180度的大转弯却没有带来多少开放的喜悦，激增的感染病例，取消的免费核酸检测，无法买到的抗原试剂，哄抢一空的退烧药……清零三年的中国防疫体系，一夜之间似乎把自己给清零了；批评了三年西方国家躺平，所谓不顾民众安危走群体免疫之路，结果现在中国比任何国家地区都更接近躺平。从清零到躺平，急转的中国怎么了？ 政府曾努力为动态清零续命 从坚持动态清零不动摇到动态清零的取消，几乎是一夜之间。上海疫情暴发时，就有猜测说中国是否需要调整防疫政策，放弃严格的清零。特别是看到与上海疫情同期的香港已经被奥密克戎疫情击穿，放弃清零走向了共存。但中国却以极为强力的手段压下了上海的疫情——即便让上海的居民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等到10月广州、重庆、郑州、石家庄乃至北京病例相继上升之时，关于中国防疫政策可能要调整的猜测再度流行。这种猜测也有道理。单纯从防疫角度看，上海一地的暴发是举国援助下才勉力维持了清零，但10月底时多个城市暴发疫情，再维持动态清零不太现实。从政治状况来看，二十大已结束，想办法恢复经济增长成了中国政府或者说习近平必须考虑的问题，那么放弃动态清零未必还是无法接受的政治溃败。 可即便是对中国开放进度最乐观的预言家，也会认为中国将逐步走出动态清零，防疫措施会慢慢调整，很可能要到2023年春甚至夏才完成全部调整。11月11日，中国颁布了《关于进一步优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 科学精准做好防控工作的通知》（简称“二十条”），其中缩小了需要封控的高风险区范围，由原来的封一个小区改为封一幢楼，也缩短了密接者的集中隔离时间，由7（集中隔离）+3（居家隔离）改为5+3天，还强调了不允许地方在防疫上层层加码。这无疑应证了中国将逐渐调整防疫措施，要往开放的方向前进的预期。 但二十条仍然强调了动态清零，而且动态清零的两大基石——大规模核酸检测与集中隔离并未被放弃。很多人将二十条解读为开放，可是细读其中具体措施，这更像是在全国疫情上升，防疫资源要求越来越多之际的一种妥协。比如高风险区域判定缩小到楼而非小区这一条——在疫情严重之际，各地若都按小区封控会不断导致有城市进入静默管理，还需要大量人力物力维持、保障封控；这对于资源有限的地区不具备实际操作性。缩小封控范围和二十条的其它内容一样，是希望以节约防疫资源的方式为动态清零续命。 这也反映在二十条出台后的政府专家解读上，从缩小封控区到压缩隔离时间，官方都在解释这些改动不会增加病毒传播风险。一个典型例子是密接减少两天集中隔离，疾控中心专家强调了奥密克戎潜伏期不超过8天，5+3的隔离期不会导致感染者被“放走”；同时该专家也间接承认了防疫资源的紧张——指出减少两天集中隔离时间将大幅缓解各地方舱管理的压力。 防疫资源的紧张在二十条出台后的混乱中也有体现。石家庄以及北京部分区域突然裁撤常态核酸检测点，石家庄更因防疫转向之快被民众猜测为开放试点。不过笔者认为，石家庄等地更像是防疫重压之下，地方政府无奈地想抓住任何一根“减负”稻草，绝非自上而下的政策落实。原因是最先被裁撤的都是地方政府所负担的核酸检测。动态清零配套的政策繁多，可说到底起作用的就是两条：及时检测找出所有感染者与密接者、集中隔离阻断传播。由于新冠存在高比例的无症状感染、传播，而奥密克戎传播速度又极快，只能通过大范围频繁检测才有希望及时找到所有感染者与密接者——这也是核酸常态化或频繁全员核酸的由来。然而，在医保拒绝为常态化核酸买单后，核酸检测给地方政府带来了极大的财政负担。先对核酸检测动刀，大概率是地方财政自保的选择。 可二十条不改变动态清零方针的现实很快也压下了石家庄等地自行减负的希望。核酸检测点没了，民众出行上班的核酸检测要求却没变。这种以减轻财政负担而非改善防疫整体状况为目的的改革迅速陷入僵局——没过几天，被裁掉的核酸点又不得不重开。 12月7日新十条颁布前，中国各地实际上都处于分析、尝试如何落实二十条的状态，也就是在动态清零越来越不现实的状态下，试图通过优化资源配置给动态清零续命。 但这一切在新十条颁布后戛然而止。新十条直接禁止了全员核酸检测，同时提出感染者可以居家隔离。没有频繁的大范围核酸检测，中国显然无法找出所有感染者与密接者；放弃了集中隔离，自然也没法绝对阻断传播。