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0日起，北京和大陆北方地区遭受一个月以来第四次、今年内第八次沙尘暴袭击。北京城区黄沙漫天，清晨如黄昏，多数地区最低能见度小于1000米，天空一度出现沙尘天气中特有的“蓝太阳”现象。气象局数据指，北京4月12日的空气质量指数为500，已达到6级严重污染，主要污染物为PM10。 在简中网络，有北京市民分享自己在睡梦中被“土味”呛醒的经历，称“一呼一吸都是撒哈拉大沙漠的味道”。几幅AI合成图，将一群骑骆驼的人摆在北京当日昏暗、黄沙漫天的景象中，居然也毫无违和感。“沙尘暴或影响到江浙沪”、“上海沙尘暴”紧随着也上了热搜。 未被沙尘天气波及地区的网民则“感谢”秦岭挡住了“蒙古吹来的风沙”。但事实上，极端天气更波及至全国18个省市区。除北京外，新疆、内蒙古、甘肃、宁夏、陕西、天津、山东、河南、江苏、上海等地区都有扬沙或浮尘天气。中国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表示，此次的沙尘暴约影响5.6亿中国人。 由于波及范围广，受灾程度深，中国气象局在记者会上说：“这是近十年来最强的沙尘暴。”自三月以来，中国已经历了4次沙尘天气，包括2次扬沙天气、1次沙尘暴天气和1次强沙尘暴天气。这样的数据，比去年三月的2次多，也比20年来平均每年3.3次还多。 之所以说“近十年最强”，也是因为沙尘暴天气本来在近年来已有所缓解。千禧年以来，当局一系列的植树造林、防沙治沙工程已减缓春季沙尘暴的影响范围。以往每年的2、3月是北京春季空气品质备受考验的时候，有“二月吸霾、三月吹沙、四月飘絮、五月吃土”的说法。在政府连串的治理下，在2018年，北京重见蓝天。绿色和平组织(Greenpeace)同年对中国政府数据进行的一份分析，证实空气污染问题已有所缓解，北京和中国东北部其他27个城市的污染程度大幅下降，同2016年最后三个月相比平均下降33%。在2021年前，上一次严重沙尘暴出现在2015年。 而如今，沙尘暴又杀回来了，情况甚至比2021年那场“十年内最强沙尘暴”更糟糕。面对沙尘暴肆虐，网民戏谑也好、埋怨也罢，许多人都在问，为什么今年的沙尘暴如此频繁？治理了这么多年，种的树不管用了吗？ 官媒：天灾难躲 为回应舆情，官媒刊出了一系列的报导，请专家分析此次沙尘暴的成因。这些文章将本次特大沙尘暴主要归因为自然因素，我将官方提出的要点总结摘抄如下。 第一、沙尘暴的沙源主要来自于蒙古国，受天气因素影响而加剧。 观察者网称，北京沙尘天气的沙源，主要是蒙古国中南部的戈壁沙漠以及内蒙古中西部的沙漠，此外还有内蒙古偏东部靠近河北北部的浑善达克沙地、东北的科尔沁沙地，在高温、降水少和强风吹拂之下带来沙尘暴；而本次之所以造成明显严重的黄天景象，也是在于从西北地区出现比往年较高的温度与强风，在热力与动力双重条件的促成，才让北京出现少见的沙尘暴笼罩。 而在2021年，官媒已将蒙古国视为沙尘暴沙源。环球网刊出文章指《邻国黄沙千里奔袭致我国多地污染“爆表”》。 第二：沙尘暴无法根除。 沙尘和沙尘暴是自然界常见现象，无法从根本上消除。沙尘天气会带来交通、人体健康上的不利影响，但同时也要看到沙尘天气对于全球生态系统有利的地方，沙尘天气会起到调节作用，是自然生态系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紧随其后的是第三点是：不能因沙尘频发，否认中国生态防护林的作用。 专家分析指，中国以往的治沙措施行之有效，但只能一定程度上减缓沙尘暴的影响。 综合而谈，要根本上完全防堵沙尘的出现并不可能，即便是中国的三北防护林（在西北、华北、东北的防护森林带），也无法根绝西北地表裸露和沙尘扬起的困扰。中国气象局4月15日在记者会上强调，只要气候条件（高温、少雨、强风）达到一定程度，卷土重来的可能性就极高。 第四：未来治理，是需要国际合作的。 