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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德华・艾尔加《威风凛凛进行曲D大调第一进行曲的“希望与光荣的土地”》
(Land of Hope and Glory in Edward Elgar’s Pomp and Circumstance March No.1)

每年夏季举行的“逍遥音乐节”（BBC Proms），在连续两个多月的音乐会之后，到了音乐节的“最后一夜”（Last Night of the Proms），当晚的音乐会总有近乎相同的曲目，每年都会演奏几首传统英国的爱国音乐，其中包括艾尔加的《威风凛凛进行曲》，到最后以国歌作结。在“最后一夜”的音乐厅里，总是气氛高涨，观众挥动英国国旗（夹杂几支其他国家的国旗，和零星的欧盟旗），为“逍遥音乐节”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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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的夏天，英女王离世，全国一片哀悼。英超暂停，逍遥音乐节也提前结束。伦敦的皇家艾尔伯特音乐厅（Royal Albert Hall），没有如常奏起艾尔加的《威风凛凛进行曲》，也没有观众合唱“希望与光荣的土地”的声音。“最后一夜”的“希望与光荣”，今年在英国缺席。

英国失去希望和光荣，要追溯源头、找出大国何时开始殒落，几乎不知从何谈起。碰巧遇着女王的离世，只是戏剧性地为深陷泥沼的英国头上，多加几片愁云惨雾而已。

此际英国，的确颓势不止地堕入深渊，经济停滞是致命伤，几乎读每一期的《经济学人》，都可看到英国经济跟其他国家相比如何严重滞后。特别是大部份国家早已踏入“后疫”时代，也是恢復元气从谷底反弹的时候，偏偏英国经济持续疲弱，濒临衰退边缘。在G7七国里面，英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在2022年第二季的GDP增长、比2020年刚开始封城抗疫的时候还要低，就连一向以经济差而闻名的意大利，经济也比英国做得更好。

资料图片：2014年的“逍遥音乐节”，在“最后一夜”的音乐厅里，气氛高涨，观众挥动英国国旗（夹杂几支其他国家的国旗，和零星的欧盟旗），为“逍遥音乐节”闭幕。(AP / Guy Bell)

全民公投为什么与传统代议政制产生矛盾？

经济低迷，跟政治关系密不可分。

经济差令英国人生活困难，但真正令英国人失去希望和光荣的，是那场没有完结迹象的政治闹剧。从约翰逊（Boris Johnson）死不下台、卓慧思（Liz Truss）闪电过场，到今天辛伟诚（Rishi Sunak）入主唐宁街十号，两个月内三个首相（另加两个国王），真是情何以堪。当大家耻笑唐宁街十号变成了Airbnb（只作短暂居住），又或是Larry the Cat才是真正的主人的时候，那个在“政治学101”里面的“西敏模式”（Westminster Model），明明以往是民主制度的典范之一，为何今天沦为笑柄？

时间稍为拨前到2015年的时候，英国最大的危机是面临脱欧压力。国内意见分歧，最后要以公投方法解决问题。但这公投的做法，由始至终都不符英国的代议政治传统，以至即使脱欧多时，仍然有不少人将今天英国的政治乱象，归咎于当年的脱欧公投，令国家陷入分裂。当然，这些分析并非无的放矢，公投与英国的代议政制，的确存在矛盾。

2022年10月22日，反对英国脱欧的人士至今还在举行抗议。(REUTERS / Henry Nicholls)

英国传统崇尚代议政治，同时权力非常集中，国会揽尽行政和立法的工作。在选民选出所属地方的国会议员的时候，也是间接为执政党投票，选出执政党。执政党的内阁组成之后，基本上从此畅通无阻，直至解散内阁，或下次大选的来临。同一时间，国会议员最重要的工作，亦是以维持政党执政为最大责任。虽然权力集中，但不代表没有制约，特别是单议席单票制的选举制度之下，选民可以轻易在大选的时候进行赏罚，将表现差的执政党踢下台。当然选民能够发挥制约作用的前题，是要等到大选来临的时候。

权力集中的制度安排，背后的隐喻是：虽然政治乃众人之事，但处理政治、掌握政治并非众人之事，而是由懂得政治的政治人物，为人民作最好选择，不轻易给民意左右。这制度的隐喻，明显跟公投所代表的直接、参与式民主，互相抵触，构成矛盾。实际上，英国也是到了1975年才迎来首次的全国性公投，当年通过公投，决定是否保留欧洲共同体（欧盟前身）成员的身份。后来，公投制度逐渐进入英国地方政治，但在全国举行的公投，仍然非常有限（共计三次，在1975年以外，2011年曾经公投更改选举制度，2016年则是脱欧公投）。