可以说新十条在事实上抛弃了动态清零，而动态清零四字也在新十条出台后从官方宣传中一夜消失。 抗议爆发后自上而下的防疫政策急转弯 转变无疑是极为突然的。从11月11日的二十条到12月7日的新十条，虽然官方努力将新十条说成是“为进一步落实二十条”，但二者差异之大，很难扯上关系。 在二十条之前，中国各地的防疫理论上遵循第九版防控方案。二十条在基本原则上与第九版防控方案没有冲突，只是一些具体做法，如隔离时间、风险区域划分上做了少许改进。可即便如此，由于二十条极为简略，和相对详尽的第九版防控方案相比，需要各地自行寻找具体操作方法；于是各地在之后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绞尽脑汁，也没有相对统一的执行标准。若真为了进一步落实二十条，合理的做法应该是提供一个详尽的第十版防控方案，而不是拿出一份完全不同的新十条。 如果追溯11月11日到12月7日间中国发生了什么，不难发现转折是从11月24日乌鲁木齐高层公寓大火开始的。为了动态清零而实行的极端防疫措施在过去一年里引发了诸多次生灾害，最终乌鲁木齐大火冲破了不少民众，特别是很多年轻人的底线。为什么会是乌鲁木齐？或许是因为新疆在此之前已经长期封控，即便再严密的信息封锁，当地人生活困难的消息也断断续续地互联网管控的缝隙中漏出。也或许是因为，众多年轻的中国大学生实质上被剥夺了过去三年正常生活学习的机会，面对日渐低迷的就业前景，对防疫的耐心已经耗尽。又或许是因为，在乌鲁木齐大火后官方刻意隐瞒极端防疫政策与灾难的关系，甚至提出部分遇难者自救能力不足，引来了公众更大的反感。 总之，结果是在11月底，中国多个大学校园以及城市街头出现了罕见的抗议活动，矛头直指防疫政策，同时也涉及政府最高层。这并不让人意外，毕竟动态清零就是中国政府最高层的决议，对防疫措施的愤怒很难绕开相关措施的根本推手。 虽然中国政府从未正面回应抗议者的诉求，甚至在11月28日外交部新闻发布会上，还坚称会继续坚持动态清零，但三年来中国防疫的最大转向却在接下来几天发生了。11月30日与12月1日，过去一直被委派到地方鼓励坚持动态清零的副总理孙春兰连续在卫健委召开两场座谈会，其中在11月30日的专家座谈会上，孙表示“随着奥密克戎病毒致病性的减弱、疫苗接种的普及、防控经验的积累，我国疫情防控面临新形势新任务。”而“动态清零”则在这场座谈会的新闻通稿中消失。 紧接着12月1日，习近平在与欧盟官员的会议中表态奥密克戎毒力更弱，让中国可以改变防疫措施，这是结束动态清零最明显的信号。值得注意的是，在会议中习近平对席卷多个城市的抗议也做了评价，认为这是年轻学生对持续了三年的防疫感到厌倦。 综上所述，一个合理的推断是，中国在乌鲁木齐大火之前并未打算终止动态清零政策，只是面对防疫难度的提升打算做小幅改动，节约一部分防疫资源，换取一定的可持续性——具体表现为二十条的出台。即便是这种小幅改动，防疫部门在诸多细节上也未能敲定可直接执行的方案，这才引发了各地不同的尝试。但在11月底，面对乌鲁木齐大火引发的民众抗议，中国政府最高层意识到动态清零可能将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因此做出了自上而下的防疫政策急转。 12月7日新十条的出台正是这种急转弯的结果，而非过往防疫措施的演变。 政策急转弯下缺乏准备的全民“晕车” 防疫措施的急转弯或许解决了政府高层对社会不稳定的担忧——直接引发民众怒火的动态清零政策取消后，相关抗议自然也很难延续；但这却未必让民众日子更好过了，短期内不少人还受到了更大的冲击。 在终止动态清零前，中国已经在面对疫情的升温。广州、北京、重庆、四川、河北、河南等地在11月底感染病例不断上升，这意味着需要频繁做全员核酸检测，以及封控范围不断扩大，隔离人数急剧增加。不仅是普通百姓受防疫措施影响越来越大，防疫需要投入的各种资源，如检测资源、隔离资源等也会急速攀升。在12月7日新十条出台前，中国已经在面临动态清零日益不可持续的危机。 即便如此，动态清零相关措施仍然在延缓病毒的传播。而二十条中的缩小封控范围，减少集中隔离时间，理论上也在给动态清零多争取了一些跑道长度。