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辈子进了3次法院，基本上都是为了红树林。”刘毅脸庞晒得黝黑，是他守护湿地的印记；“我们点了个火，然后它继续在燃烧。”周志琴说着，温柔地笑。一批80、90后NGO工作者在湿地放火，点燃保护湿地生态的火苗，试图守住红树林防线。

中国是全球湿地类型最完整的国家之一，但中国的湿地生态却急速萎缩中。这群年轻人定义自己为中国环境草根人物，旨在推动保护湿地的公民参与。

从生态省到地产岛 湿地命运乖舛

刘毅致力于守护红树林生态系统。2001年他还是个大学生，就创办了中国红树林保育联盟（CMCN），如今身为红树林科研领域博士的他，兼任机构的理事长和总干事角色，专注带领红树林保育联盟，因为他认为保护湿地刻不容缓。

“中国有超过20个以红树林为主的保护区，当中可能20%只有一块牌子，以县级居多，甚至连一个管理人员都没有。”刘毅提到，在当时，保护区普遍存在“名存实无”的现象。福建厦门集美区曾有100多亩的古老红树林，然而，“在林业部门的牌子背后，红树林却正在被填埋，这是很讽刺的场景”。刘毅展示那时当地的画面，照片上告示牌上写着，“红树林是国务院明确规定必须依法保护的特殊林带，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改变红树林林地的用途”。

然而为了经济发展，自然环境的保育经常被牺牲，红树林因此命运乖舛。刘毅表示，从1960年代的围海造田，1970到1990年的围垦滩涂和围海养殖，再到2000年以来的城市化发展，红树林不断失守。中国有37种红树植物，很多处于不同程度的濒危状况。2001年，中国的红树林面积减少了53%，2014年，这个数字更上升为73%。

湿地消失的危机也出现在海南岛。2014至2018年，公益人士周志琴在当地执行全球环境基金（GEF）的海南湿地专案，她指出，海南岛是中国最年轻的省份，从生态立省，后来转型为国际旅游岛，到最近提出的建设为自由贸易区的概念，在这样的发展背景下，红树林经历过急遽减少、再缓慢恢复的过程。目前海南岛的红树林约有5,700多公顷，而数字曾经一度跌到不足4,000公顷。

周志琴说，海南岛可说是中国红树林的中心，网罗所有种类的红树植物。然而这里当前仍面对不少威胁：大规模的地产开发、城镇发展，导致湿地被填埋；而红树林挨着村庄，生活垃圾随意丢弃红树林中，加上密集化的养殖塘，一昧追求高产量，不当使用药剂；此外，填海造陆也改变了洋流方向，形成不同的冲刷和淤积，让海岸线饱受威胁。

然而官方和民众普遍缺乏“湿地”的概念，是NGO推动保育工作的一大阻碍关卡。“湿地是很好的旅游资源，旅游部门却跟我说，我们的规划里面没有‘湿地’两个字。”周志琴回忆起和官方的对话，引述道。“湿地牵涉很多不同部门，好像大家都有关系，大家又都不管，只有林业部门说归我管，所以它是一个多龙治水的状况。”
 

盲目种速生红树 黑脸琵鹭没饭吃

对湿地概念的缺乏理解，除了造成保育缺位之外，也带来了胡乱修复的乱象。“红树林保护存在各种空缺，很多重要的湿地未获保护，保护地人员缺乏专业管理能力，而修复滨海湿地，大家就只知道种红树。”

周志琴引述海南省东方市的例子，阐释盲目种红树的坏处。东方市四更镇境内的动物保护区，为吸引濒危禽类黑脸琵鹭落脚，当地政府打出“种万亩红树”口号，在滩涂区广种红树。然而，本土红树生长速度相较慢，为求成效，政府种的是外来种的速生红树，扩张性相当厉害，一年多就长满了保护区。