公投次数有限，但公投所产生的政治后果，足以令到代议政制进退失据。2016年的脱欧公投，留欧与脱欧的二分，与本来英国两党的政治划分并无重叠，导致脱欧之后，保守党到今天都没法完全消化得来，无论是文翠珊还是约翰逊，都没法带领英国真的步入脱欧后的正轨。除保守党外，在野工党同样沉寂，特别是经过郝尔彬（Jeremy Corbyn）领导之后，工党经历了长时间的落后，无法对保守党构成威胁，直至施纪贤（Keir Starmer）上任、约翰逊爆出派对丑闻之后，工党才算重生。

公投和英国原有的代议政制所产生的矛盾祸延至今，是造成今天英国政治乱象的远因。但还有更多制度上的缺陷，直接令英国步向“from bad to worse”的万劫不復。

2022年10月26日，辛伟诚就职英国新首相当天在报刊亭中看到的一系列英国国家报纸的头版。(AP / Alastair Grant)

政党党员权力过大的致命伤

在英国脱欧之前，英国企鹅出版集团旗下的塘鹅丛书（A Pelican Introduction），在2015年的时候，出版了英国雅息士大学（University of Essex）政治学教授Anthony King写的《谁管治英国？》（Who Governs Britain?）。这小书通过分析不同的角色持份者，像政党、党员、选民、外国势力等等，探讨谁人拥有对英国最大的影响力，真正管治英国。

书的结论，是世界、时代、人情俱变之下，以往权力集中在执政党内阁的年代早已远去。即使国会西敏宫继续古色古香，大笨钟的钟声经过几年静止维修之后恢復报时，但制度的落后，却令政府尴尬不已。

在芸芸角色之中，其中一个最落后的部份，是政党党员（party members）的角色。二战之后，主流政党曾经迎来短暂的光辉岁月，党员人数众多，像上世纪50年代，保守党曾经有近300万名註册党员，但后来数目不断下跌，到今天只剩17万左右（今年保守党党魁选举合资格选民的数字），工党情况同样“半斤八两”。

现实上，政党党员实际人数可能更低，因为政党都倾向“报大数”、夸大自己基层党员人数。政治学者英高赫（Ronald Inglehart）早就分析政党党员人数下跌，跟后物质主义的兴起有直接关系，中产阶层关注不同后物质价值，多于传统的经济秩序。但党员人数下跌的情况，全世界政党都无一例外，而对英国政治制度真正造成致命伤害的，是这些党员的权力过大。

以保守党为例，党员的权力，除了像早前可以在保守党党魁选举中投票之外，同时亦可以在所属的地方支部，选拔代表（candidate selection）保守党的候选人。对一般选民来说，投票日的时候可以选择代表工党或保守党的候选人；但如果是保守党党员，可以事先筛选保守党的候选人，挑选谁人可以出战。在党员人数大幅收缩之后，意味着党员在政党内的“票值”大幅提升，即党员所拥有的权力也上升了。箇中逻辑不难明白：举例在1950年代选保守党党魁，党员的一票，影响力只值有300万份之一；但来到2022年，党员一票的票值水涨船高，变成了17万份之一，票值上升了超过17倍。

理论上，党员是政党的根本，两者之间在目标、政策等等都应该一致。但现实上，今天保守党党员只佔全英国合资格选民不足0.36%、是保守党所得总票数的1%左右（以2019年大选合资格选民人数计算），这17万党员有多大程度反映了保守党支持者的想法？这些党员所作的决定，是否保守党支持者所乐见？

就以刚刚过去、暑假举行的保守党党魁选举为例，在首五轮由保守党议员有份投票的选举中，胜出的都是辛伟诚，卓慧思在首四轮甚至都赢不过排行第二的莫佩琳（Penny Mordaunt），偏偏到了所有党员有份投票的最后一轮，卓慧思得到大部份党员的青睐而当选党魁。

卓慧思的大幅减税方案，从她开始参选就已经确立，她和财相关浩霆（Kwasi Kwarteng）之间的互动和推卸，固然令人侧目，但保守党人的逼宫同样使人对卓慧思加添几分同情。现在辛伟诚是否可以平息动盪，保得住保守党的政权与否，关键是步入冬季之后英国人可否温饱。

2022年10月2日，卓慧思与财相关浩霆参加保守党年度会议。(REUTERS / Hannah McKay)

但另一方面，更值得关注和反思的，是今次卓慧思的闹剧本来是否可以避免。事实证明，保守党党员的偏好，明显跟英国大众、跟保守党支持者的主流，甚至是英国的市场经济，都有明显差异。既然无法像以往一样，有足够多选民登记成为党员、令党员可以完整代表政党，唯有削减党员不合比例的权力，才能避免制度上的缺口。

闹剧过后，辛伟诚刻下要收拾的，是约翰逊和卓慧斯所留下的残局，内在挑战是疲弱的经济，和不断要求提前大选的工党；外在的挑战则是没完没了的俄乌战争，和战争所加剧、影响每个英国人的能源危机。怎样看，这都是烂透的开局。

而现在有关英国政治最重要的问题，不再是“谁管治英国”（Who Governs UK），而是“谁拯救英国”（Who Saves UK），令英国再次威风凛凛，为人民寻回希望和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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