但当新十条出台，动态清零一夜取消后，等于将整个中国的所有防疫措施一次撤了干净。结果自然可想而知：新冠病毒突然找到了毫不受限、肆意传播的机会。于是，北京、广州等本来疫情就不轻的地方瞬间进入了阴性被清零的状态。 更糟糕的是，中国过去的所有防疫措施都是基于动态清零的原则建立。动态清零的突然取消，留下的是一个巨大的真空，没有任何替代或弥补方案。 为了实现动态清零，几乎中国所有的检测都依赖于政府主导的核酸检测。当新十条取消全民核酸后，全中国的新冠检测体系直接垮台。如果说之前中国感染病例数的问题只是不少地方刻意抬高无症状感染病例数，让确诊数看上去更漂亮，也让新冠疾病看上去更轻微，那么检测系统的消失则让通报病例数与实际感染彻底脱轨——没人再知道中国感染情况到底如何。我们可以从社交媒体上民众分享阳性经历来推测一些地方疫情严重，但不可能获得确切的疫情状态。 2020年，时任美国总统川普曾滑稽地表态没有检测就没有疫情，2022年底的中国正在实践这一点。遗憾的是，没有检测真的没法消除疫情。普通老百姓只能想办法抢购抗原检测。过去在动态清零的大方针下，民众自测的抗原检测在中国没有用武之地——虽然中国是全世界抗原检测的主要生产地，但大部分抗原均出口欧美。一夜之间，政策改变带来的是突然的需求激增，民众买不到抗原，只能亲友间互相接济。 同样买不到的还有各种感冒退烧药。过去为了找出潜在的感染者，中国大部分地方一直实行极为严格的非处方退烧药管控，一旦暴发疫情直接禁止出售的更是比比皆是。可政策突然转向后，成了药店不得关门、不得禁售，老百姓感染了变成居家自愈，需要自备药物。供给端在长期限售下储备不足，更难满足实际需求。 一些配不到药的老百姓又加入到了去医院排队求药的大军之中。而医院本身也要应对突然激增的“发热病人”，医务人员又免不了因感染而减员，最终导致医院始终人满为患，医疗水准大受冲击，形成了事实上的医疗挤兑。 为了让急转弯看上去更合理些，体制内的专家们纷纷开始演起了川剧变脸，几个月甚至一两周前他们还在大谈奥密克戎如何危险，后遗症如何严重。新十条出台后立刻宣称新冠在变弱、已经变得很弱、绝大部分是无症状，极端的干脆把新冠称为感冒。 此类宣传并没有让急转弯看上去更柔和，反倒更显得突兀。毕竟互联网是有记忆的——至少还有短期记忆。人们把专家们前后几周的两极言论截图放在一起，感概新冠病毒没有专家们突变得快。 更为现实的一点是，在中国没有疫情时，无论专家们如何宣传，舆论管制下的绝大多数百姓没有别的渠道去求证。可当疫情暴发了，百姓对病毒有切身体会了，那些为宣传而宣传的专家们很容易被现实打脸。例如宣传95%以上无症状，北京市民很快发现几乎人人都有症状；宣传说就是感冒，不少感染者却发现症状其实很难受。 舆论宣传与现实的脱节，和中国防疫转型后发生的种种抢购、医疗挤兑一样，证明在急转弯下，中国老百姓都晕车了。 从来没有真正的躺平，只有认真准备才能平稳开放 放弃动态清零后的中国，突然成了完全躺平状态，走上了过去中国嘲讽过的西方群体免疫之路。但事实证明这条路走起来一点都不舒服，反倒是危险重重。 中国的执政者裹挟着防疫专业人员们，在批评国外防疫措施近三年的时间里，已经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没有执行极为严苛的物理防疫不代表躺平，西方国家、地区不是没有实施任何防疫措施就通过群体免疫和新冠共存。 如果我们从疾病的角度去思考新冠，那么会发现，这是一个传播极为迅速且有很大隐匿性的疾病——不少人全程无症状，即使有症状的人在症状出现前也具备传染力。这种隐匿性让防传播极为困难。加之疫苗对传播的阻断作用也有限，要阻断传播必须依赖极为严苛的物理防疫措施，这也是中国过去三年做的事情。 如果想放弃绝对的阻断，与病毒共存，那新冠的致死风险也不可小觑。特别是对于未接种疫苗的高危人群，如老人或有多种基础疾病的人人。像香港的数据显示一针疫苗未打的80岁以上老人感染奥密克戎病死率可达14.6%。考虑到病毒的传播力，与病毒共存意味着高危人群也有很大几率感染，将受到严重的健康威胁。 因此，共存的前提必须是把新冠疾病的烈度降下来，让高危人群的病死率、重症率降到很低的水平，甚至要比流感都低，才能把整体的疾病健康负担降到社会可承受的范围。即便此时，新冠仍会是一个比较严重的疾病，只不过不必再用放弃社会正常生活的方式来应对，而是在常规医疗体系内消化。 