看着眼前情况即将变成紧迫的生态危机事件，周志琴向当地政府提出黑脸琵鹭的生态建议：“黑脸琵鹭不需要那么多红树，应该要做清理，因为黑脸琵鹭需要滩涂，滩涂是牠的餐桌（滩涂，是海滩、河滩和湖滩的总称，指沿海大潮高潮位与低潮位之间的潮浸地带，河流湖泊常水位至洪水位间的滩地）。”她建议，清理这些速生红树林。

她回忆，官员的反应是感到不满，并且拒绝了她的建议：“不好吧，刚刚才种下去，你就要我拔掉。”在诸多制约下，生态保护者们只能期待速生红树自己死掉。他们担心相同事件一再发生，于是火速着手制作《红树林生态修复手册》。

‘中国环境保护议题已经到了非常敏感的位置。’周志琴说，‘地方政府采取谨小慎微的态度，不愿意再建保护地，因为他们必须投入更多的精力落实保护工作，一但没保护好，还要面对被问责的压力。’

中国海岸线的水泥化，也把红树林逼向死路。刘毅说，80%、90%的中国海岸线是以水泥、石头建起宏伟的海堤，而80%以上的红树林位于海堤外围，而海堤建筑的位置在高潮带，甚至在中潮带上部，正好位于红树林分布最主要的区带，不但已经侵占红树林的领土，而且未来如果气候变化、海平面上升，红树林将会被迫往陆地退生，可是如今退路却被切断了。

更令人忧心的是，红树林生态系统除了植物外，还有超过2300种各式各样的动物和生物——70%至80%的水生鸟类生活在红树林生态系统里面。“在中国，滨海湿地是所有湿地减少最快的，因为东部沿海是经济发展最快的区域，土地开发程度大。”阿拉善SEE基金会的任鸟飞专案经理张琼说。偏偏中国东部地区属于东亚─澳大利西亚的候鸟迁飞带，每年有超过246种水鸟经过这条路线。

“珠江口的深圳湾也位在东亚─澳大利西亚的迁飞路线上，2007至2010年曾经记录到大约90,000只候鸟，现在维持在50,000只左右。”深圳市红树林湿地保护基金会副秘书长李燊说。他打从学生时期就投身生态行列，40年来，深圳以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火速崛起，躲不掉填海造陆、兴建工业区、养殖产业造成的环境戕害，“深圳高达85%的自然海岸线消失了，红树林破坏了75%。”
 

与政府周旋 守住自然防线

NGO在夹缝中求生存，出手抢救正值存亡关键的湿地，免不了与政府周旋。“中国没有私有地，土地都是国家所有，我们看到环境威胁，向当地森林公安去举报，让他们采取一些措施。”张琼说。当然，走上法院也是难免的。刘毅坦言，在保护过程中，有一些“难啃的硬骨头”，例如相关地区不在保护区范围，或是设计到政府的行为，“我这辈子进了3次法院，基本上都是为了红树林，一次是行政诉讼，两次是公益诉讼。”

“中国环境保护议题已经到了非常敏感的位置。”周志琴说，“地方政府采取谨小慎微的态度，不愿意再建保护地，因为他们必须投入更多的精力落实保护工作，一但没保护好，还要面对被问责的压力。”

不仅是保护地成了官员的烫手山芋，“在中国，政府部门和NGO机构的衔接没有做好。”张琼点出症结。此外，中国的境外NGO在有关NGO的新法实施后，失去不少伙伴，国际援助项目也出现退潮现象。执行国际项目长达10多年的周志琴说，“国际项目有不可取代的桥梁作用，可以衔接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包括政府、企业、民间机构、科研单位和社区。”

在各种阻碍之中，保护湿地的行动在继续前行。直到近期，在刘毅最新的微博上，他继续在向网友介绍福建莆田湄洲岛的红树林物种介绍牌上的错误之处；在分享自己在海边看见的放生外来物种入侵，在呼吁人们关注保护湿地和红树林。最惹人注目的，还是他分享的各种美丽奇异、不为人所熟悉的湿地生物。“我红树林的贝类就是丰富”，他在一条微博中说道。而这，或许就是红树林守护者们继续坚持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