新京报文章指，蒙古全国70%的土地面临不同程度的荒漠化和沙漠化，这也形成了进入我国沙尘的源头；从根本上来说，恢复蒙古国的生态平衡，防止荒漠化，才是减少沙尘暴更重要的路径。对此，尤其需要进行国际合作。 自然因素vs人为因素 沙尘暴问题对于中国来说，真是“天生不足、后天失调”。中国广大的西北部是全球四大沙尘暴区之首的中亚沙尘暴源区的一部分。由于气候乾旱，包括新疆、内蒙古、西藏甘肃、青海在内的多个西部省市土地荒漠化问题长年持续恶化。 因此，北京受沙尘暴之苦已久。暂不论上至秦汉下至晚清对沙尘暴的记载，仅在60至80年代，北京春季的沙尘日数在10至20天以上。1966年，北京还创下了20天的沙尘暴天气纪录。2000年，时任中国总理朱熔基示警，不控制好沙漠化问题，迟早要迁都。2006年，北京沙尘暴这一议题更炒进了全国人大会议，479名代表联名提议将首都迁出北京。 2000年9月，大陆学术刊物《地理学报》发表文章，探讨华北沙尘天气的成因与治理对策。文章表示，影响华北地区的沙尘天气主要要发源于内蒙古中西部和河北西北部。除发源地及沿途地表粉尘外，城市扩展地区的地表裸土和建筑砂石也是扬尘的主要来源。 简单来说，沙尘暴中有沙也有尘。沙源的形成是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中国北方因滥耕、滥伐、滥牧、过度开发等现象而造成的草地沙化、土壤退化、水源短缺，直接导致了地表覆被状况整体恶化。 此外，大风天气、全球暖化以及厄尔尼诺事件等自然因素及气候变迁也令强沙尘天气陡增。 随后的十年内，北京又经历了30多次沙尘暴，沙尘天气甚至影响邻近地区。除中国华北地区外，韩国、日本、台湾和香港等地区也被波及。 香港《文汇报》在2010年9月以整版篇幅报道华北沙尘暴袭港。文章告诉读者，沙尘暴成因是自然和人为因素参半。中国80%以上的沙尘暴沙源来自内蒙古地区，内蒙古的生态环境持续恶化，导致了北京和华北地区沙尘暴频发。其中，包括过度的农业活动以及经济及社会发展在内的人为成因，比地理和生态因素在内的自然成因，更迅速、更严重地加剧了西北地区的沙漠化，导致了沙尘暴天气的出现。 这与如今当局对沙尘暴天气成因的剖析，侧重点不同。沙尘暴显然不仅是“大自然的运作”，让人类顿生敬畏之心。至于影响北京的沙尘暴是否来自蒙古国，根据中国科学技术部、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以及《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在2001年联合出版的《全球沙尘暴警世录》一书，学者在分析2000年环北京沙尘暴成因时指出：“根据风沙流运动规律的有关理论研究，大于 0.05 mm 的沙粒一般不会被风带入高空长距离搬运。所以，沙尘暴一般都是就地起沙或近距离起沙。” 蒙古国的风沙是否能吹袭至中国华北地区且仍保持强沙尘暴的风暴强度，仍需进一步商榷。 种的树有用吗？ 自1980年起，中国已提出“三北防护林工程”，展开大规模防治荒漠化工作；九十年代，又展开治沙工程，推动“十年全国治沙工程规划”。千禧年后，中央加大对沙尘暴问题的重视，下发“退耕还草还林工作实施方案”，列为“西部大开发”的重点工作；并开展“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在北京周边地区种植了大片防风林。这一系列工程被官方誉为“绿色长城”，北京的“防沙屏障”，令北京超过六成的土地被绿色覆盖。 为防止西部草场退化，当局采取相当严苛的打击措施。广东人爱吃的“发菜”主要分布在甘肃、青海、宁夏、陕西、河北、内蒙古等地，由于生长于生态脆弱的荒漠地区，被认为在采集过程中会破坏草场，从而加剧沙尘暴天气，因此被列为保护植物，严禁采集和销售，结果却造成市面上的假冒发菜越来越多，对草场保护的效用反而不彰。 经过二十余年的投入，若要赋予政府一系列防风治沙政策积极意义，就需要解释为何沙尘暴在近几年并未缓解反而加剧的问题。