要做到把新冠疾病的烈度降低，必须要有良好的疫苗接种率，特别是需要很高的高危人群的疫苗接种率。仅打过疫苗还不够——我们已经知道随着时间推移、新突变株的出现，疫苗有效性会下降。因此疫苗接种率、接种针数必须与实际免疫防护的完善度结合考虑，例如老年人即使接种过三针了，如果已经是半年前，那可能也要在新一轮疫情暴发前完成加强接种，才能有足够的保护。除了疫苗，还需要抗病毒药来进一步保护脆弱群体。 西方国家在与新冠共存的路上，就是在不断推进疫苗接种，有了抗病毒药后又开始储备推广抗病毒药物，完全不是中国媒体所宣传的“躺平”。 此外，奥密克戎的超强传染力也意味着，即便通过疫苗接种大幅降低了重症风险，一时间大量民众感染仍会带来社会人力短缺的威胁。对此，西方社会普遍采取了尽量延缓传播、压低曲线以降低疫情冲击的措施，比如合理缩减隔离时间，同时增加抗原自测的使用——包括直接分发抗原试剂；奥密克戎暴发期鼓励民众减少聚集、轻症不必去医院等等…… 而且，几乎每一个国家第一次遇到奥密克戎时，即便有所准备也会有手足无措、匆忙调整的阶段。毕竟第一波奥密克戎疫情往往会在两三个月内让一个地区20-30%的人感染，再多的准备也很难完美应对。但是很显然，只有认真准备才能相对平稳地开放，进入与新冠共存阶段。而中国由于整个防疫体系是为清零而建，突然的开放意味着毫无准备地面对奥密克戎暴发，自然会引发危机。 中国如今正是在向世人展示：面对新冠，真不能躺平。 在最糟糕的时候以最糟糕的方式开放，疫情走向难以预测 从政治角度来看，中国或许选择了一个“对”的开放时间：决定国家未来走向的二十大结束了，民众对动态清零的不满到了新高，甚至有年轻人愿意冒险游行抗议，正好顺水推舟。可是从防疫本身来看，中国的开放是在最糟糕的时候用了最糟糕的方式。 从时机来看，12月正进入寒冬，随着气温降低，人们更多在室内聚集，呼吸道传染病的传播风险就会更高。不仅是新冠，今年很多国家的流感、RSV也更早进入传染高峰。中国选在当下开放，等于挑了个多种呼吸道疾病最有可能同时暴发的时间点。 此外，截至11月28日，中国80岁以上老人三针接种率刚到40%，60岁以上老人仍有2500万未接种疫苗。同时，绝大多数人接种的上一针疫苗又在一年之前，人群免疫水平并不是很高。12月初时北京、广州、重庆等地都处于大暴发前期。此时开放，不仅把大量高危人群暴露在危险中，也没有留下余地去完善疫苗接种。 从开放的方式来看，由于毫无过渡期，原有的防疫体系一夜崩溃，新的防疫措施又没法立刻跟进。例如核酸检测退台，抗原检测却跟不上，疫情监控完全消失。没人能有真实可靠的数据知晓北京的疫情发展到什么阶段，更没有人清楚接下来哪些地方会遇到什么样的疫情。彻底的情报真空意味着防疫部门即便有心，也无法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 更为糟糕的是，中国的医药系统也没有获得任何转向甚至是喘息的机会。大量感染后必需的退热阵痛药从药企到药店都没准备好。如果说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还有较快弥补缺药问题的可能，医疗系统的挑战则要严峻得多——由于没有时间完善分级诊疗制度，医疗系统从之前疲于奔命管理方舱立即转为承受大量发热病人，还得同时面对医务人员因感染而减员的危机。 在最糟糕的节点选择以最糟糕的方式开放，给中国民众的健康乃至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确定性。我们很难判断中国如今的人群免疫水平如何，更难以预测疲惫不堪的医疗系统能否避免医疗挤兑的发生。同样难以判断的是，当奥密克戎从一线城市转向中国更为广阔却医疗资源更薄弱的乡镇农村，会发生什么。 11月末，中国勇敢的年轻人在被疫情剥夺了三年青春后，问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要这样防疫？如今，当奥密克戎横扫北京乃至全中国，我们仍然要问同样的问题。 （歪脑的专栏、评论和分析文章均属文章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