“绿色长城”的屏障是否出现破口，也是近期学界讨论的问题之一：频发的沙尘暴并不意味着政策全然失败，但它确实显示，光凭植树已不太可能改变气候变迁带来的影响。 与此同时，防沙政策亦遭遇瓶颈。随着植树面积不断扩大，许多地方政府发现想要找到新土地种树、达成中央政府设定的目标已经越来越困难。此外，在水资源十分缺乏的沙漠边缘地区种树，实属不易。北京林业大学分析估计，大约有 85％新种下的树木最终可能都会死亡。 除了寻找新土地种树遇到障碍，一些已种植树木的林场，也会遭人破坏。2021年 3月，甘肃省的阳关林场就传出防护林遭人违法砍伐、改种经济价值更高，但更耗水的葡萄园的消息。 有学者甚至认为，尽管中国自21世纪后积极投入荒漠化治理工作，并投入庞大资金，却只是带来了“局部改善、整体持续恶化”的局面。 而以当局治理荒漠化的政策调整来看，只是种树，“以林治沙、以林防风”是远远不够的。主管防沙治沙与退耕还林的中国林业局曾提出三大治理措施，包括改善沙源、固定流沙和规划预警，侧面反映中央政策的方向修正至以预防和维护为主，以做长期治理的打算。从这一方向来说，沙尘暴的确无法根除，改善应是政策努力的方向。 国际合作是关键？ 土地荒漠化和沙尘暴早已被认定为国际议题。自九十年代，中国政府已因应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藉由国际合作机制，寻求防治资金和技术。 从区域来看，自1992年发起东北亚环境合作会议，中日韩三国到1999年已建立起环境部长会议机制。多年以来，包括韩国、日本、义大利、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等多国已与中国签署合作协议，共同治理沙尘暴和相关环境问题。 至于邻国蒙古，2002年中蒙双方就共同防治沙尘暴签署相关协议。2003年中蒙合作进行了全球环境基金东北亚沙尘暴防治技术援助专案。2009年，中国向蒙古捐赠两座沙尘暴监测站，将合作领域扩大到蒙古境内进行沙尘暴监测合作，以共享数据。2011年和2013年，联合国和中国还联合主办了“蒙古国防沙治沙技术研修班”和“蒙古国荒漠化防治培训班”。 虽然国际间尚仍未有一个完善的专门防治沙尘暴的国际公约，但当前中国在沙尘暴问题上已展开和建立起地区性及国际性的合作模式，并非孤军奋战。且要靠国际合作或公约来协调、甚至是约束各国的行动，以做出长远的规划，从当前经验来看，恐怕难以实现，只会陷入互相卸责的局面。 飘移的环保政策？ 在中国，如何平衡经济与环境间的关系，仍是一个敏感话题。纵然多年来当局已强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承诺加快减碳步伐，以遏制全球气候变迁，但保住“钱袋子”仍是各地官员的首要任务。 《纽约时报》撰文指出，中国的污染问题已成为一种潜移默化的挑战；特别是在经历了严酷的新冠防疫政策后，复工复产的压力随之而来。最近结束的全国人大会议期间，空气严重污染，据信是钢铁和水泥产量上升所致。而这次会议上通过的新五年发展规划，没有把政府应对气候变化的更具体建议包括进来，令许多环保组织感到失望。 另一个可以探讨的问题，在于中央于2020年开展的“退林还耕”政策。为优先保障粮食、蔬菜等农产品的生产，中央和各级政府严格管控耕地转为其他农用地。目前，已有官媒开声阐述“退耕还林”与“退林还耕”政策并非“开倒车”和“瞎折腾”，但未有官方文件具体阐述两者实施和操作的区分。在知乎，一个名为“国内退耕还林，之后又退林还耕，农民损失大吗？”的帖子下，最高赞的回帖答：“怎么会有人问这个，我这样的农民也算人吗？” 应该说，决定未来中国对沙尘暴治理方向和成效的一大因素（或是一大挑战），仍是政策实施的合理性、稳定性和贯彻度。在此之前，北京和华北地区的居民只能学着与春季沙尘暴共存。 （歪脑的专栏、评论和分析文章均属文章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